千米小说网

第2章 您是全欧洲最棒的记者（第2页）

第二年，26岁的默罗迎娶了珍妮特·布鲁斯特（Jaer），这个一头黑发的美女毕业于康涅狄格州曼荷莲女子学院，其祖上可以追溯到“五月花号”。在安静、拘谨的外表下，珍妮特内心热爱冒险，幽默感十足，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大学期间，她拒绝像父母那样成为保守的共和党人，而是成为拥护新政的忠实民主党人。在遇到默罗之前，她的梦想是搬到纽约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

193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聘请默罗担任广播访谈节目主任。两年后，他被派到伦敦负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文化、新闻与教育节目。随着战争逼近欧洲，默罗进入了疯狂的工作状态，他走遍欧洲各国首都安排辩论、国际人物访谈、知名外国记者现场评论，他对音乐会、赛狗会等各种活动也进行报道。

1938年年初，在希特勒即将吞并奥地利之时，总部设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意拓展欧洲业务。默罗聘请了驻在柏林、经验丰富的记者威廉·夏勒作为驻欧洲记者。在纳粹3月份进入维也纳之际，默罗和夏勒抓住机会改写了广播史。德奥合并几天后，两人第一次向美国发回晚间新闻报道，默罗从维也纳、夏勒和工党国会议员埃伦·威尔克森（EllenWilkinson）从伦敦，还有多名美国报社记者分别从巴黎、柏林和罗马进行了报道。最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孤立主义者路易斯·施韦伦巴赫（LewisSbach）在华盛顿进行了报道，他说：“如果这世界的剩余部分想要卷入这场争斗，机会就在眼前。”

晚间新闻报道取得了巨大成功。默罗和夏勒已经证明广播不仅可以播报新闻，还能进行现场报道，同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即时性将各地报道连接起来。他们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在仅仅一年的时间内，就将广播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新闻媒体，使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随后数十年时间里成为新闻广播界的翘楚。

内维尔·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和保守党领袖期间，尽管默罗从未在广播中公开批评政府对希特勒的怀柔政策，却经常播出张伯伦绥靖政策反对者发表的观点。唐宁街和白厅的很多人对默罗极为不满。“很明显，他们对我最近的言论不感冒，”1939年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可能战争开始前我就会被赶出英国。有几个身居高位的人好心规劝我：多说些对英国有利的话，这样对你有好处。”

政府官员劝默罗向英国唯一的广播新闻源英国广播公司学习一下。尽管英国广播公司接受政府拨款，并最终对国会负责，但它具备编辑独立性。然而，英国广播公司主任约翰·雷斯爵士（Johh）却不这样想。“假设英国广播公司向人民负责，政府也向人民负责，那么英国广播公司必须向政府负责。”雷斯说道。在他的领导下，英国广播公司将张伯伦不喜欢的新闻撤下，并且在新闻报道时完全依赖官方来源，不进行分析，不提供背景，不提出其他观点。在慕尼黑危机后不久，英国广播公司一个高层官员向上级领导写了一份机密备忘录，指责他们从事“缄默的阴谋”。他指控说公众被隐瞒了事实真相。

但是，默罗却不想步英国广播公司的后尘。除了对张伯伦的政策大加鞭挞以外，他还邀请温斯顿·丘吉尔和反对绥靖政策的保守党国会议员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美国播送他们的观点。由于这些人的观点与英国政府相左，他们被英国广播公司禁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成了国会中反对派的发声喉舌。

张伯伦在保守党中大部分的反对者是英国公立学校校友联谊会成员，他们热烈欢迎默罗夫妇加入上层社会。在英国期间，他们成为梅菲尔区高尚晚宴酒会、私家俱乐部午宴和豪华乡村别墅周末聚会的常客。默罗枪法高明，经常陪克兰波恩勋爵（e）在后者位于赫特福德郡的家族地产上猎杀松鸡和野鸡，克兰波恩勋爵后来成为索尔兹伯里侯爵，曾经担任过英国外交次长。他是英格兰当地名门望族的后裔，公开反对张伯伦。来自波利卡特溪市的默罗成为少数几个可以称呼克兰波恩勋爵儿时外号的非英国人。

