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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有我们陪在身边他好像更有信心了（第2页）

同一时间回到英国的美国人，还有记者文森特·西恩。空袭给伦敦带来的巨大伤亡让西恩深感震动。美国新闻同行的遭遇，更是叫西恩十分惊骇。一天晚上，西恩和爱德华·默罗、本·罗伯逊和比尔·斯通曼一起喝酒谈天。他发现，同行的四人无不是脸色憔悴、眼光无神。其中又数默罗最为颓唐。他的面容，看上去比他33岁的实际年纪要老上许多。“去年那种昂扬的士气、大家都能感到的精神，现在你肯定是找不到了。”默罗告诉西恩，“人们……的处境实在冷酷。战争带来的新奇感觉**然无存，史诗般的阶段也已成往事。也许，这一切都和食品短缺脱不了干系——这里的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没吃饱。”

当然，英国人民还是那样英勇无畏。这点精神，仍是处处可见。不过，八个月的轰炸与苦难，也给人民的坚强心性带来了不小的裂痕。诚然，英国人可能天性勇敢，可是他们毕竟还是肉体凡胎。那么，他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尤其伦敦之外的国民的精神状态，正在经受考验。这样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丘吉尔和其他决策者的心间。5月初，情报部的副部长哈罗德·尼克尔森曾在日记当中透露，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Morrison）很是担心“德军对于地方的轰炸可能大大削弱士气”。而且，“大臣一再强调：如此的轰炸之下，人民迟早都会彻底崩溃，其他城市的士气将由此消散殆尽”。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和布里斯托尔一类的小城市并未遭遇夜间空袭。但是，他们所承受的损失，远比幅员广大的首都要深重得多。伦敦毕竟地域绵延，很多地方借此躲过了德军的空中攻势而保持了完璧。而且，小城市不像伦敦一般拥有广阔的资源。那里没有地铁可供改造成为防空洞，也没有足够多的救援人员发放食物、衣料和其他救济品——这些东西，在伦敦倒还能够得到供应。

怀南特认为，英国人民的士气正在一点一点慢慢散去。究其原因，空袭自然要负上主要责任。日常生活的艰苦万状，也在消磨大家的抵抗意志。“每一天都是如此令人疲劳和千篇一律……交通一片混乱……城中灰尘四起……破破烂烂的衣衫几乎磨穿了……窗户坏了，也没有玻璃可以修补……停电之余还没有供暖——心性最为坚定的人，面对这幅图景恐怕也会渐渐难以忍受。”

开战的日子已经过去了20个月，停战的那一天却还遥遥无期。眼中的场景，不能带来哪怕一点慰藉。“全国上下想要索求的，不过一点确保战争一定能够胜利的证据而已。”哈罗德·尼克尔森写道，“政府大谈特谈战争的正义性，又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些论调，人民已经厌烦。他们很想知道，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击败德国。根据现在的状况，该如何说服民众？反正我是没有一点办法。”

尼克尔森毫无办法，丘吉尔和其他政府官员同样一筹莫展。他们面对的，只有英国军队面临的一堆灾难——连连被围、连连撤退、连连失败。当年4月，德军横扫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希腊已经无险可守。而后，德军给驻守当地的英军带来了巨大的伤亡损失，后来又把英国势力驱逐了出去。英军先是退到了克里特岛，后来又在5月把这片阵地放弃给了德国——这一次，已是英国军队在战事当中第四次被迫撤离。这次撤离，也是最让英方感觉大丢面子的一次。“大量的伤亡严重挫伤了英国的士气。”罗伯特·舍伍德表示，“更糟糕的是，三军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和争论。”英国远征军期盼实施“每周五天工作制”的苦涩笑话，也在英国本土流传开来。

与此同时，英军在北非战场也陷入了苦战。早期对意大利军队取得的胜果，被德国的埃尔文·隆美尔将军及其麾下的“非洲军团”抹去了不少。后者对意大利军队的增援，几乎抵消了英军的战绩。仅仅10天之内，德军便把英国人三个月来占领的领土收复完毕。英国人不得不向东撤离，退回了埃及。在丘吉尔看来，隆美尔的这一击堪称“最大震级的灾难”。由此，英方的战略也开始坎坷起来。北非局势的摇摆不定，中东的石油恐怕难以安全运输，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也有易手的风险。要知道，运河可是通往印度和远东的重要水道。

