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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外交（第2页）

塞勒姆·伊斯梅利就是阿曼苏丹（指赛义德）的私人密使。伊斯梅利1958年出生在一个著名的阿拉伯家族中，成长于东非一个名为‘桑给巴尔’的岛屿。1964年以前，这个岛屿一直是阿曼的殖民地，并在此后持续受到阿曼的影响。伊斯梅利从小就受到阿曼王室的庇护，在阿曼王室的担保下前往英国和美国接受教育。渊博的学识以及与阿曼苏丹的联系让伊斯梅利搭建起一个商业帝国，开办了一家银行，并在马斯喀特之外建立了工业区。

1996年，伊斯梅利担任了阿曼投资促进和出口发展中心的执行主席。伊斯梅利四处出访，提出了联合美国企业来勘测石油的计划，鼓励铝业公司在阿曼开办轧铝厂等。2006年，伊斯梅利的名字出现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电报中。那时伊斯梅利被邀请去参加美国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经济论坛，但伊斯梅利以美国国会还未批准让阿曼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定为由拒绝参加。伊斯梅利还是阿曼苏丹的流动调停人，请求外国政府搭救在海外陷入麻烦的阿曼人。正是这份兼差让伊斯梅利参与到了奥巴马任期内最敏感的外交活动中。

2015年10月，伊斯梅利到达拉斯出差，我和他见了一面，一起吃了个晚餐。伊斯梅利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幽默、绅士，深谙阿曼的历史。他脚上穿着光亮的平底便鞋，身上穿着定制的夹克衫，里面则是一件高尔夫衬衫，很好地融进了特特尔溪（TurtleCreek）旁的宅第里那些穿戴整齐的客户。我们两人就是在这宅第里用的餐。伊斯梅利在暗处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他有着这类人典型的特征：难以捉摸，不愿公开他在这些秘密会谈中扮演的角色等。

下面的描述来自六名参与了这次会谈的官员。

2009年5月，伊斯梅利第一次与美国国务院商谈时，罗斯询问了伊斯梅利大量问题。他身上这份关于伊朗请求举行商谈的信函出自谁人之手？伊斯梅利回答（略显不安），是他本人及他在伊朗方面的联系人一起写的。他联系了哪些伊朗人？伊斯梅利提到了一位与伊朗最高领导人有着紧密联系的宗教机构负责人（不安有所缓解）。

罗斯告诉我，他“带来的不只是一点疑虑，而是满腹疑虑”。查看了纸条上的提议后，一切都有合理的解释了。不过，罗斯此前就彻底了解了阿曼于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中东和平问题所做的工作，也清楚阿曼确实与伊朗有着联系。于是，罗斯决定将伊斯梅利的提议连同一份写有提醒信息的备忘录，呈递给希拉里。希拉里看完后让罗斯与伊斯梅利保持联系。

在罗斯忙着在阿曼结交朋友时，美国总统给阿里·哈梅内伊寄了两份密函。第一份密函明确提出美国和伊朗有可能重新建交，伊朗最高领导人收到奥巴马的信函后，回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的满腹牢骚（奥巴马的判断无误，伊朗人确实心怀不满）。不过，奥巴马得到哈梅内伊的回复，就增添了信心。于是又写了一份短一些的信函，直接提议要和伊朗就核计划问题进行商谈。奥巴马甚至任命了两名外交官，比尔·伯恩斯（BillBurns）和白宫负责伊朗问题的高级官员普尼特·塔尔瓦（Pualwar），计划将他们派遣到伊朗。这次，哈梅内伊没有回信。

2009年6月，伊朗爆发了骚乱。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Ahmadi-nejad）经选举再次当选伊朗总统，但选举明显作了弊，愤怒的人群涌上德黑兰的大街小巷抗议。这是自伊斯兰革命以来对伊朗政权最大规模的反抗活动。警察和那些被称为‘巴斯基’民兵组织开始残酷地镇压抗议人群。2009年6月20日，哲学系学生妮达·艾嘉-索尔坦（NedaAgha-Soltan）在前往参加某次反政府集会的路上，胸口中弹而亡，血腥的骚乱达到了**。业余摄影者拍下了她的死状——眼睛翻白以及流血的嘴巴和鼻子，通过YouTube传播给全世界，成为这场以民主为主题却注定要失败的抗议活动中的标志性时刻。在这场漫长的骚乱过程中，奥巴马和希拉里都没有为这“绿色运动”辩护。奥巴马和希拉里从持不同政见者那里得知，伊朗当局会利用“山姆大叔”的支持来破坏抗议者的名声。奥巴马经常含糊其词，但这次却相对清楚地表达了观点。他说，艾哈迈迪-内贾德与其在这次选举中的主要对手米尔·侯赛因·穆萨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管怎样，”奥巴马称，“我们都得面对一个长久以来都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政权。”