他还是迪奇利周末射击聚会的座上客，迪奇利位于牛津郡，这座18世纪的庄园是英国最奢华的乡间别墅之一，庄园主名叫罗纳德·特里（RonaldTree），也是张伯伦的反对者。他是芝加哥百货巨头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Field）的外孙。家境优渥的特里从小在英国长大，1933年当选议会议员。她的夫人南希是南希·阿斯特的侄女，后者曾经是弗吉尼亚州的社交名媛，也是第一位被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女性。

尽管英国严格的阶层制度让默罗瞠目结舌，他还是与上流社会打成一片。有时他也替自己辩解，表白自己并非势利之人，不管怎样，“这些人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珍妮特·默罗的反应却有些不同，那些上层社会的女士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她英俊潇洒、影响力十足的丈夫身上，通常对她视而不见。她回忆说：“很快，她们就让我意识到自己没什么大用处。”这个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人认为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浅薄之极。一次，参加完迪奇利的聚会后，她在日记中写道：“别墅、宫殿、乡村俱乐部等等，这一切都那么漂亮。但是这给生活徒增了多大的麻烦呀！那里人潮涌动、相互寒暄、小题大做，有什么意义吗？”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宣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珍妮特·默罗对英国人轻浮的负面观感。但是，战争也把所有英国人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超过百万人口，不论他们是穷是富，被迫背井离乡，造成自1665年大瘟疫以来最大的移民潮。人们抛家舍业，妻离子散，到处百业凋敝，一片凄凉景象。

肯尼迪大使呼吁所有在英美国人马上撤离。超过一万名美国公民，包括他自己的妻儿，都很快乘船离开，其中一半是在英德两国宣战后48个小时内离境的。美国人（也夹杂着一些英国人）排着长长的队伍进入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离开英国。

伦敦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英国议会、唐宁街10号和其他政府大楼都被沙袋和带刺铁丝网路障层层保护着。防空气球高高飘在城市上空。士兵和警察守护着大桥和隧道，严密盯防破坏分子。商店橱窗用木板围上，或者粘贴着褐色的牛皮纸，防止炸弹爆炸造成玻璃破碎。由于灯火管制，皮卡迪利广场（戏院及娱乐中心）花里胡哨的电灯标志和伦敦西区剧院门前灯火通明的大遮檐都一片漆黑。特拉法加广场的喷泉也不再喷水。

巍峨的广播大楼位于时尚的波特兰广场街，大楼的防御工事经过特殊加固，默罗就在这里向美国播报。英国广播公司白色的总部大楼就在摄政公园几个街区开外，是破坏分子和德国炸弹的主要目标。好几层沙袋在入口处高高堆起，身背来复枪的哨兵在巨大的青铜制作的前门处值守，他们接到命令必要时可以开枪射杀。大楼内部优雅的装饰艺术风格空间被钢铁隔断和气密门分成若干部分，壁画上面覆盖着隔音材料。英国广播公司音乐厅里面的座椅都被撤掉，改造成一个巨大的员工宿舍，舞台和地板上铺满了床垫。

战争期间，英国广播公司仅剩一个新闻部还在广播大楼里办公，包括娱乐部在内的其他部门都迁到了伦敦其他区或者英国其他城市。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核心机构，包括主控室、播音室和新闻编辑室，都搬到了三层的地下室。在深深的地下空间，头顶的排水管道叮当作响，食堂飘来一阵阵甘蓝的味道，编辑、播音员、撰稿人和其他员工在这样的环境里夜以继日地工作，报道最新消息。

默罗和其他美国广播记者在B-4播音室报道，这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地下房间，原来是厨房储藏室。“播音室”用一个帘子临时隔开，一侧是播音间，里面放着一张桌子，一个麦克风，两把椅子；另一侧是档案柜、衣帽架、桌子和简易床，一般是新闻记者、工程师或者新闻审查员在这里眯上一会儿。

英国广播公司的巨大变化还体现在理念和风格上。一名员工回忆说，1939年9月之前，英国广播公司还是一个“舒适、惬意、文雅的悠闲之地，远离商业世界与俗世争斗”。约翰·雷斯爵士一手打造了这种高雅、矜持、略带清教徒特色的风格。在1922年英国广播公司成立之初，雷斯爵士就要求播音员穿着晚礼服播音。1937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发表演讲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将那里的气氛形容为“阴郁、谨慎”，“所有人都是那么规规矩矩、客客气气”。

