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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被遗忘的盟国（第2页）

因此，这些欧洲盟国政府的地位急剧下降，尤其是当美国参战后。虽然罗斯福号称对所有盟国自由、公平，但在丘吉尔的支持下，他正式通告说从现在开始由美国发号施令。由于失去了英属新加坡、香港、马来亚以及缅甸，英国首相急需美国的帮助，因此表明他从现在开始效忠美国总统。

1942年1月，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操作下，罗斯福称之为联合国家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协议，他们保证举全国之力投入战争，并重申了其对《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所作的承诺。罗斯福宣称：“联合国家是独立自主民族的联合，享有同等尊严和同等重要地位。”但对于相关文件的起草，他们事先只咨询了苏联和中国，而且只有苏联和中国大使收到了到白宫参加与罗斯福及丘吉尔的签约仪式的正式邀请函，而其他同盟国的大使们仅被通知在方便之时到访签约。

在签约仪式之后白宫举办的晚宴上，一位客人提到了索古一世。1939年，墨索里尼入侵了索古一世统治的阿尔巴尼亚。

“温斯顿，我们忘了索古一世！”总统大叫道，“我相信这里应该有阿尔巴尼亚的大臣或代表，我们得让他在我们的文件上签字。”其他客人都笑了，其中一位受埃莉诺·罗斯福邀请来参加晚宴的名叫路易斯·阿达米克（LouisAdamic）的客人，是一位拥有斯洛文尼亚血统的作者，他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谈论阿尔巴尼亚时所使用的轻浮和傲慢的语气感到讨厌。“两位君主，”阿达米克暗自沉思，“其中一位隔着餐桌对另一位说，‘哦，我们忘了索古一世’。真是可笑。简直太过私人化、太过任意、太过霸道、太过随便。他们还把谁遗漏了呢？”

总统对待欧洲敌占国家和其他小盟国的态度暴露了他错综复杂的性格的矛盾性。伍德罗·威尔逊（ilson）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让世界变得民主和平”，而罗斯福则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使命是帮助建立一个更加自由而公正的世界。同时他也相信——斯大林同样相信，丘吉尔在较小程度上也相信——不管在“二战”中或“二战”后，同盟国三巨头都有权指挥其他较弱小国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Sger）说，这位总统“嘴上说着理想主义，但却在玩权力游戏”。

1942年春季，在与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Molotov）的一个会议上，罗斯福所勾画的战后世界的蓝图与《大西洋宪章》中所设想的大相径庭：大国政治将主导这个世界，而非公平与正义的理想。美国、苏联、英联邦和中国将构成世界的警察力量，而那些除了步枪以外所有军备都被剥夺的小国家，必须服从世界警察的意志。即使与此同时罗斯福提出了国际联合国家的设想，他仍继续捍卫这一思想。

随着战争的继续，较弱小的盟国被排除在作战行动中任何重要角色之外，并排除在战后世界将形成怎样的地缘政治形态有关的讨论之外。到白宫的外国客人对罗斯福谈论其他国家命运时所展现的轻率态度都表示惊讶，仿佛它们的命运都由他一人决定。例如，在他和莫洛托夫的会议上，这位总统宣称，苏联需要一个冬季不结冰的北部港口，并建议苏联接管挪威的纳尔维克港。大吃一惊的苏联外交部长拒绝了这个提议，但并非是因为苏联“与挪威没有任何领土或其他纠纷”。

