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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外交（第3页）

为了能尽快开展和谈，克里多次通过伊斯梅利向伊朗传递信息。参议员克里和NSC的汤姆·多尼伦关系密切，两人经常一起整合会谈的要点，不过克里的激进方式惊动了希拉里等国务院的人物。许多官员说，克里向伊朗表示美国会在和谈的一开始就承认伊朗有权增加铀储备来开展民用核能计划。而伊朗一直以来都在征求这种让步，还称这种权力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所规定的而且伊朗也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就断然否定了伊朗这种要求。而现在，奥巴马政府则琢磨着该如何、在何时放宽这种限制。

克里否认自己曾向伊朗的官员表示伊朗有权增加铀储备。“从一开始我就小心翼翼，”克里告诉我，“按照NPT的规定来说话做事，伊朗现在没有，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权力增加铀储备。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没有权力增加铀储备。’”克里确实愿意让伊朗开展民用核计划，但在伊朗人看来，开展民用核计划与增加铀库存，二者是等同的。克里公开蔑视要求伊朗拆除核设施的以色列和美国政府的强硬派。以色列的特工曾声称要杀害伊朗的科学家，而美国则和以色列联手，使用电脑蠕虫攻击伊朗的网络，让伊朗的离心设备陷入瘫痪。提到这两项旨在阻止伊朗核计划的秘密方案时，克里说：“如果谈判的目的是为了剥夺伊朗经历了各种刺杀活动以及“震网行动”之后获得的辛苦成就，那么谈判就进行不下去。”

我们有理由相信，克里没有说出“有权提高铀储备”这句话，但却给伊朗留下了这种印象。三年后，会谈进行到最后阶段，克里表现出来的谈判风格就表明：他想要创造一种“有可能”“双赢”的氛围。克里不会唱“白脸”，就算有，也很少。伊斯梅利可能也美化了克里的言论。白宫内部普遍接受，总协议准许伊朗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铀储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克里和来自阿曼的调停者直入主题，直接处理了核心问题。

不过，在2012年初那种紧张的气氛下，人们认为克里激进的作风是可取的。希拉里和奥巴马担心伊朗人会认为克里就代表了白宫，毕竟克里曾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现在又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白宫的态度是，看，约翰想帮忙，他和这些人签了有利的合约，不过，我们没有误导他们，这才是关键！”前美国官员这样说道。2012年春天，奥巴马拿定主意，认为是时候让政府部门接管“背后通道”了。克里没有抗议，身为参议员，他清楚自己在索取东西时的界限。克里找来汤姆·多尼伦聊天，聊以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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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梅利会把人带到谈判桌上，如果你和普尼特能够过来见他们就好了。”比尔·伯恩斯打电话告诉杰克·沙利文。

2012年6月的第一周，沙利文和希拉里现身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希拉里是为了商谈北冰洋的前景才来到这里。伊朗终于派出了使者参加一次试探性会议。白宫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弄清阿曼能否开辟“背后通道”，并确定美国和伊朗双方的立场是否足够一致，来展开后面的会议。一个月后，即2012年7月6日，沙利文在随同希拉里出访巴黎时悄悄地离开巴黎，搭乘民航飞机前往马斯喀特。从某个方面讲，让沙利文执行这样一项敏感的任务真是一个奇怪的选择。“相比那些本该前往的人，他既不惹人注目，也不具备足够的经验。”希拉里告诉我，“不过我完全相信他，而且正因为他不惹人注目，这样他才能够来来回回而又不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在马斯喀特等着沙利文的是伊斯梅利、普尼特·塔尔瓦和白宫先遣人员埃米特·贝利沃（EmmettBeliveau），贝利沃负责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为避人耳目，三名来访者没有住进酒店，而是选择睡在美国大使馆一个空房间的沙发上。第二天早上，三人进入了王室办公室里一间华丽的房间。伊朗人通过另一扇门进入房间，跳过了握手环节。伊斯梅利这位随和的东道主坐在房间里一张光亮的大木桌的上首，三名美国人面对着伊朗外交部的四名中层官员而坐。他们中包括日后成为伊朗驻塞浦路斯大使的扎比布（Zabib）和之后担任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伊朗大使纳加菲（Najafi）。伊朗代表中还有一名相对高级的官员——外交部副部长阿里·阿斯加尔·纳杰菲（AliAsgharKhaji），负责随时向谈判团队提供建议。纳杰菲在另一个房间静候，并没有跟美国人见面，以表示伊朗不愿太过重视这次的初步会议。