希拉里秉承一贯作风，没有反对白宫提出的“不干涉”法令。希拉里唯一一次表态是在2009年7月。她在出访泰国时说，美国会考虑给盟友提供“保护伞”，保护盟友抵挡拥有核武器的德黑兰的攻击。希拉里的言论令奥巴马的助手感到紧张，因为这意味着白宫计划要牵制伊朗，而白宫公开的政策是阻止伊朗人获得原子弹。这也让人回想起希拉里在竞选总统期间的强硬言论，即要是伊朗要进攻以色列，“我们就有办法将他们彻底消灭。”

不过，希拉里在私底下却对这种不干涉的态度表现出了懊恼。伊朗发生**的初期，希拉里就曾表现出了这种情绪。当时国务院的官员发现，抗议者会使用“推特”等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来分享集会的相关信息。于是，当“推特”按照计划给网站进行常规维护，需要将网站关闭数个小时的时候，国务院的年轻官员贾里德·科恩（Jared）给“推特”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Dorsey）发了邮件，请求多西推迟维修工作，以便伊朗人继续交换信息。多西答应了。希拉里的助手得知消息后非常生气，认为科恩违反了白宫的指令，担心这会给他们的上司希拉里带来麻烦。可是希拉里对抱怨不予理会，称这正是国务院应该做的事情。

希拉里“事后诸葛亮”地总结道，奥巴马政府对“绿色运动”的回应糟糕透了。希拉里写道：“我后悔我们没有更有力地给予支持，也没有号召其他人参与其中。”对希拉里来说，伊朗对反抗运动的残酷镇压标志着奥巴马外交序曲的结束，一个更适合她的阶段已经开始。丹尼斯·罗斯也已经离开国务院，转而为白宫服务。“阿曼通道”没有关上，但处于休眠状态。它是一个没有经过测试但很诱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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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半年，希拉里俨然像一名黑暗的传教士，宣称大力打压伊朗的经济就能够让伊朗屈服。希拉里想做的是寻得各方支持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即在石油和银行业务上严厉地制裁伊朗政府。希拉里在巴西利亚呼吁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InácioLuladaSilva）不要推进与德黑兰进行核武外交，否则会减轻对伊朗的制裁（巴西和土耳其与伊朗签署的核燃料交换协议瓦解了）。她在多哈发出警报，称伊朗“正在走向军事独裁”，希望能够以此让美国的阿拉伯盟友振作起来。她还在北京催促中国领导人切断与伊朗的商业联系。

汤姆·多尼伦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希拉里需要说服亚洲和欧洲这两个伊朗的大贸易伙伴接受“会让他们付出极大代价”的措施，几乎没有胜算。印度、日本和韩国是伊朗石油的主要进口国，德国向伊朗出售机器，俄罗斯则为伊朗建造了一座核工厂。不过，对希拉里来说，（考虑到希拉里在处理阿拉伯世界的问题时，明确倾向于“大棒政策”，而不是“胡萝卜政策）这是一项合适的任务。英国前任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DavidMiliband）看到希拉里抛开她和奥巴马之间的政治分裂，努力为一项共同事业奋斗而钦佩不已。“她的关注点在于构建联盟，”米利班德告诉我，“她能够全身心投入进去。”希拉里的助手还会拿希拉里欣赏米利班德的事开玩笑：他身材高大、干净利索，皮肤黝黑却非常好看，年轻得可以当她的儿子。他和许多英国的公务员一样，可以毫不费力、流畅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希拉里非常重视米利班德的观点。在这次联合国投票会的前几天，希拉里听米利班德说，如果中国没有就这次制裁进行投票，其他还没有做出决定的成员国也可能弃权，这样一来就满足不了安理会的最低九票的投票通过数。