到任伦敦后不久，默罗就和雷斯会面，明确表明他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会采取英国广播公司那种目中无人的风格。“我们的节目不会搞阳春白雪，相反，要面向下里巴人，做接地气的节目。”雷斯轻蔑地挥了挥手，“那样你就把广播拉到和海德公园演讲角一样的层次了。”默罗却点点头，“我正有此意。”

1940年初，雷斯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信息部大臣。在他卸任之时，英国广播公司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其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世界上最可靠的新闻来源。一位编辑认为：“英国广播公司会成为默罗真正的精神家园。”

英国广播公司开始大量招聘广播节目制作人和编辑，其中很多人曾做过平面媒体记者，这些人给编辑室带来了新气象，也带来了新闻工作经验。R。T。克拉克（R。T。Clark）是一位古典学者，曾在《曼彻斯特卫报》做过社论记者，他被任命为国内新闻部负责人。在英国宣战当天，他嘴里叼着香烟，向手下员工宣布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政策的重大变化，“兄弟们，战争已经来临。我们的工作是讲述事实真相，如果无法确定事实，宁肯不要报道”，这番话不仅赢得了新聘记者的支持，还让那些老编辑们欢呼雀跃，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曾公开吐槽英国广播公司篡改新闻、拒绝播送批评张伯伦政府声音的做法，其中很多人都是默罗的朋友，当克拉克宣布新闻以事实为基础、英国广播公司员工鼓掌祝贺之时，他们就站在编辑室的后面。

同美国广播网一样，战前的英国广播公司没有自己的国内国际记者，主要采用报纸和通讯社的报道。变革发生在克拉克执掌新闻部后：记者的现场报道成为电台的主要特色，另外，英国广播公司开始对事件深度解读，新闻简报也更有活力。尽管张伯伦政府和丘吉尔政府多次试图利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政治宣传，但克拉克和公司其他高层尽力保持新闻的独立性。就任首相之初，丘吉尔抱怨英国广播公司是“几个顽固的中立者之一”；作为回应，英国广播公司宣布，尽管保持国民士气十分重要，但这绝不是“故意歪曲事实”的借口。多数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做到了和政府保持适当距离。1944年，一贯愤青做派的乔治·奥威尔（GeeOrwell）一反常态地评价说：“英国广播公司获得了巨大声望，现在，‘我从广播中听到的’几乎等同于‘事实真相’。”

英国广播公司的变化对默罗影响至深，他本人的新闻报道理念与风格也在经历嬗变。一位编辑说：“对那些可怕的坏消息，我们进行翔实、全面的报道。这和默罗尊重事实的新闻理念不谋而合。在这点上，双方观念完全相同。”尽管默罗的东家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但英国广播公司是他第一个打交道的新闻机构。他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诸位英国同行一样，都在打造新事物；他们都信奉事实和新闻独立性；随着战争深入，他们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默罗视克拉克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出夜间广播后，两个人就经常在克拉克堆满书籍的地下办公室彻夜长谈，手里的香烟袅袅升起，将天花板氤氲成一片模糊。默罗有时也邀请克拉克和英国广播公司其他编辑到其哈勒姆街附近的公寓做客，喝上几杯美国波本威士忌，继续他们的讨论。其中一位参与者回忆说：“大家都把默罗看作自己人，绝不仅仅因为英国广播公司为他提供了办公设施，而是因为他完全和我们是一路人……大家很快接受了他，他是纯美国人的做派，我们则是纯粹英国人的风格。然而，我们却走着同样的道路。在广播公司大楼里，爱德华·默罗的名字如雷贯耳，和我们成了一家人。”

在战争前八个月里，英国和法国都认为这是虚惊一场，是德国的恫吓，默罗和英国广播公司甚至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重大新闻。英法两国只是向敌人领土散发了几百万份传单，对德国实施了海上封锁，又向位于德法边境、被法国人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象征性地派出了几个巡逻队。然而，希特勒在1940年4月入侵挪威、丹麦之后，局势急转直下。一个月后，德国装甲部队横扫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攻入法国。6月，法国投降。英国以不到德国十分之一的武装力量开始独自面对希特勒的战争铁蹄。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靠自己煽动性的演讲将国人的士气鼓动起来，然而，口头上的鼓舞远不能抵挡德国人的侵略。英国外交次长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Alexander）在日记中写道：“就我看来，英国不紧不慢地做了几年战争准备，最后还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一份政府报告评论说：“人们四处奔走，好似末日将临一般。”