对于英国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政府的各位官员愈发生疑。就此情况，丘吉尔等人在私下都曾反复谈及。“撤退行动还算非常成功——看来，且战且败才是我军的真正长项！”日记中，亚历山大·卡多根对于英军撤离希腊的行动作出了如此评论。“我们的战士就是最为畏畏缩缩的业余人士，却要和职业军人殊死斗争……局势叫人疲惫、抑郁、充满失败！”

苦涩的时局，让丘吉尔也陷入了议员们的围攻之中。大家觉得他的指挥艺术值得商榷。当年4月，首相要求中东地区的英军部队开往希腊进行增援。这一决策更是各位议员的攻击目标。5月的一次众议院辩论中，好些议员直接对首相的领导能力大加挞伐。他们举出了好些例子，指证丘吉尔治军无方。对此，丘吉尔十分恼怒。而且，他还嗅到了国内正有一股“挫败和气馁”的气氛正在四散开来。于是，他告诉各位议员：“每一个日子，每一个小时，我觉得我们都在为了生活和生存而战。”

英国唯一的胜机，在于美国能够参战助阵。丘吉尔痛苦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由此也向怀南特和哈里曼展开了更加强劲的攻势。首相一再希望美方能够加大援助的力度，他苦苦劝说，几乎到了痴狂的程度。为此，怀南特都对自己每周的首相官邸之行生出了一点惧意——首相会当着他的面高谈阔论，而不给自己一点还嘴的余地。待到丘吉尔去小睡的时候，另一位内阁成员则将对着大使继续喋喋不休。一个小时的休息之后，养足精神的首相即将展开新一轮的讲话，而大使则早就疲惫不堪。丘吉尔反复要求：美国方面拟定的“平等租借货物”必须平安送达英国，否则一切都没有意义。为此，首相希望美国海军能为商船船队保驾护航。而且，他还有一个希望：美国能够加入己方，参与这场战争。

3月末，英美两国领袖在华盛顿碰了头。双方商谈了合作事宜，也说起了美国是否参战的前景。两位领袖都觉得对德战争的主战场在大西洋和欧洲。根据英国一方事先拟好的计划，美国应当派出大队海军，为英方商船提供保护。而且，至少应有30艘美军潜艇应对德方的船艇发起的攻击。相关的计划让英方非常满意，不过，面对毫无兴趣实施计划的罗斯福，英方却没能取得任何进展。

5月3日，灰心丧气的丘吉尔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真正目的。此前他曾表示，英国需要美国提供的东西不过是“驱逐舰、战机和护航编队”，现在，他直截了当地请求美国政府对德宣战。这可是1940年6月以来的第一次。“总统先生，我相信您不会误解我的意思。我所说的话语，就将是我真正的心事，”电话中，丘吉尔告诉白宫方面，“战争局势要想真正稳定下来，唯有一个因素……只有美国立即投身战场，并和我们并肩作战。”

那么，总统会接受首相的请求吗？或者，首相发出的信息只会得到华盛顿的忽视，就好似漂流瓶被抛入大海一般？这样的忧虑，不但沉淀在英国领导人的心里，同样也让旅居伦敦的几位美国人惴惴不安。“整件事情就像在和时间赛跑，”驻英大使馆的武官李将军在日记中写道，“目前，英国的败象已在慢慢显露。我国的援助能不能及时送到，这还是一个问题。”

一周之后，罗斯福终于作出了回应。回音抵达唐宁街的那一刻，大家失望地发现：直到那一刻，总统还没有真正地急英方之所急——其实，那个时候，总统的不少同僚和手下都已经感受到了事情的紧迫性。至少，美国内阁的大部分成员和军队的高级将领都觉得：美方应立即向英国船队提供护航，以降低敌军袭扰带来的损失。面对同僚，斯塔克上将表示：“大西洋的局势实在非常关键。在我看来，除非我们能够出手，情况毫无改善的余地可言。”演讲中，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也宣布：“我们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货物就那样沉入大洋。”好些要员联合起来向总统施加压力，他们希望罗斯福速速作出决断，而诺克斯、亨利·史汀生、亨利·摩根索和哈里·霍普金斯都在此列。可是，面对下属的请愿，罗斯福仍然没有回应的意愿。丘吉尔对于盟约的请求，也未曾得到总统的应允。罗斯福只是再三告诉首相：美国的援助很快就到。这样的承诺，总统已经做过不知道多少次。