关于罗斯福，英国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OliverLyttelton）写道：“他让自己轻浮的、前后不符的思想和谈话传遍纷乱动**的世界舞台，而美国将行使如此巨大权力的这一思想真的令人害怕。”1943年初，在白宫罗斯福的办公室和罗斯福进行深夜长谈后，利特尔顿作出了此番评价。在他们交谈过程中，总统提到了比利时的两个主要种族之间的分歧——说荷兰语的弗拉芒人和说法语的瓦隆人。在说到弗拉芒人与瓦隆人“水火不容”时，他提议说：“战后，我们应该让他们各自建国，一国叫瓦隆，一国叫弗拉芒，并把卢森堡省并入弗拉芒。你觉得怎么样？”利特尔顿简直不敢相信这个试图分裂某个欧洲盟国的想法，只能回复说他觉得这个想法“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当利特尔顿把罗斯福总统的想法报告给安东尼·艾登时，这位英国外交大臣说他确定罗斯福是在开玩笑。但几周后当艾登亲自到访白宫时，罗斯福再次提出这个提议。“我倒是真诚地希望，”艾登在日记中写道，“总统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艾登在回忆录中说道：“罗斯福熟悉欧洲的历史和地理……但他不负责任的总体观点令人担忧。他似乎认为自己掌控着许多盟国地区的命运，比敌人掌控得还多。他的做法很体面，以至于很难对此提出异议。这就好比一个娴熟地耍玩着炸弹，而没弄明白炸弹本质的魔术师。”

由于对罗斯福私下对他们国家所持的态度不得而知或知之甚少，欧洲敌占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把罗斯福看作是，用英国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的话说，“一个最终能够凭一己之力拯救他们的仁慈的神”。但在“达尔朗交易”后，其中一些人开始怀疑这种信念。在这个海军上将被暗杀的几天后，爱德华·默罗对一个熟人说道：“在这个国家以及流亡政府中存在着一种极大的恐惧：一旦战争结束，美国将发挥其主导权。”

华莱士·卡罗尔说，“达尔朗交易”刚被公开，伦敦流亡者聚集区就议论纷纷：“美国将军们下一步会做什么呢？他们会和法国的贝当和赖伐尔、挪威的吉斯林（Quisling）、比利时的德格雷尔（Degrelle）以及荷兰的米塞特（Mussert）做交易吗？”欧洲抵抗运动的成员们，由于他们的生命经常受到主要来自像达尔朗这样的通敌者的威胁，他们对此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沮丧和愤怒。根据特别行动处的报告，盟国与达尔朗勾结“对我们在敌占国家的所有的地下组织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尤其在法国，它导致了组织的减少和萎缩”。这些流亡政府对美国和英国，作为军事权宜之计，而相继忽视他们所支持的自由法国首领戴高乐也感到烦恼不已。

事实上，这位长腿高个子将军，由于本身的个性就让人很难支持他，甚至他最忠诚的追随者都会被其傲慢、敏感的性格和专横的领导方式而激怒。许多杰出的反维希政权的法国人都拿他毫无办法，比如在华盛顿成为罗斯福总统顾问的让·莫内（Jea）。莫兰勋爵说，戴高乐“有一种让人很难相处的独特方式……他很怪异，就像一只长颈鹿，会把嗅探的气息喷洒向眼前的任何人”。

与此同时，戴高乐有许多需要应付的事情。伊斯梅说，他“处于危险的困境”。维希政府以叛国罪判他死刑，最初追随他到伦敦的法国士兵或军官寥寥无几，而他所爱的法国处于分裂状态，士气低落。虽然最初时许多法国人反对维希政府投降德国，但更多的人选择信任贝当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人敬仰的英雄，相信他会给受屈辱的法国和法国人民带来稳定的生活。

对戴高乐而言，激励国人和团结四分五裂的祖国的艰巨任务，因为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复杂：与欧洲其他流亡政府不同，英国和美国不承认他作为自由法国的官方统治者而作出的努力。

让他感到苦恼的是，他和这些流亡政府的领导者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现实：这些流亡政府和他的行动极大程度上都依靠英国的资金支持，并间接地依靠美国的《租借法案》。（美国以租借方式为“二战”中的44国提供了500多亿美元的援助。其中英国及英联邦收到的援助最多，苏联其次。）“像乞丐一样来到英国，法国不幸的印记烙在他的额头和心中，这让他难于忍受”，丘吉尔与这位将军之间的联络员爱德华·斯皮尔斯（Edears）的妻子如是说。

然而，与其他欧洲领导者们不同，戴高乐不接受这样的从属地位。鉴于法国曾经在欧洲的卓越成就，他坚持自由法国必须在作战中担任重要角色。“我不是任何人的下属，”他曾说，“我只肩负一项使命，那就是为法国的解放而继续斗争。”他对斯皮尔斯说：“你觉得我对英国赢得战争感兴趣？我并没兴趣。我只在意法国的胜利。”斯皮尔斯震惊地回复说：“两者的意思相同。”戴高乐反驳说：“毫不相同。”

