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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您是全欧洲最棒的记者（第3页）

伦敦大轰炸就此拉开帷幕。从9月7日开始，伦敦连续57天遭受无情轰炸，情况之惨烈堪称史无前例。“二战”初期，华沙和鹿特丹也曾遭到德国轰炸，但远没有伦敦大轰炸持续时间那么长。

不仅劳动阶级聚集的伦敦东区在那个秋冬季节不断遭受重创，伦敦其他地区也难逃此劫。时尚购物区邦德大街和摄政大街满目疮痍，街道两旁百货商店上掉落下来的玻璃碎片就像厚厚的积雪一样铺在人行道上。牛津街上，约翰·刘易斯百货商店在大火中成为一片废墟。唐宁街10号、殖民地部、财政部、皇家骑兵卫队大楼都在轰炸中损失惨重。在一次空袭过后，英国战争部大楼几乎没剩下一块完整的玻璃。白金汉宫更是多次遭受空中打击。加拿大外交官查尔斯·里奇（CharlesRitchie）在日记中写道，伦敦所有百姓，不论居住在哪个区域，“都像丛林中的动物一样，对危险有着敏感的嗅觉”。

这其中就包括美国战地记者们，他们已不再是中立的旁观者，亲临前线采访后，他们回到后方发稿。美国非常自信不会受到外国攻击，导致有些美国记者很难接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这个事实。在伦敦大轰炸开始的那个夜晚，埃里克·塞瓦雷德心里说道，“不能这样对我，我是美国人”，随后他又宽慰自己说，“还好，轰炸很快就结束了”。

然而，对于那些美国记者来说，他们的生命安全相比大部分伦敦人更有保障。由于经费充足，他们可以住在现代化的奢侈酒店和公寓楼里，其钢筋结构比伦敦大部分建筑物更为坚实。本·罗伯逊住在凯莱奇酒店，文森特·谢安住在多切斯特，昆汀·雷诺兹住在伯克利广场上兰斯德尼浩斯公寓楼里。雷诺兹在浴桶里养了三条金鱼，还和另一位美国记者共用一个男仆。

1940年11月，《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将办公室搬到萨伏伊酒店，其他报社的记者也随之而来。萨伏伊酒店不仅是伦敦最好的酒店之一，还有全伦敦最奢侈、最深的防空庇护所。在地下河景房里，厚重的窗帘和舞厅乐队将外面连续不断的炮火声隔离开来。穿过酒店旋转玻璃门，人们就暂时远离了战争的残酷摧残，来到“与纽约高级酒店相媲美的奢华、亮丽和涌动的人潮”，专栏记者厄尼·派尔（ErniePyle）写道。“前台接待都穿晚礼服，男侍应生着灰色制服，电梯操作员则穿着硬翻领外套，”一名战时的酒店住客说，“住到萨伏伊酒店后，你很难意识到自己还身处战争之中。”酒店里面的美国酒吧成为美国新闻记者最爱光顾的地方，信息部官员道格拉斯·威廉姆斯（DouglasWilliams）就把为美国听众做的《夜间简报》栏目放到了酒吧里，他一手端着鸡尾酒杯，嘴里滔滔不绝地播送简报。

尽管默罗有时也到萨伏伊酒店喝酒或用餐，但他并未随大流把家搬过去。他和珍妮特仍旧住在哈勒姆大街上的公寓楼里，除了他们夫妇和另一个租客外，其他人都已搬离。他们旁边的建筑物，包括广播大楼附近考究的摄政时期别墅和小巧的公寓楼，都是德国空袭的主要目标，尽管默罗所住的公寓楼从未被击中过，但旁边的很多建筑和商店都已被夷为平地。英国广播公司附近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空袭之初就吃过炸弹，搬家后又再次被轰炸。

比起他的大部分同行，默罗在伦敦居住的时间更长，也更加了解和热爱这座城市。当德国空袭、炸弹倾泻而下时，他更愿意在外面奔走，而不是泡在宾馆酒吧，或者去采访国会议员和白厅官员。的确，他也报道政府活动，但更多时候，他还是无法控制走向街头的冲动。在轰炸最厉害的日子里，他通常奔走在伦敦街头，了解伦敦市民的际遇。英国广播公司的朋友们把默罗叫作“来自地狱的信使”，他衣冠不整，身上布满灰尘，“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每天晚上都回到广播大楼向大家讲述在外面的所见所闻，然后再把这一切告诉美国的听众们。