纽约大部分的游说工作都由常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负责。希拉里与中国商讨这项协议的机会出现在2010年6月7日，发生在一个最难以相信的地方——秘鲁的利马。表面上看，希拉里去利马是为了参加美洲国家组织（OSA）的一次会议，旨在确定是否重新接纳发生政变并将左翼总统驱逐后的洪都拉斯。新闻铺天盖地，洪都拉斯的事都不值得一提。我当时是跟随希拉里前往利马的记者之一，在不冷不热地发送回相关报道后，记者们来到了位于利马峭壁之上的户外小酒店，俯瞰太平洋。当时是下午4点，云层很低，遮住了视野。我们要了一轮皮斯科酸酒，这是一种由秘鲁出产的烈酒“皮斯科”、柠檬汁、蛋白和苦酒调制而成的烈性鸡尾酒。喝完后，我们再要了一轮。想到希拉里也可能无事可做，我们便邀请她一起饮酒。我们经常在参加完各种烦琐的记者招待会和盛大场合之后喝酒放松。希拉里的助手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毕竟希拉里也喜欢工作后喝点酒，而且这次OAS会议也确实不是很大的负担。下午六点，我们结了账，步履蹒跚地回到了J。W。万豪酒店，在酒店大厅的酒吧里，我们见到了希拉里、胡玛·阿贝丁、菲利普·莱因斯。希拉里心情愉悦，很快就喝掉了第一杯皮斯科酸酒。一旁的阿贝丁则紧紧盯着希拉里，她总是担心希拉里会在记者面前放下防备，哪怕这些记者已经喝得醉醺醺了。此外，那天晚上希拉里还要参加另一场会议。希拉里计划与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张业遂商谈，张业遂是这次OAS会议的观察员，两人打算商讨两天后由安理会投票裁决的制裁协议中的一些重要细则。

两天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12票赞同、2票反对通过决议，支持对伊朗执行新一轮制裁。不仅联合国会采取行动，美国和欧洲也会实施制裁来重创伊朗的石油出口、限制伊朗的货币流通，并为第一次正规的核谈判做好准备。这成为希拉里在任职国务卿期间的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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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勒姆·伊斯梅利还没放弃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打开通道的想法。2009年7月31日，伊斯梅利的第二次机会突然到来。那天，伊朗警卫逮捕了三名在伊朗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边界徒步旅游的美国公民。莎拉·舒尔德（SarahShourd）、谢恩·鲍尔（ShaneBauer）、和乔希·法塔勒（JoshFattal）三人被指控非法入境、参与间谍活动，而三人称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伊朗的领土。三人被拘留在德黑兰恐怖的伊文监狱，这里关押着1979年革命中的政治犯，他们就在受到单独拘留的情况下度过了四个月。

背包客事件迅即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奥巴马与希拉里、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Tutu）、西恩·潘（SeanPenn）和艾什顿·库奇（AshtonKutcher）等都要求伊朗释放人质。不过，这

件事很快也陷入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政治漩涡中。考虑到瑞士自1979年以来就维护着美国在伊朗的外交利益，美国让瑞士从中调解，结果也无济于事。事情就这样拖了好几个月，毫无进展。之后，伊斯梅利找到了罗斯，建议道：要不阿曼充当调停者的身份？罗斯同意了。

2010年9月14日，缴纳十亿伊朗里亚尔（在当时约合46。5万元美元）保释金后，伊朗释放了莎拉·舒尔德。伊朗官员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人道主义，因为舒尔德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伊斯梅利付了这笔保释金，然后开着自己的私人飞机来到德黑兰迎接舒尔德。鲍尔和法塔勒就没这么幸运了，两人将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和定罪，但伊斯梅利一直在为他们寻找获救的机会。虽然希拉里没有见过这个阿曼人，杰克·沙利文一直都将伊斯梅利的工作情况转达给希拉里。2011年7月31日，沙利文发邮件告知希拉里，伊朗不久后就会给鲍尔和法塔勒定罪。“为了伊斯梅利，先不要把大门关上。”沙利文写道。言下之意，伊朗摆明了立场，可能会接受协商。六周后，伊朗释放了两名人质，而近100万美元的保释金则同样由伊斯梅利支付。这些背包客将自己的囚禁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他们在书中将伊斯梅利描述成神秘的阿拉伯王子，出现在2010年春天，给绝望的他们带来了希望。“他进入房间，空气马上弥漫着一股檀香。”谢恩·鲍尔描述他在伊文监狱的会议室里第一次见到伊斯梅利时写道：“他走向我们，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那张留着短短胡须的脸庞看起来很和蔼，却十分泰然自若，散发出一种力量，不同于身旁的伊朗守卫显示出的那种力量，是一种尊贵的力量。”伊斯梅利介绍了自己，并转达了卡布斯的祝愿。伊斯梅利并没有直接说起他们的案件，而是东拉西扯，说了并非所有阿拉伯人都是恐怖分子，还提到美国需要了解中东地区的情况。最后，伊斯梅利才说到了此次来访的目的：“我不希望你们抱有太大的希望，但我会尽力帮助你们，好吗？”