如此强硬的反抗让丘吉尔发狂，这位热爱法国并在战前经常到访法国的首相与戴高乐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一方面，丘吉尔对这位将军拒绝接受战败，并决心孤注一掷继续斗争的胆识深表敬佩——他自己也拥有同样的品质。另一方面，戴高乐对丘吉尔为其所提供的帮助似乎并未产生感激之情，甚至经常抱怨和批评——许多都是在公共场合——他所认为的英国对法国利益的忽略和侵害，对此丘吉尔非常生气和痛心。双方在战时的争论非常激烈，丘吉尔经常宣称他已经拿这个喜怒无常的法国人没有任何办法了。在听了丘吉尔某次义愤填膺的指责后，哈罗德·尼克尔森对他说：“首相，你可能是对的，但这些都无关痛痒，因为戴高乐是个伟大的人物。”丘吉尔对他怒目而视，“伟大的人物？”他怒吼道，“他自私，他无知，他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他……他……”首相想不出更多词句，暂停下来。“你说的没错，”他接着说，“他确实是个杰出的人物。”

然而，戴高乐偶尔也会表示他对丘吉尔的感激之情。在“二战”中，他把一本关于丘吉尔的杰出祖先马尔伯勒公爵（Marlbh）的法国版绘本送给了首相的孙子小温斯顿。在给这个孩子母亲帕梅拉·丘吉尔的一封信中，戴高乐写道，这本书“几乎是我从法国带来的唯一东西。以后如果小温斯顿·丘吉尔看完这本绘本，也许他会想到这位法国将军，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中，曾是他祖父的真诚崇拜者以及英国的忠诚盟友”。

与丘吉尔的观点不同，罗斯福从不认为戴高乐是个伟大的人物。总统对这位将军和战败的法国充满了鄙夷之情。他认为，既然法国向德国投降了，法国就被排除在西方列强之外。特德·摩根（TedMan）在罗斯福传记中写道，在总统看来，“法国战败了，战败就要接受惩罚”。由于罗斯福对法国的复杂局势知之甚少，因此对茫然无措、深受创伤的法国公民缺乏同情之心。“法国不存在。”他如此宣称，并坚持认为，在法国解放之前，这个国家都不算真正存在。而对于戴高乐，罗斯福觉得他微不足道、荒谬无知，认为他是个野心勃勃、妄想成为独裁者的英国傀儡，但却不被自己的同胞支持。“他认为自己是圣女贞德、是拿破仑、是克莱蒙梭。”总统如此讥讽道。华莱士·卡罗尔写道，罗斯福“认为戴高乐的野心威胁着同盟国的和谐和法国民主。因此，他下定决心——并从未动摇过这个决心——美国对可能帮助戴高乐达成其野心的一切都不会妥协”。

即使在1942年末，美国战略情报局派了一位法国地下行动头领去华盛顿说明法国抵抗运动接受戴高乐作为其领袖，罗斯福也不为所动。他对丘吉尔说，这位将军及其追随者不得在北非及法国的解放行动和统治中担任任何角色。戴高乐后来说：“罗斯福希望的和平是美式和平，认为必须由自己对组织结构发号施令，并认为法国尤其应该把他看作救世主和主宰者……就像最佳演员一样，他对角色落到他人之手感到生气。”据新闻工作者兼作家约翰·冈瑟所说，总统“谈论法兰西帝国的口吻就像这个帝国属于他自己，比如说，‘我还没决定好如何处理突尼斯’”。

到北非战争结束之时，很明显总统在与戴高乐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在北非的数千名维希法国士兵弃暗投明加入了自由法国（现称之为战斗法国），使得戴高乐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在法国，对贝当的反对迅猛增加，正如迅速壮大的抵抗运动规模和戴高乐的支持队伍迅猛增加一样。欧洲流亡政府和绝大多数的英国公众、媒体人员和议会成员，以及美国民意也都支持戴高乐。相比之下，由美国任命代替达尔朗担任法属北非总督的吉劳德将军，除罗斯福政府外基本没人支持。“在吉劳德和戴高乐之间，根本不用作选择，”一名法国抵抗运动头领对哈罗德·尼克尔森说，“吉劳德在法国毫无立足之地，而戴高乐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个传奇。”