一次广播中，默罗描述救援人员如何弯腰穿行在被炸弹击中的房屋残骸里，轻手轻脚地抬起的那些软软的身体，就像“破损的、被抛弃的、落满灰尘的玩具娃娃一样”。还有一次，他来到伦敦地铁站下面一处临时防空庇护所，随后在广播中讲道，“寒冷的、令人窒息的雾气渗进庇护所”，访问结束后，他爬上楼梯，走到“潮湿的夜里，身后是人们连串的咳嗽声”。在另一次报道时，他给听众介绍了一个战斗中的伦敦高射炮连，“他们穿着衬衫，笑骂着将炮弹推进炮膛。负责侦察敌机的战士坐在倾斜的炮架上，缓慢转动着炮身。炮身上的夜视镜就像身材肥硕的猫头鹰的眼睛，在高射炮炮口喷出的橙蓝色焰火中熠熠发光”。

对自己在广播中提到的伦敦人，默罗始终钦佩不已。尽管他津津乐道于结识权贵阶层，却对首当其冲承受大轰炸的英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层备感亲切。“他们是住在小房子里的小人物，既没有制服，也没有矫饰的勇气”，然而，他们却“异常勇敢、坚强、审慎”。在伦敦空战中，冲在前线的士兵不是来自伦敦西区权贵人家的公子哥，而是消防员、看门人、医生、护士、牧师、电话修理工和其他工人，他们每夜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伤员、搬离尸体，让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恢复正常运作。在广播里，默罗不停地关注这些“无名英雄”，炸弹在身旁落下，而他们从未放弃工作：“面目漆黑、满眼血丝的男人在灭火，女人怀里揽着方向盘，开着笨重的救护车，警察守护在未引爆的炸弹旁。”

在那些恐怖日子里，伦敦人表现出来的镇定、刚毅和讽刺性的幽默给默罗和他的美国同行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乐此不疲地给朋友们讲：一个伦敦居民曾问过他，纳粹德国空军空袭时的飞行高度是多少？他说：“你认为我们真的勇敢吗，还是缺乏想象力？”埃里克·塞瓦雷德说：“他就喜欢英国人的这些特点，从容不迫、无所畏惧、喜怒不形于色。”

尽管轰炸造成巨大破坏，多数伦敦市民却展现出顽强决心，拼尽全力保持正常的生活，以此向希特勒表示最大的蔑视。每天清晨，伦敦数以百万的人从庇护所或地下室走出，火车和地铁运行已完全打乱，人们搭便车，甚至步行十几英里，仍然照常上班工作。由于需要绕开倒塌的建筑、无路可通的街道和未爆的炸弹，通勤时间可能需要几个小时。一次异常猛烈的轰炸过后，本·罗伯逊注意到凯莱奇酒店的员工“个个眼睛通红，疲惫不堪，但大家都在岗位上”。领班的家昨晚被炸塌了，但他仍准时上班；给罗伯逊打扫房间的女佣“昨晚被困在地下室里三个钟头”，另一名女佣告诉罗伯逊：“三个钟头！今早，她正常来上班了。”

尽管大轰炸带来恐惧、伤痛和破坏，但很多人认为，在那个特殊时期，伦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死亡的威胁进一步提升了生存的愉悦。“在街上行走时……你会发现遇到的每个人都充满生机和活力”，昆汀·雷诺兹在日记中写道。本·罗伯逊也说：“危机中的伦敦重新认识了自己；焕发出从未有过的蓬勃生机……黎明时分，人们走向街头，感觉自己正在为拯救世界贡献力量。”

起初，那些回国或前往中立国作短暂休整的美国记者们带着迫切心情逃离这无情的恐惧。然而，抵达目的地后不久，他们就期盼着早日返回伦敦，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和当地人有着格格不入的疏离感，那里的人们不了解在战场上生活是怎样的滋味。罗伯逊曾在中立的爱尔兰住过几天，他的经历颇具典型意义，“从伦敦抵达都柏林的那一刻，我感觉如同来到天堂一般，战争带来的压力一扫而空，到处灯火通明，轻松愉快，逍遥自在，突然间觉得自己放松了”。但是，接下来他又说道，很快就“觉得心神不宁，美好生活实在让人焦躁不安。当远离伦敦……我反倒无比担心，担心伦敦，担心那里认识的每个人”。