毫无疑问，英国那岌岌可危的国势正是总统在那个春天的一大关切点。不过，罗斯福只愿意在以往的援助之上增加少许。在哈里曼的催促之下，总统签发了一道命令。由此一来，美国的供应物资可以直接送往中东的英军阵地，而无须在英国再行卸货和装船。同时，总统还允许英国战舰进入美方船坞进行检修——这一点，又是来自哈里曼的建议——同时美国空军基地也会敞开大门，欢迎英军飞行员前去接受培训。

除此之外，罗斯福还把美方自定的安全区扩大到了大西洋上方。这样一来，美军舰艇和战机的巡逻范围可以覆盖英美之间这片水域的三分之二。1939年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曾将离岸300英里内的海区划作非交战领域，而美国军队将对领域进行监察和保护。1941年，罗斯福的新决定大大扩充了美军海、空力量的保护范围。由此，他们最远可以到达格陵兰岛。一旦发现德军U型潜艇或水面战舰的踪迹，美方也可以立即向英国商船发出警告。当然，罗斯福有言在先：敌方如果没有率先开火，美国军队也不得主动出击。

美军监控范围的扩张对于英国方面大有裨益。不过，罗斯福的举措并不足以阻碍U型潜艇的频频出击。毕竟，总统决不允许美国舰船和战机挑战德国船队。要想保障船队安全无虞，英国方面只得自己努力。相关的损失并未得到遏制，相反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仅在5月的前三个星期，德国潜艇就击沉了20艘英国商船。事发地点，无一例外地位于美方划出的安全区中。对此，总统身边的高官与幕僚深感不安和焦躁。他们愈发觉得，那个时候美国应该勇敢出击。前驻英大使威廉·普利德致信哈里曼表示：“总统还在等待民意的推动，而人民却也盼望总统早日下令。”总统的内阁下属和亲信人士之中，不少人都觉得所谓“除却战争的大量援助”并不足以拯救英国。普利德正持有这样的观点，而最高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也表示赞同。“我告诉霍普金斯……如果我们还想救英国一命，美国就必须投身这场战争，”亨利·摩根索在日记中表示，“我们需要英国方面坚持下去。不说其他的理由，这个国家至少可以为轰炸德国的飞机提供基地。”美国财长还觉得：“我认为，总统和霍普金斯都在探索下一步的行动方案……霍普金斯觉得，总统尚不愿意直接参战。相反，他期待舆论起到推动作用，从而把自己拉入战争。”和总统身边的其他高官一样，摩根索也觉得罗斯福是在等候时机，总统期待一场意外的发生，由此，罗斯福可以卸下肩头的重担，而得到一个可以放手对英方船队实施保护的理由。甚至总统可以借此理由对德国宣战。

4月，史汀生、诺克斯、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和总参谋长罗伯特·杰克逊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四人想要商量出一项对策，以便向总统进一步施加压力。他们希望罗斯福不再犹疑，而是果断地控制整个局面。“我很清楚，方方面面都有人对于总统这种不肯负起责任的态度很是不满。”伊克斯表示，“如果他能担负责任，作出领导的表率，他还不至于失去人民的信任。但是，现在的他已经渐渐没了威信。唯有做出成绩，他才能挽回局面。”

当时的史汀生已经73岁。为官期间，他一共两次担任战争部长，还曾负起国务卿的职责。危机当前，史汀生决定身先士卒，向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作为华盛顿最有名望的人物之一，史汀生的道德和政治高度自然少人企及。内阁成员之中，也只有他敢于对总统直言相谏，告诉罗斯福担负职责的重要性。当着罗斯福的面，史汀生表示：总统不该依赖舆论推动政策，而应该主动引导舆论的走向。“我向他发出了警告。”史汀生事后回忆，“……没有他的领导，人民不可能自行向总统表达他们的意愿。他们是不是想要追随他，他根本无法了解。”