罗斯福决心阻止这个他所痛恨的人掌控权力，并开始敦促丘吉尔首相撤销英国对戴高乐的所有支持，虽然他早前就责备过丘吉尔没有管教好这个“问题儿童”。总统把记载戴高乐蓄意破坏同盟的文件交给丘吉尔，对他说，戴高乐“一直以来，包括现在都在损害我们的战争努力……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首相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既然已经到处承诺支持戴高乐是自由法国领袖，他就很难对此食言。如果按照罗斯福的授意去做，他就会遭到英国民众以及许多英国政府官员的强烈反对。虽然远在北美大陆的美国可以轻易把法国从战后列国中去掉，但英国认为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最近的欧洲邻居在战后尽可能发展壮大，来帮助平衡复兴的德国和日益强大的苏联。但毫无疑问的是，在1943年6月，比起法国，丘吉尔更需要美国。首相后来对戴高乐说：“每当我们必须在欧洲和公海之间作抉择时，我们都会选公海。而每当我必须在你和罗斯福之间作抉择时，我都会选罗斯福。”

受罗斯福反戴高乐言论的影响，丘吉尔把这位将军描绘成“一个自负甚至怀有恶意的男人”，并敦促内阁考虑“我们现在是否应该除掉戴高乐的政治势力”。而深受安东尼·艾登影响的内阁成员们拒绝了这个提议，宣称“这样做不仅会使他成为死于国难的英雄，还将使我们受到指控……指控我们把法国看作英美的保护国而不正当地干涉法国国际事务”。1940年，在哈利法克斯勋爵领导下的外交部带头反对丘吉尔认可戴高乐，而现在，在艾登领导下的外交部又不遗余力地保护这位将军免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非难。

罗斯福对戴高乐及其抵抗运动的强烈反对不仅让英国感到沮丧，也让在伦敦和阿尔及尔的美国官员和军事领导者们感到失望。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无疑让他的处境更加艰难。经历切肤之痛后，艾森豪威尔现在对欧洲和北非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的认识比罗斯福更深刻。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当罗斯福提到法属北非及其居民时，他所使用的词是“命令、指示和强制……他继续或许是潜意识地——从征服者的角度来探讨当地的问题。如果我们也这样做，事情就变得简单得多”。

美国战争信息局驻伦敦办公室主任华莱士·卡罗尔可能是对罗斯福政策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声称总统的指令引起了对美国的不利舆论和美国的政治失败。卡罗尔说：“我们看起来傲慢无礼，而这种态度否认了较小的、不幸的国家质疑美国行为的权利。”大卫·布鲁斯对此表示赞同。他对吉尔·怀南特说，登陆法国的行动准备严重依赖于法国地下组织提供的情报，如果抵抗运动成员所认可的领袖受到美国和英国排挤，这将对行动准备极其不利。

吉尔·怀南特对此感同身受。华莱士·卡罗尔说，虽然这位大使“始终都是总统的忠实仆人”，但他“也看到了美国对戴高乐感情用事所付出的代价”。尽管美国与战斗法国没有正式打交道，怀南特与戴高乐却建立了非正式的密切关系。后来戴高乐暂时收敛了易怒的脾气，称赞这个美国人是“足智多谋和平易近人的外交官”，是“出类拔萃的大使”。当这位将军与在伦敦和北非的美国官员发生争执时，怀南特屡次在他们中间充当了和事佬。怀南特自己清楚地知道，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戴高乐都将在解放法国行动中起到主要作用。

怀南特与卡罗尔对这个话题进行过多次交谈，有一次怀南特反问道：“当我们的飞行员在法国上空跳伞逃生时，是谁救了他们？”他一边在办公室来回踱步，一边回答自己的问题：“是认可戴高乐为其领袖的那些人。在我们从法国收到的情报中，贡献最大的是谁？是戴高乐的人，不是吗？当我们去解放法国，我们必须得接受戴高乐……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接管政府。”