肯尼迪大使再次建议在英美国人回到美国，包括多名记者在内的数千名美国人听从了他的建议。珍妮特·默罗的父母也催她赶紧回国，但被她断然拒绝。“一年前我们就决定甘冒风险留在英国，”她在信中写道，“英国即将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此时此刻，我不可能为了独善其身而选择抛弃这里，希望二老理解。”

在大批美国人离开的同时，另外一些美国人却来到欧洲，其中包括十几名美国记者，他们报道了同盟国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大溃败。这些人包括美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他们从亚的斯亚贝巴、布拉格和马德里发回报道。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Hitchcock）从长相俊朗、爱酒如命的大记者文森特·谢安（ViSheean）的回忆录《个人历史》中获取灵感，导演的电影《海外特派员》，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记者。著名战地记者昆汀·雷诺兹（QuentinReynolds）供职于《科里尔杂志》，有着同样丰富多彩的经历（他也是个酒精瘾君子）。雷诺兹身材魁梧，体重高达220磅，《纽约时报》把他称作一位“充满热情之人”，他的个性随笔与专题报道在美国大受欢迎。

法国沦陷后仍坚持留在伦敦的默罗和其他数十名美国人迎来了新同事，他们通力合作，为美国广播网络、报纸、通讯社和新闻杂志提供报道。珍妮特·默罗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此前，从未有这么多的新闻记者汇聚在这个弹丸之地。战争双方已做好你死我活的准备。”

有些英国记者对这些新来的美国同行们表现出某种不信任甚至敌意。新闻纪录片制片人哈里·瓦特（HarryWatt）认为他们“对战争充满豺狼般贪婪的渴望，他们自己也承认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报道英国沦陷的新闻，希望看到整个欧洲都被征服，连新闻标题都早已拟好”。英国皇家空军与纳粹德国空军在1940年夏天的空中厮杀无法满足美国人对灾难性事件的渴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此前曾报道过法国沦陷，不列颠之战进行到一半时，他来到英国。他和两个同事用一块混凝土板、一个番茄罐头和一些枯萎的罂粟花临时拼凑了一个战争纪念碑，上面写着“三个媒体人死于等待入侵的无聊枯燥之中，1940年”。

这样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

9月初的一个下午，天气暖和，令人昏昏欲睡。默罗、文森特·谢安和纽约PM报社记者本·罗伯逊（Beson）一行来到伦敦以南几英里外的一处农田边。默罗开着自己的塔尔博特阳光敞篷车，沿泰晤士河河口一路向下。在享受阳光的同时，他们希望看到英国喷火式战斗机与德国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在空中厮杀的一幕。然而，蓝天上却一片宁静。他们把车停下，从一个农民手里买了些苹果。三人懒洋洋地躺在地上吃着苹果，听着蟋蟀和蜜蜂的声音，战争好像离他们十分遥远。然而，几分钟之后，空中传来刺耳的飞机发动机轰鸣声，三个美国人抬头望去，天空中，一波波绘饰着字图案的轰炸机呼啸而过，然而，这次目标不再是英国海防设施和南部的皇家空军基地。沿着泰晤士河，德国轰炸机直扑伦敦。

短短几分钟后，伦敦就陷入一片火海，滚滚黑烟翻腾而上，遮天蔽日。防空火炮发射的榴霰弹雨点般落在美国记者身旁，吓得他们赶紧躲进附近的沟渠。空中，络绎不绝的敌机不断飞向北方。“伦敦陷入火海”，罗伯逊不停重复着这句话。回城后，他们看到大火从伦敦东区一直向前蔓延，吞噬了造船厂、油罐、工厂、住宅和沿途的一切。成百上千的人在轰炸中丧生，更多的人负伤，或失去家园。在血红色的月光下，女人们推着婴儿车，上面堆满了抢救出来的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