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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警戒线(第3页)

会议结束几天后,“伊斯兰国”极端武装分子袭击了班加西的美军营地,造成四名美国人死亡。这立刻成为奥巴马和希拉里的选举年大危机,甚至盖过了叙利亚问题。与此同时,彼得雷乌斯也因与传记作家私通而卷入了个人危机,选举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便辞职。12月初,因脱水和身体不适的希拉里在自家浴室摔倒,导致脑震**和血栓。希拉里暂离政坛一个月。向叙利亚反对势力提供武器的提案错过了时机,也失去了两位主要的支持者。不过,奥巴马于12月在没有彼得雷乌斯和希拉里出席的情况下再次召开NSC会议讨论该问题。当时掌管CIA的是莫雷尔。莫雷尔是一名专业情报分析员,曾在“9·11”事件前后向乔治·W·布什直接汇报工作,在彼得雷乌斯离开后接任CIA局长之职。莫雷尔为人低调,没有前任者的明星效应,不过其立场坚定,忠于CIA。莫雷尔调整了彼得雷乌斯的计划,打消了奥巴马的疑虑,加强了美国对武器的管控。他重新提起有关论点,表示向反叛军提供武器不是万全之策,存在着像逊尼派教屠杀叙利亚阿拉维少数派那样的“风险”。据与会人员说,莫雷尔提醒道,“要是这群手持武器的反叛军回到阿拉维少数派教徒居住的村庄去杀害妇女和儿童,那么美国的双手也会沾满鲜血。”

然而,到了2013年初,叙利亚的战局风云突变。巴沙尔不再被动。

据情报显示,他重新获得了攻势。巴沙尔的朋友——伊朗帮了他一把,为他重新装配了军需品。叙利亚反叛军则陷入两面作战的被动状态:一方面与政府军作战,武器即将用完;另一方面,“激进团体”在战争(主要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努斯拉阵线)中逐渐占据优势,并从其他温和团体中招募可能携带其他国家提供的武器的新成员。

在这之前,奥巴马一直是在白宫西翼的地下战情室里远远地观察叙利亚。不过,奥巴马于2013年3月开始了一次为期三天的中东之行。第一站便是以色列,这次中东之行让奥巴马感受到了叙利亚邻国的担忧。以色列人对巴沙尔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讨厌巴沙尔,另一方面又担心取代巴沙尔的新政权会更糟糕。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与奥巴马会晤时,提醒奥巴马——巴沙尔的化学武器可能会落到真主党手上。之后,奥巴马在以色列总理宅邸的庭院里接受记者访问时再次提到“化学武器会改变‘游戏'现状。”

次日,奥巴马在约旦被“教训”了一番。同样看不起巴沙尔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安曼皇宫里举行了深夜晚宴,款待奥巴马、汤姆·多尼伦以及两个月前接替希拉里成为国务卿的约翰·克里。阿卜杜拉二世告诉他们,约旦已经接纳了十万余名难民,不能再接受新难民了。他力劝奥巴马多采取行动,尽快结束战争。约旦已经是CIA培训温和反对派干部的秘密基地,还提出可提供基地给美国实行无人机空袭,不过白宫回绝了这一好意。

第二天,奥巴马独自在约旦古城佩特拉的玫瑰色峡谷中散步时,脑子里想着各种问题。

华盛顿的CIA一直在挑战那份关于武装和训练反叛军的提案。2013年4月,NSC参谋人员给奥巴马发了一份列明了执行秘密计划理由的决策备忘录,让奥巴马重整自己的想法。虽然文件强调美国仍然需要掌握决定叙利亚未来的权力,而且只能通过更多地参与叙利亚战争才可以实现,但援助反对势力的根本原因与前一年相比还是有所改变。NSC(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看到奥巴马发回来的文件之后非常意外,因为他勾选了“批准”方框。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变动需要开NSC会议或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其实奥巴马的勾打在稍稍低于“批准”方框的位置。NSC官员开玩笑地说,可能他本来是想在“不批准”这个方框中打钩的。CIA联系了白宫,确认这是奥巴马本人做出的决策。

当然,奥巴马对是否插手他国内战的事讳莫如深,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叙利亚没有兴趣。但是许多白宫高级官员,包括总统,都是律师出身,而律师一般都是重要却不受赏识的角色。这群高官限制美国向叙利亚反对势力提供非致命性援助(审查力度较低的秘密援助)的力度。法律论据如下:即便奥巴马要求巴沙尔下台,美国也没有与叙利亚开战。向那些试图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反对势力提供夜视镜、通讯设备和粮食等,违反了国际法。那巴沙尔使用“桶装”炸弹攻击平民就不违反国际法吗?外交官难以置信地回答道。国务院曾召开会议讨论穿过叙利亚边境提供援助的计划,国务院的一名律师提醒:“你们这些人个个都认为自己是詹姆斯·邦德?你们听好了,要是真的这么做,我们都会进监狱的。”