1943年仲夏时节，怀南特与艾登通力合作，努力说服丘吉尔和罗斯福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北非和其他被解放的法属殖民地的主要统治主体，是自由法国的唯一发言人。所有欧洲流亡政府都承认该委员会，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也同样承认，而苏联也准备如此。艾森豪威尔和英国议会的大部分成员也都认同这一点。怀南特加入进来，写信敦促罗斯福对该委员会作出官方承认。关于大使的这封信，卡罗尔说：“我认为这不会让他在华盛顿获得更多支持，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怀南特告诉英国官员，他为了争取罗斯福的承认已经“竭尽所能”。罗斯福继续抵制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使当丘吉尔最终屈服并告诉总统，在这件事上他可能会与总统分道扬镳，“现在的状况让我必须得这样做，考虑到大不列颠的利益以及英法利益……”

最终，由于遭到几乎所有同盟国成员的反对，罗斯福终于于1943年8月下旬同意美国有严格条件限制地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当天，英国政府也发表声明，在较小限制程度条件下，承认该委员会）。而与此同时，总统并未停止为摆脱戴高乐所作的努力，也并未减少对他的强烈怒意和憎恨。罗斯福继续努力推动大家接受吉劳德的地位，邀请他到美国，并在白宫以高规格礼仪接待了他。但他的努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1月，吉劳德被取消委员会联合主席之职，而由戴高乐全权掌管。

但当年9月侵略波兰的并不只德国一个国家。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希特勒的授权下，苏联从东边入侵波兰，占领了几乎一半的波兰领土，并把超过100万的波兰人驱逐到位于西伯利亚的监狱和劳改营，以及苏联的其他偏远地区。

在与西方突然、勉强地建立联盟的时候，斯大林就表明他计划重夺在1939年所夺取的波兰领土，并暗示战后要掌控波兰其他的领土。毫无疑问，波兰流亡政府反对苏联对波兰领土或主权的任何计划。虽然丘吉尔同情波兰人的遭遇，但他更需要斯大林。1941年夏季，丘吉尔和艾登敦促苏联代表与西科尔斯基签订了一份条约，但战后波兰的国界问题却悬而不决。艾登后来表达了对美国和英国干涉法国内政的深切关心，并告诉波兰总理：“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个条约都得签。”

事实是，英国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与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未来紧密相关，但英国与波兰这样的东欧国家并不存在这样的利益关系。波兰驻英国大使爱德华·拉钦斯基伯爵（EdwardRaski）指出，戴高乐“可以惹怒英国……政治家，并当着他们的面说出不中听的事实。尽管他们可能并不喜欢，但却无法抛弃他或法国。但是，他们可以——并如此做了——把波兰的事业以及整个东欧国家的事业排在其次，因为这不关乎他们的重大利益，而只是有待卸掉的道义包袱——如果没有太大风险或无须过多努力”。

1942年初，斯大林要求英国与其签署一份秘密协议，承认苏联对波兰东部以及波罗的海诸国的领土主张。起初，丘吉尔拒绝了这个提议，但鉴于英国屡次军事战败的压力和俄国领导人对开辟第二战场的强烈要求，他决定作出让步。首相告诉罗斯福：“由于战争形势日趋严重，我认为《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不应该否认当德国侵略俄国时，俄国所占领的土地。”

虽然美国最初反对这个秘密协议，但罗斯福在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比起其对英国忠诚的索要程度，波兰对美国忠诚和利益的要求少得多，因为美国与波兰之间并未签订有关条约，美国也没有受过波兰飞行员和士兵的帮助，所以美国没有义务帮助波兰。对一心想取悦斯大林的罗斯福来说，波兰只是个次要问题。1943年3月，他对艾登说，波兰的国界由美国、苏联和英国共同决定，但他无意“与波兰或其他小国进行和平会谈和磋商”。波兰有待以某种方式重组“来维护世界和平”。换句话说，他不会成为苏联主张的绊脚石。

就这样，他们卖掉了波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