伊朗代表要求美国承认伊朗有权提高铀储备，美国代表拒绝了；伊朗代表又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以达到同样的目的，美国代表再次拒绝。双方就这样你来我往，持续了八个小时，中间只有几次喝茶的休息时间。最后，沙利文决定结束会议。“我们不要待在这里和这群人商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沙利文对同事说，“我们走吧。”

“如果我们空手而归的话，”一名伊朗代表提醒道，“德黑兰不会再让我们回到这里的。”

沙利文也担心中断这次会议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还为自己的这个决策失眠了近一个月。沙利文告诉灰心的伊斯梅利说，美国愿意再次会谈，条件是伊朗同意不带着先决条件或预期来磋商。

四个月后即2013年3月，美国和伊朗坐回了谈判桌。希拉里在那个时候已经离开了国务院。大力支持“背后通道”的约翰·克里取代希拉里成为国务卿，沙利文勉强同意继续留在奥巴马政府里，担任乔·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巴马还在空军一号里亲自打电话请求沙利文留下来，继续留在谈判团队中。这一次带领代表团的是比尔·伯恩斯，成员还包括普尼特·塔尔瓦和军备控制问题方面的专家鲍勃·艾因霍恩（BobEin-horn）。艾因霍恩此前负责监管国务院对国际制裁的实施，十分擅长钻研细节，还因此被中国人称为“牙医”。身为拜登前顾问的塔尔瓦则是白宫和谈判代表团的纽带，在谈判时会毫不犹豫地援引奥巴马讲话。伯恩斯和沙利文是团队中最重要的人物，而且两人的关系存在着父子一般的情感。

比尔·伯恩斯是一名说话温和的职业外交官，彬彬有礼的作风与卷曲的白发和胡子一样老旧（NSC新闻室里有人将他戏称为“小胡子”）。他在外交电报中会使用诙谐而入木三分的言辞，因“维基解密”的助力而名声大噪起。比尔·伯恩斯曾到达吉斯坦参加一场为期三天、酒气熏天的婚宴，提莫西·贾顿·艾什（TimothyGartonAsh）说伯恩斯描述婚宴时用的言辞，“几乎可以跟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Waugh）媲美。”奥巴马看中了伯恩斯沉稳的作风，于是让他来领导谈判团队。

到了马斯喀特，伯恩斯的任务就是在会议出现剑拔弩张的气氛时缓解谈判双方的情绪，而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沙利文说了“你们想都别想”这样话的时候。阿里·阿斯加尔·纳杰菲也参加了会议，这一次他不再躲在隔壁房间，而是出面与美国代表团说了话。伯恩斯偶尔还会和纳杰菲在花园中散步。伯恩斯性格温和，所以他只要提高声调说话，伊朗代表一定会注意到。

伊斯梅利告诉伯恩斯，伊朗这次愿意以“公平的起点”为基础来交涉。对于伊朗关于提高铀储备的要求，白宫方面决定力争找到解决方案。伯恩斯告诉伊朗代表：“我们是否要探究铀储备提升方案的可行性，取决于你们是否想探究美国以及国际同盟将会提出的严格限令和核查措施，这些限令和措施会决定我们最终达成全面的协议。”这里的关键词是“探究”，选用这个词可是花了一番心思。

美国和伊朗于3月份举行的这次会议更轻松一些，地点设在阿曼官员的一个俱乐部，这里有一排排远眺大海的别墅。伊斯梅利做了介绍之后就退了下去，守在外面，不时地查看手机，以免耽误谈判代表有所需要。奥巴马事先联系了阿曼苏丹，重申了谈判要求。不过，讨论到增加铀储备的问题时，会议还是陷入了困境。伊朗代表称，他们坚持早先由克里提出、阿曼人转达的提议。“我们不清楚你们是否原原本本地复述了参议员克里的话，但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立场就是现在这样。”美国的一名代表告诉伊朗代表，“我们说的都是美国总统授权的内容，你们可以认为我们的话也代表着美国的官方立场。”

美国代表还引入了一个关键的议题，即除非伊朗同意立即暂时地限制核项目的实施，否则他们会停止谈判（美国代表担心伊朗会拖延谈判，悄悄地提高铀储备量）。实际上，美国代表这样做是为了在双方达成全面协议之前，先达成一个合适的临时协议。伊朗代表表示他们会考虑这个提议，不过伊朗的政治局势不明朗，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即将卸任，伊朗的立场有多坚定也就无法确定。不过，这次会议的结果还是比八个月前的会议要好得多。