那些离开后再未回到伦敦的记者们则有着深深的失落感。10月中旬，精疲力竭、病体缠身的埃里克·塞瓦雷德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调回华盛顿。四个月前，当法国沦陷时，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年仅27岁的美国记者带着愤愤不平的心情抵达英国，和很多美国人一样，他对英国文化不以为然，不喜欢英国“古板的贵妇人、职业军官、高级公务员们”，认为他们傲慢、优越感十足的做派令人内心不快。看到自命不凡的法国军队迅速溃败，他开始怀疑自负的英国岛民是否有能力抵挡住希特勒的攻势。

回到美国后，塞瓦雷德大肆宣传援助英国的重要性，留在伦敦的美国记者也在奋力进行亲英宣传。充分认识到默罗和其他记者对美国公众的影响力，白厅官员全力利用记者对英国的同情和认同感。1940年5月，罗纳德·特里加入信息部，他写道：“他们非常友好，只要我们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他们总会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进行报道。”

一些美国记者，包括默罗在内，同意在英国专门为美国人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中担任旁白，这些纪录片强调英国人对德国进攻的坚决抵抗。最有名的一部电影是《伦敦，坚持到底！》。这部10分钟的短片介绍了伦敦市民如何应对德国大轰炸，昆汀·雷诺兹担任旁白。起初，信息部建议由伦敦《时代与生活杂志》记者玛丽·韦尔什（MaryWelsh，后来成为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妻子）负责解说。然而，电影导演哈里·瓦特不喜欢使用女声旁白，这才选择了昆汀·雷诺兹。

然而，在和《科里尔杂志》的昆汀·雷诺兹打交道时，制片公司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尽管雷诺兹在世界其他地方做过多次战地报道，也证实了自己不乏勇气，但他却坚持在萨伏伊酒店地下室的美国酒吧里报道德国的夜间空袭，后来，他也承认自己“痛恨且害怕”德国空袭。此外，雷诺兹此前没有广播经验，起初，他几乎用“大声喊叫”的方式来录制旁白。他自己也写道，“就像露天市场的叫卖者”。最后没办法，瓦特和他的团队只好在萨伏伊酒店的地下室录制了雷诺兹的旁白，将“话筒放在他的喉咙下面”，这样录制的低沉声音符合美国人的口味。“作为一名中立记者，我见过伦敦市民历经生死，我敢说，伦敦没有恐惧、担心和绝望。”

1940年11月，负责在美发行《伦敦，坚持到底！》的华纳兄弟公司匆匆赶制出600个拷贝，起初，影片仅在纽约市中心的八个剧院放映，获得巨大成功后，在全美12，000多个剧院放映。演职员名单中只有雷诺兹一个人的名字，这让美国人深信，这的确是美国记者毫无偏见的报道，“昆汀毫不费力就做到了这点”，瓦特回忆道。

雷诺兹亲自回美宣传影片，再次返回伦敦时，他已成为“国际名人”，瓦特补充说：“他经常用低沉的声音说话，借此娱乐我们。”但是，真正让英国影片制作团队和雷诺兹的美国同胞捧腹的是他带回来的一幅影片宣传海报：他带着钢盔，桀骜不驯的目光看向空中；手臂伸出，试图拨开500磅重的一颗炸弹。“萨伏伊酒店的日子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艰苦”，瓦特说。

毫无疑问，在为英国摇旗呐喊的同时，默罗和其他美国记者模糊了新闻与宣传的界线。至少，他们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即不带任何个人偏见、观点和立场进行新闻报道。自新闻问世以来，其客观性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很多人认为，新闻客观性是无法实现的标准，因为新闻记者不是机器人，他们的思想也不是白纸一张。

“二战”伊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一直标榜自己的客观性与中立性。然而，罗斯福上台后，由于担心广播网络会在听众中掀起参战狂潮，美国政府放出风声，打算将广播网络纳入政府管控之下。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StephenEarly）认为广播电台在处理战争新闻时“手法不娴熟”，警告他们要“做个听话的乖孩子”。