那么，1941年那个春天，美国人民到底又怀有怎样的意见呢？这个问题实在难觅答案。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和英国站到了一边。不过，他们虽然支持援助英国，但被问及是否愿意派出海军进行护航的时候，美国人民却又分为了意见相反的两个阵营。对于出兵参战的提议，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受访者表示反对。但是，同等比例的人们也觉得美德之间迟早会有一战。“事实就是，大多数人仍对战争漠不关心”，弗朗西斯·珀金斯表示，这场战争“和美国实在相隔遥远。大多数人都无法想象其中的样貌。他们并未感觉到事件的急迫和逼人。他们甚至根本不太关心这回事情”。

在支持美国参战的人们看来，民意调查的低落恰好说明了罗斯福的无能。总统引导无方，而美国公众也没有因此意识到战争对于他们生活的关键作用：毕竟，德国对于美国的威胁已然迫在眉睫，而不是一种远在天边的事情。“作为整体，美国人民并未明白一点：希特勒一旦控制了欧洲、亚洲、非洲及其附近的重要海域，我们所需资源的百分之二十五都可能落入敌人的手中”，切特·威廉斯如此表示。此人既是联邦政府的官员，还和默罗交往密切。他给自己的朋友去了一封信，“如此种种的事实，政府却未能解释给人民听”。

蓓儿·罗斯福的丈夫和总统互为表亲，这对夫妇也是埃莉诺·罗斯福一家的密友。面对总统，蓓儿直言不讳地提到了对方在教育人民方面的疏失。“为什么您就不能对美国公众据实相告呢？虽然事实可能相当残酷。”蓓儿表示，“但是，您必须知道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些事实。如果不能，我们这个国家应不应该把面对事实作为最基本的目标呢？让国民了解这些事实，又是不是您的职责所在呢？”

在罗斯福看来，蓓儿这些支持参战的人忽视了一点——所谓事实，可不像他们想象的那般简单。他面临的环境相当复杂和凶险。面对战争，美国公众的意见可能比较复杂也难以捉摸。可是，国会方面的看法相当一致。比如，近八成的议员对派出军队护航商船的提议投了反对票。即便“如此举措有助于英国方面挫败希特勒的阴谋”，这些议员也是坚持己见。虽然政府内部几乎在一致要求总统拿出更为强硬的举措，仍有不少人在怀疑英国方面的战斗能力。英军节节退败的战绩，更加剧了有关人士的疑虑。由此他们觉得，美国总统可能已经给了英国方面太多的帮助，由此可能难以抽身。这些人士当中，国务卿赫尔及其助手——比如阿道夫·伯利和布雷肯里奇·朗——都在向总统建言。“世界各国已经觉得，我们可能对于英国方面过于殷勤。”日记中，朗如此表示，“南美、远东和西非等地的人士，都表达了这样的意见。”

史汀生本人也面临着相同的烦恼。他和军队同样存在一些分歧。马歇尔的观点可能在海军中占了上风，不过，将军的好几位高级幕僚都对支持英国一事相当反对。同时，他们也不支持美国立即参战。毕竟，美军当时的装备并不齐全，人员也有欠完整。就连马歇尔本人也同意这些下属的意见，觉得出兵一事不妨待到准备完善再行商谈。雷蒙德·李的一位武官同僚曾经返回国内待过几个星期。再临伦敦的时候，这位同僚告诉李，自己在国内“发现不少高级将领竟然怀着失败主义的态度，对于支援英国一事也显得十分的消极”。

对于旅居伦敦的美国人而言，1941年春夏实在是一段让人羞恼的时光。毕竟，华盛顿方面并未做好和英国同仇敌忾共克时艰的准备。祖国首都的氛围，和他们的想法完全就像在两个星球一般。“华盛顿那边有许多人都在一厢情愿，都怀有不切实际的乐观和对于幸运的过分依赖。民主政治中的‘行动迟缓与保守’的痼疾也是暴露无遗。”雷蒙德·李抱怨道。美国驻英使馆的诸位官员当中，雷蒙德·李对于英国抵抗运动的支持态度也算坚定。他表示：“只有到达前线，才能理解危机的迫近并知晓事实的全貌。”