那时,支离破碎的叙利亚反叛军所造成的威胁与巴沙尔的化学武器相比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所以白宫的话题重点也从如何援助叙利亚反对势力转向如何指挥军事行动。CIA预测,叙利亚在过去40年里积累了大量沙林、芥子气和氰化物,而这些化学物质可以通过空用炸弹、弹道导弹和火箭弹等方式进行投放。这批化学物质分散在叙利亚多个地方,有些甚至距离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非常近。五角大楼为奥巴马拟定了一套行动方案,其中包括通过雷达来检测化学物质的存放点,再通过美国部署在地中海的战舰来袭击叙利亚的飞机。帕内塔在工作备忘录中写道,想要搜查所有已知的化学武器存放点,需要派出7。5万到9万名士兵,跟派往阿富汗的兵力不相上下。他又写道:“我认为这个方案可行,同事们也都赞同。”

然而春去夏来后,战鼓再次敲响。而这一次,比尔·克林顿加入了争论的行列。2013年6月12日,比尔·克林顿和约翰·麦凯恩坐在一个悬挂着国旗的舞台上。几个月来,约翰·麦凯恩一直谴责奥巴马没有采取行动。当国际领导力麦凯恩学院主持的这次会议进行到问答环节时,他便提到了叙利亚问题。“有人说:‘好了,你看到那里有多混乱了嘛?别多管闲事!’我认为,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跟你一样,”克林顿告诉麦凯恩。克林顿说了一句很有克林顿风格的老套话,但还是得到了大量报道,“有时候,坚持尝试一下才最好。”

6月13日,白宫安排了一次与本·罗德斯(BenRhodes)的新闻电话,这可能是自林登·约翰逊请求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Tonkiion)以来最拐弯抹角的“宣战方式”。罗德斯确认了奥巴马两个月前所作决策的真实性,并表示美国“将提供一些直接用于军事行动的援助”给叙利亚反对势力的武装组织最高军事委员会(SupremeMilitarycil)。记者向罗德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援助?约翰逊没有回答。谁来提供援助?约翰逊也没有回答。怎样提供援助?约翰逊依然没有回答。奥巴马也三缄其口。事实上,这只是美国迈出的一小步。正如前国务院官员直言不讳所说的那样,奥巴马在“像切香肠一样慢慢地切割这个婴儿”。几个月后,CIA的武器开始流动起来,不过只是星星点点。叙利亚反对势力的一位领导人告诉罗伯特·福特,美国在2014年底的每个月都会给自己的手下提供约36000颗子弹。每名战士每天在战斗中要射击100到200颗子弹。这意味着美国提供的子弹只够6到12名战士使用。“这听起来有点蠢,”这位领导人告诉福特。福特表示同意。一个月前,出于安全考虑,福特离开了美国驻叙利亚外事事务处。福特在《纽约时报》的专栏写道:“我发现,证明我们政策的正当性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要想改变战争的局势,逼迫巴沙尔走上会议桌,叙利亚自由军需要迫击炮、火箭弹,甚至是地对空导弹等重型武器。

福特告诉我:“小规模的援助帮不了他们,而且通过谈判达成政治协议的行动也没有多大效果。”

奥巴马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不热心也加剧了关系的紧张程度。2013年,奥巴马让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前共和党参议员查克·哈格尔(ChuckHagel)接替莱昂·帕内塔(Leoa)成为美国国防部部长。第二年,哈格尔备受挫折,因为他无法征得白宫的保证,不能训练叙利亚武装反对派并在他们受到巴沙尔部队的攻击时保护他们。哈格尔给约翰·克里和苏珊·赖斯写了一份两页长的工作备忘录,怒气冲冲地抱怨美国没有履行承诺,也没有在叙利亚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可能会影响美国向法国和土耳其等盟友寻求帮助来打击“伊斯兰国”。哈格尔抄写了一份给丹尼斯·马克多纳,让他转交给奥巴马。

哈格尔是打过越南战争的英雄,靠手机行业赚了大钱,又赢得选举成为参议员,后来还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违抗过共和党小布什总统,一路走来几乎没有经历过失败。哈格尔认为自己和奥巴马关系密切,因为两人在奥巴马还是参议员时就成了朋友,而且哈格尔还于2008年还与尚在竞选总统的奥巴马一道访问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不过,叙利亚问题引起了两人的不和,白宫的官员告诉记者说,哈格尔在谈论政策时根本就没有存在感。哈格尔认为,奥巴马被“一群无能、无经验的白宫官员限制了。”哈格尔写了那份抱怨美国对叙利亚政策的备忘录的一个月后,迫于压力辞职了。哈格尔觉得自己是这个混乱的国家安全队的替罪羊。

奥巴马政府中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情绪,政府官员都担心叙利亚会变成第二个卢旺达。萨曼莎·鲍威尔在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Holouseum)发表讲话,为奥巴马辩护,称奥巴马成功打击了利比亚和中非的暴行。萨曼莎·鲍威尔说:“不过,叙利亚与这些地方不一样。”汤姆·马林诺夫斯基(TomMa-linowski)在主管民主和人权事务副国务卿的就职典礼上提到,那天刚好是卢旺达大屠杀的20周年纪念日。“20年后,我们的子孙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会问些什么问题呢?”马林诺夫斯基问到。马林诺夫斯基没有明说,但很显然,他的言下之意指的就是叙利亚。