战争打响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威廉·佩利下令，做新闻时只准进行分析，不许夹带个人观点。默罗始终反对这个政策。尽管公司不时敲打他一下，却很少真正阻止他。“他从不标榜自己的中立或客观立场，”埃里克·塞瓦雷德说，“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一门心思都放在‘抵抗事业’上，认为美国必须参战。”1941年年初，默罗在给自己弟弟的信中写道：“我并不想在播音室里乐享太平，但是我认为有必要进行坦率的交流，即使被人戴上‘战争贩子’的大帽子也在所不惜……其实现在参战已经有些晚了。”

几年后，英国广播公司主管休·卡尔顿·格林爵士（HughGreene）表示，只有在“事关基本生命真相的情况下，英国广播公司才会保持客观性。英国广播公司对待不公、偏狭或侵害不能采取客观立场”，默罗对此双手赞成。他对妻子说，在欧洲，“生命已如草芥，千年历史和文明正惨遭荼毒”，而美国却还在袖手旁观。这种局面下，如何让人保持客观中立？“他希望美国人直面自身责任，”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托马斯·巴曼（ThomasBarman）说道，“要么目睹整个西方世界沦陷……要么奋起反抗。”

1940年9月30日，正值《慕尼黑协定》签署两周年之际，伦敦大轰炸已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默罗以辛辣的口吻对听众说道：“各位也和《慕尼黑协定》签订者一样，以为万事无忧吗？请回顾一下过去两年的遭遇，再想想未来两年的境况。”不满足于通过这种公开的支持来影响美国公众舆论，默罗还在广播中大肆描述战争中的英国人。“默罗和他的同事使用戏剧手法描述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广播历史学家埃里克·巴诺（ErikBarnouw）说，“听众有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这是影响民意的最好办法。”

终于熬到了1940年年底。默罗与大多数伦敦市民一样，已经精疲力竭。大轰炸期间，没人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一宿好觉，连续睡上三四个小时已经算是幸运。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Bowen）写道，随着轰炸持续进行，伦敦的居民疲劳至极，脑中早已空空****。“已逝之夜与将至之夜在正午的压抑氛围中交替。工作或思考却让人痛苦。”

进入11月，德国空军的轰炸开始减弱。四个月的时间，默罗体重减轻了30磅，工作和生活已进入魔怔状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面色苍白，走路摇晃，我以为他马上就要摔倒。”他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很少有时间陪伴妻子。默罗夫人后来写道：“有些时候，他好像根本没有精力理我。”默罗的一个朋友也说：“他心心念念着世界局势。英国沦陷对他来说，就好像失去自己的孩子一样。”

12月底，珍妮特·默罗利用轰炸停歇，说服丈夫在家过了一个相对轻松的圣诞假期。然而，12月29日，德国轰炸机对伦敦最古老的金融商业区进行了10小时的狂轰滥炸，打破了圣诞假期的平静。这次轰炸引发的火灾席卷整个地区，造成1666年伦敦大火以来的最大损坏。火灾摧毁了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Wren）设计的八座教堂，将伦敦市政厅大部化为乌有，后者自征服者威廉时期起一直是伦敦市政府所在地。令人称奇的是，在轰炸区中心高高矗立的圣保罗大教堂居然安然无恙。第二天一大早，默罗在回家路上看到“伦敦东区的窗户上映着通红的火光，窗格玻璃上的雨水水珠好似鲜血一般”。

两天后的晚上，压抑着自己的沮丧和愤怒之情，默罗为听众对比了美国庆祝新年前夜的祥和景象与多数伦敦居民的凄惨经历。“你们不会在破晓时分遭遇轰炸，而如果天气适合，我们则要面临轰炸；你们可以在灯火通明的夜间散步，你们的家庭没有在战争中四分五裂，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你们完全可以驱车出游。”

最后，他说：“你们不一定会遭遇鲜血、辛劳、眼泪与汗水。但是，几乎所有看过伦敦惨状的人都认为，你们作出的抉择将成为几小时前刚刚开始的新的一年里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他非常清楚，英国的命运将取决于美国作何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