对于国内的懒怠态度，埃夫里尔·哈里曼表现得更为愤怒。“美国政府的鸵鸟姿态，本人丝毫也不能理解。”在给朋友的信件当中，哈里曼如此表示。“不管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关心或是漠然……如果我们还抱有一丝期待，那么美国方面的行动已经有些为时过晚……我们正在面临巨大的风险。战争可能以失败告终。由于我们的耽搁，胜机也在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溜走。”哈里曼甚至向自己的妻子表达了对于罗斯福某些作为的蔑视态度。在他看来，总统扩大安全区的行为只是“利用战舰实施间谍行为，而并非直接投入战争”。“美国难道一点廉耻都没有吗？就连英国的妇女也在奋起抗敌，我们还要在她们的裙裾之下躲避多久？……我本人并不郁闷，我只是感觉愤怒而已。”

一次又一次，哈里曼和怀南特向总统及其他高官反复陈情，请求他们采取更为直接的行动并介入到这场战争当中。“英国已经有些失血过多，”4月的时候，哈里曼在电报中对总统表示，“出于国家利益，我觉得我们的海军应当行动起来。要不然，我们的盟友有力竭而亡的危险。”作为援助事务代表，哈里曼可谓尽心尽力，他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保证各项物资能够尽快抵达英国。比如，他曾亲自出面劝说美国商船人员改变堆放货物的方式。哈里曼如此用心，只是为了英方人员装卸货物能够迅速一些。而且，哈里曼还提出了许多其他建议。英国商船能够得到进入美国船坞接受检修的机会，正是出自他的努力。由此，哈里曼也算推动了援助的进程，虽然这向前的一步迈得相当有限。

无论是怀南特还是哈里曼，都必须掌握工作中的平衡。做到这一点实在困难。当时的他们，同时在为两国政府效命。一方面，两人都是美国政府派驻英国的最高级代表。另一方面，他们又将作为丘吉尔的信使，把英方的种种需求反馈给美国政府。不过，两人都向英方表明了心志——他们的首要任务，仍然在于自己的国家赋予的职责并向总统负责。按照约翰·科尔维尔的说法，两人“不但用高超的专业技能为自己的国家尽心服务，还成了丘吉尔的密友。首相的家人与随员也和他们十分亲近。与此同时，两人也没有失去一分一毫的独立性和行动力”。

在丘吉尔面前，哈里曼和怀南特都是竭尽全力。首相的想法与心意，被两人传达给了总统以及其他美国高官。对于华盛顿官场的生态以及个中的各种人物，两位特使再是熟悉不过。借此，丘吉尔和英国政府高层可以更好地解析罗斯福等人的种种回应。英方在拟订公报和其他呈给美方的文件之时，也可以做到更有针对性。随着时间推移，首相发给罗斯福的电报愈发增多，措辞也显得急切和怒气难掩。对此，哈里曼和怀南特都在努力规劝。有一次，哈里曼表达了请首相在电报中慎言的意见，却直接引爆了丘吉尔的脾气。尽管对方已经勃然大怒，可特使仍然坚持己见。最终，丘吉尔不得不勉强表示同意。第二天早晨，首相将修改过的电报稿递给了哈里曼，其中的种种说法，都已经缓和了不少。

提到英方船只损失情况的时候，丘吉尔一度想要加以隐瞒。首相的这一举动，再次招来了哈里曼和怀南特的劝诫。两人请首相不要试图掩盖情况。在他俩看来，要想劝服美国公众支持参战，英国方面必须将自己的惨重损失完全展示开来。无论是商船的沉没数量，还是前线军人遭遇的种种败绩，都必须得到展现。“我们美国需要的不是文过饰非的宣传手段，而是事实的呈现。”一次演讲中，怀南特直言不讳地表示。可是，这一次两人的意见到底没有说服丘吉尔。