在白宫看来，背包客的释放意味着阿曼人通过了一次重要的测验。伊斯梅利通过这件事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与伊朗打交道。现在，伊斯梅利需要为伊朗开出条件。美国和英国也囚禁了伊朗的公民，伊朗想要英美两国释放这些人。大约一年后，三名曾偷偷地将夜视镜等美国军事装备运送到伊朗的伊朗人被悄悄释放了。美国的官员否认释放这三名伊朗人是对伊朗的回报，而是说将沙尔扎德·米尔·戈里克汗和穆杰塔巴·阿塔罗迪这两名囚犯被驱逐出境是服刑期已满，只是还在等待相关文件。第三名囚犯努斯拉图拉·塔基克关押在英国，英国的法院决定不引渡到美国，搁置裁决。不管如何，这种巧合还是给了阿曼人向伊朗展示美国诚意的资本，也为之后的外交铺平了道路。

释放莎拉·舒尔德两个月后，丹尼斯·罗斯和普尼特·塔尔瓦悄悄地来到阿曼，想了解阿曼苏丹如何看待“背后通道”。卡布斯说的话让他们印象深刻：卡布斯拜访过阿里·哈梅内伊，确信伊朗很想要达成核协议，但是他不想将自己的声望赌在一场注定失败的谈判上。两人转而请求阿曼苏丹向伊朗最高领导人转达一条信息：奥巴马坚决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不过他愿意使用外交手段来解决这次争端。

一个月后，希拉里来到了马斯喀特亲自跟阿曼苏丹洽谈。虽然希拉里对于“背后通道”是否有效持怀疑态度，但她还是接受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会是一次漫长的行动，”希拉里写道。而奥巴马更加相信“背后通道”是可以行得通的，所以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两次致电卡布斯，想弄清楚卡布斯是否能够让有权代表哈梅内伊的伊朗人来与美国谈判。出于保密，白宫没有公开这两次通电的内容。

“他真的想要弄清楚，如何才能找到一条不寻常的方式来改变这种动态，”约翰·克里告诉我。

到那时为止，克里是最支持“背后通道”的人。克里一直想要打通与伊朗的交流渠道，当他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插手解救背包客时，克里看到了机会。背包客事件让克里得以联系卡布斯及其调停人塞勒姆·伊斯梅利。克里在第一个任期所承担的主要工作就是这类任务。释放囚禁在巴基斯坦的中情局代理人，到说服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Karzai）在阿富汗进行决胜选举，种种成绩让克里成为一名可贵的调停人。不过，克里的自由行事方式也有一定的压力。克里服务于谁，政府还是他自己？这个问题一直让希拉里的助手不解。因此，希拉里的助手经常会要求派一名国务院官员陪同克里出行，从中协调。

在伊朗问题上，克里则单独行动。2011年以及2012年上半年，克里数次出访阿曼。访问期间，他和阿曼苏丹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美国和伊朗之间举行秘密会议的可能性。两人变得十分亲密，克里是唯一一个被允许到加尔米施-帕滕基兴县，一个名为“GermanAlpine’的度假小镇，拜访卡布斯（卡布斯因身患癌症在此接受治疗）的人。克里也见了伊斯梅利，有时在伦敦和罗马，有时在华盛顿。克里和伊斯梅利在莫尔顿牛排坊的包间享用了一顿时间很长的晚餐，规划了“背后通道”。此时的克里深信阿曼能够将伊朗最高领导人的代表带到谈判会议桌上来。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两人会议中，克里告诉奥巴马，验证与伊朗签署核协议是否可行的唯一方式就是会见伊朗人。

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包括希拉里，都很怀疑这条通道是否能行得通。他们研究了数月，还是没有做出决策。克里以为国务院和白宫是在故意拖延，所以他对此越来越感到懊恼。克里的许多参谋人员都在琢磨，希拉里会甘心在国务卿任期的最后一年里这样耗着吗？克里在战情室向希拉里和奥巴马简述了自己在阿曼的会话，提醒两人要是不行动的话，阿曼苏丹会认为美国并不热衷于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等得越久，阿曼和美国之间的会话越可能被泄露出去。

“无论决定如何，”克里对参议院总参谋长大卫·韦德（DavidWade）说，“我们都必须把人聚到一个房间里谈一谈。”

克里还跟韦德提起了自己作为一名为了结束战争而战斗的越战老兵的故事。“25岁那一年，”克里回忆道，“我在报纸上看到在巴黎举行的越南战争谈判，他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这一年半间又有很多人丧失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