2013年8月21日,刚过凌晨两点,叙利亚军队发射了弹头装有沙林毒气的火箭弹,落在叙利亚反对势力控制下的大马士革郊区。破晓时分,大马士革的医院便人满为患,受害者口吐白沫,身体剧烈颤抖。尸体堆积成山,不得不用冰覆盖住,以免因高温而腐烂。这不是受害者只有寥寥无几的个别袭击,而是两伊战争以来最恐怖的化学武器攻击,是一种滔天罪行。前一年夏天,奥巴马划下警戒线时,心里担心的正是这种恐怖的场景。次日早上,奥巴马在椭圆办公室里对六名助手讲话,下令让他们在当天下午的NSC会议上提出军事行动方针。

“我设了一条警戒线,”奥巴马说,“看来他已经越界了。既然这样,我们就需要有力地回应。”

助手纷纷点头都表示同意,除了麦克多诺。麦克多诺皱了皱眉,显示出他并不同意。

“丹尼斯,你不同意吗?”奥巴马问道。“对,”丹尼斯回答。“我一猜就知道你会这样说,但为什么呢?”

“我们的一贯立场都是不介入,”麦克多诺说,“我们不应该干涉。”奥巴马说:“丹尼斯,巴沙尔不久前发动了化学武器袭击。我很清楚其中的意思。”

奥巴马拿出惯有的律师作风,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曾协助北约在利比亚开展的空袭行动,却带来严重的后果,让许多国会成员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在利比亚的快速行动是为了阻止班加西的大屠杀,但叙利亚不存在这种情况。邓普西将军告诉三军统帅,他策划了一次为期2到3天的袭击,“无论是3周后,还是3天后执行这项袭击计划”,效果都一样。英国国会就干预叙利亚战争进行了投票,戴维·卡梅伦受挫,不得不停止脚步。奥巴马承认,卡梅伦对这次投票的处理确实有点笨拙。不过,投票结果实实在在反映了英国民众的情绪。“我们的人民也存在类似的厌战情绪,”奥巴马说。他告诉助手,越过国会直接下令执行军事行动有违他去年春天演讲的精神,即让美国摆脱自“9·11事件”以来的备战状态。

很多人,包括前内阁成员,都认为奥巴马就是在找借口不扣动扳机。帕内特写道,奥巴马任由讨厌冒险的国会处置自己,“其实就是一种扑灭军事行动的可靠方法”,而奥巴马对此“心知肚明”。

“‘警戒线’或‘巴沙尔必须下台’这种话不能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哈格尔告诉我,“美国总统不可以这样做。”希拉里显得更加老练,从她在著作中对这件事的真实描述,体现出的她是一个不愿透露真实想法的人。在2014年11月的《新共和》的百年庆典上,希拉里更清楚地展现了自己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当时,比尔·克林顿正和该杂志的两名工作人员喝着鸡尾酒,谈论着宏观经济政策,前文学编辑里昂·威塞尔迪尔(Leoier)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里昂·威塞尔迪尔问:“克林顿总统先生,冒昧问一下,您要是还在任职总统,一定会干涉叙利亚问题,对吧?”

“没错,”克林顿回答,“这是基本政策。”希拉里在国会山的游说为奥巴马取得了一个小胜利: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以10票支持,7票反对赞同,同意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在面对国会中为数众多的反对派时,奥巴马紧紧地抓住了外交的救生索——约翰·克里赞同的俄罗斯提议,即让巴沙尔将化学武器转交给外部权威机构。几个月后,奥巴马和副手表示,这个协议证明了不攻击叙利亚的决策是正确的。克里告诉我:“如果总统下令轰炸叙利亚10个小时或2天,他就拿不到叙利亚的所有武器了。”

这已成了外交迷局。”

不管合理与否,虽然奥巴马划下警戒线却没有履行诺言,但其象征意义远比化学武器和解协议的实际好处更重要。奥巴马的举动让朋友失望,使批评家反感,令盟友紧张,也可能让敌人变得更加大胆。杰出的德国外交官、德国驻美国大使沃尔夫冈·伊申格尔说:“人们都担忧,如果美国都不行动,谁还会行动呢?”有人指出,八月的那个周末没有打响枪炮声,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的信誉。

在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内屡屡受挫的调停人和参议员元老乔治·米切尔时刻关注着美国历任总统的一举一动,他看到过里根努力地将痛苦的现实决策和巨大的象征性权力统一。他说,“美国人民很幸运,这个总统不会趁着有机会就按下采取军事行动的按钮。”

不过,米切尔还说:“在叙利亚问题上说了关于‘警戒线’的言论,到头来又没有贯彻到底,反而适得其反;不能单单只看决策,美国总统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影响到他要做的其他事。无论国内国外,都要时时记住权力和影响力的调配,根据实际情况评估行动。这两点很重要。无论这个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奥巴马都没有关注细节和细微差别。这句话听起来可能不那么顺耳,但对领导而言,就是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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