与此同时，怀南特两人也想帮助首相去除政治方面的阻碍。因此，面对美国上下丘吉尔的反对者，怀南特花了不少口舌功夫。好些不满的议员在向首相持续施压，要求他立即辞去国防大臣的职务（此前，英国尚无首相兼任国防大臣的先例）。这时，怀南特倒是出面解释了首相身兼两职的必要性。大使表示：只有在一肩双挑的情况下，丘吉尔才能得到一个和罗斯福平等谈判的平台；假若国防大臣交由他人担任，英美双方的谈判则可能失去平衡。新来伦敦的美国记者也常常口出怨言。毕竟，首相可不像美国总统那样愿意举办新闻发布会。这时，怀南特再次挺身而出为丘吉尔辩护。大使告诉同胞：英国的议会制度之中，首相每周都会通过下议院的听证程序向公众阐释自己的意见。而且，即便首相愿意直接面对群众和媒体，各位议员也会对他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这等情况，怀南特也向美国记者作了说明。

这一次空袭，甚至给伦敦的地标性建筑带来了严重损害。城中最为重要的音乐场所“女王厅”就此毁于一旦。大英博物馆的几个展厅也遭到毁坏，近25万册图书毁于轰炸引起的火灾。同样，圣詹姆斯宫、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本钟和议会大厦都成了轰炸的目标。还好，这些建筑虽然受损严重，却最终得以保存下来。不过，作为英国现代史上好些重要事件的见证场所，众议院大楼可就没了这种幸运。小小的建筑几乎完全被火焰包围。最终，木质的穹顶烧毁殆尽，整个建筑成了无遮无盖的废墟。

由于轰炸的破坏，城里的不少火车站都被迫停止运营。地铁的线路和站点当中，也有许多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大伦敦地区有三分之一的街道都已经不能通行，近一百万人陷入了没有电、没有供水和天然气的生活。

死亡的人数同样叫人心惊：1336名市民在那一夜因为轰炸丧生。伦敦建城以来，还没有在一个晚上死过这么多人。死者当中，甚至包括默罗夫妇的一对熟人——英国广播公司本土部的外国新闻编辑艾伦·威尔斯（AlanWells）和他的太太克莱尔。威尔斯夫妇的住所就在默罗和珍妮特·默罗的隔壁。他们两人都是志愿的消防队员，一枚高爆炸弹降临到威尔斯两人身边的时候，这对夫妻正在试图扑灭住所附近的一场火灾。

大轰炸开始以来，已有4。3万名英国公民在空袭之中失去了生命。受害者当中半数来自伦敦。1941年的那个春天，英国本土妇女儿童的死伤人数甚至超过了战死的军人。此外，还有两百万座房屋遭到损毁。在伦敦中部地区，仅有十分之一的屋舍能够保持完璧。

空袭过后的几天，默罗夫妇来到了一家小小的社区教堂。这里就是威尔斯夫妻两人葬礼的举办地。近几个月，爱德华·默罗和珍妮特·默罗已经出席过不少类似的活动。几乎在同一时刻，众议院大楼的前方，温斯顿·丘吉尔正面对一片废墟表达哀思。这一次，首相的身边没有任何议员，他完全可以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私人领地。40多年前，他曾是这里的一名新晋议员；30年代的时候，他曾在此地痛陈绥靖政策可能给国家带来的灾难。1940年5月，众议院见证了丘吉尔和张伯伦之间的唇枪舌剑。正在那次交锋之后，前者成了国家的首相。英国孤军奋战期间，丘吉尔也曾多次来到议院。他发表了许多慷慨的演讲，对德军的威胁表示蔑视。最后一次来到故地，首相的眼光扫过了整片瓦砾场，此时，眼泪已经禁不住淌满了他的脸庞。

对比了英国人民和林肯之后，大使又作出了一番更为精妙的比喻。他隐约地表示：自己这个大使将和英国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他还觉得，自己的祖国也该采取同样的姿态。“恶魔在发动袭击的时候，我们却在沉睡。”怀南特说，“美国人都在劝说自己：我们不是兄弟国家的保护人。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需要兄弟国家的帮助，兄弟国家也需要我们伸出援手。”

演讲当中，怀南特反复提到了一个字眼——“我们”。按照《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共同看法，大使的呼唤不但指向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在对英国致意。“我们今天乐于从事的事情，正是我们昨天有所疏忽的东西。由于疏忽，我们的任务将更为艰巨。”怀南特宣布，“继续拖延，只能让战争久而不决，相关的牺牲也将更为不可估量。请大家都停止疑虑，不要再去计算得失。我们只需要问自己：今天需要做些什么，明天才能避免更多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