同年6月，哈桑·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这对奥巴马而言是个难得的机会。这也许就是伊朗捉摸不定的行为（正如2009年奥巴马和助手在罗斯福厅中讨论的）发生变化的先兆。那年夏天，奥巴马给鲁哈尼发了贺信，并提议推动核问题谈判。奥巴马联系伊朗总统而不是伊朗最高领导人的举动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奥巴马认为阿里·哈梅内伊已经授权鲁哈尼和美国谈判。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鲁哈尼说奥巴马的信函“向重要的未来迈出了微妙的几个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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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美国和伊朗展开了新一轮的谈判，鲁哈尼口中的未来到了。美国代表团的成员没变，伊朗方面则派出了两名老练的外交官，阿巴斯·阿拉格齐（AbbasAraghchi）和马吉德·塔赫特-拉文奇（MajidTakht-Ravanchi），这两人的直接上司是伊朗新任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MohammadJavadZarif）。扎里夫在美国接受教育，担任过驻联合国大使。

“背后通道”暂时关闭后的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美国和伊朗相互猜疑、互不让步。而经历了这一切后，双方终于在劳动节和感恩节之间举行了多次会议：三次在阿曼，一次在纽约，两次在日内瓦。会议进程中当然还是遇到了各种麻烦。其中一次会议上，马吉德·塔赫特-拉文奇夸大了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签署《附属协议》的意愿，这个协议将允许检查员大范围地监察伊朗的核设施。但在接下来的一次会议中，拉文奇又改变主意了。伊朗代表抱怨美国在减轻制裁时对伊朗资金的解冻力度太小，他们对拆除或封存伊朗核设备的要求也嗤之以鼻。“你们还想要什么？”拉文奇一边冷冰冰地盯着美国代表，一边问道。

双方对谈判内容可能会完全暴露于公众的担忧越来越深。11月初的一天，我在日内瓦的一个酒店里偶遇了普尼特·塔尔瓦，《华尔街日报》前一天报道了塔尔瓦参与了美国与伊朗的秘密会谈。我问他报道是否属实，他一笑置之。不过那时候，他和伯恩斯、沙利文三人关在房间里进行了激烈地讨论。双方代表在联合国大会照面时，故意避开联合国所在的海龟湾街区，在时代广场附近的洲际酒店租用了一个房间。他们觉得，比起其他地方，曼哈顿更不大可能泄露他们的行踪。（在提到伊朗人穿的标准商业服饰时，伯恩斯说：“五人穿着白色衬衫，扣上了所有纽扣，领带也没打，在人群中根本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谈判代表忙着讨价还价的时候，奥巴马却想着创造历史。他打算在美国的土地上与伊朗新总统举行会议，这是自吉米·卡特在1977年向伊朗国王敬酒以来美国领导人和伊朗领导人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议。奥巴马让沙利文负责这次会议的安排。沙利文将与鲁哈尼的一名助手（沙利文已经在之前的核谈判中认识了这名助手）合作，协商安排一次在外交辞令被称为的“非正式会谈”。

“非正式会谈”是一次看似即兴，实则不然的简短会面。2013年9月23日，星期一晚上，沙利文来到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的第42层，参加了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SamanthaPower）的住处举行的接待会，主要是为了传递信息——他告诉奥巴马，会议可能定在第二天举行。

不过，伊朗在星期二会议即将开始的最后一刻临阵退缩了。奥巴马的助手讨论片刻后，表示总统同意举行会议，伊朗却决定停止会议。白宫向外界透漏这条消息，是为了向鲁哈尼施压。评论家和美国政府前官员都抨击奥巴马对伊朗领导人的殷勤非常不得体。三天后，鲁哈尼的助手通知已经回到华盛顿的沙利文，提议安排一次电话会谈。沙利文和本·罗德斯将这个想法传达给了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奥巴马。“嗯，没问题，”奥巴马说。

“祝你过得愉快！”鲁哈尼用英语说。奥巴马用伊朗语回答：“Khodahafez！”Khodahafez是告别用语，可以翻译成“上帝保佑你”。

几分钟后，奥巴马走向白宫简报室的演讲台向美国人民通报这一消息。途中，奥巴马经过了罗斯福厅，他在四年半前就是在这里与希拉里·克林顿试图厘清伊朗那飘忽不定的思路。“就在刚才，我和伊朗伊斯兰伊朗共和国的鲁哈尼总统通了话。”即便在说出这句话时，奥巴马依然表现出其惯有的沉稳。

两位领导人表示自己将加倍努力，促成核不扩散协议。奥巴马提醒大众接下来还会面对各种障碍，还有可能再次面临失败，不过他还是2009年坐在泰迪·罗斯福画像的那个小心翼翼的乐观主义者。

“我相信，我们可以得出一项全面的解决方案，”奥巴马说，“我相信，确实存在这样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