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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源起（第1页）

第2章　源起

2002年10月2日，不起眼的伊利诺斯州州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在芝加哥的联邦广场上发表了反伊拉克战争演讲。“我并不反对所有战争，”他告诉听众，“我反对愚蠢的战争。”八天之后，全球知名的前美国第一夫人在美国参议院的发言台上发表了讲话。白宫当时正在处理一项可怕的事件：据说，萨达姆·侯赛因在秘密研制化学、生物和核武器。总统希望国会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对萨达姆进行打击。“这是曾经做过的决定里最难的一个，”希拉里·克林顿苦笑着说道，“每一次可能引起战争的投票都是艰难的抉择。但是我坚信这是正确的选择。”带着这样的想法，她认可了乔治·W·布什的入侵计划。

伊拉克战争应该是最能体现希拉里和奥巴马之间深层断裂线的事件。这个事件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决定性因素，其中一人还因此影响了余生，甚至在2016年参选之时也深受影响。这一事件推动或阻碍了他们的雄心壮志，引导他们做出许多决定，并决定了他们如何感知美国在远方冲突上所扮演的角色。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有时很极端，会极力地否定布什在军事活动上的失误。2015年夏天，他抨击了那些反对他和伊朗核协议的人，指责这些人就跟过去那些让美国陷入伊拉克陷阱的人一样昏聩糊涂。2011年12月，他下令从巴格达撤离了最后一名美国军人，完成了珍贵的竞选诺言。但“伊斯兰国”极端宗教武装分子在美国军队撤离后，横扫了叙利亚边境的安全真空区，证明了美国撤军只是奥巴马一次有名无实的胜利。就这样，奥巴马被迫将士兵送回伊拉克，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危险事业。

希拉里与乔·拜登和约翰·克里曾就投票授权战争上进行了激烈争论，最终改变了参议院其他人的判断。她坚持认为：白宫误导了她，让她以为白宫会在战火拉响之前奋守最后一道外交防线。她与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奥巴马一起抨击了布什政府的战争行为，反对了其2007年的军队扩张计划。后来，她承认，自己采取这一立场一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战争不受欢迎。

当然，希拉里投票授权这次军事行动肯定是出于政治目的。她以纽约市资浅参议员的身份前往伊拉克进行谈判。她所代表的城市——纽约，是西点军校和德拉姆堡军事基地的所在地，也是“9·11”袭击事件的“归零点”，她和比尔·克林顿理解抓住这些袭击机会的政治意义。她请求在华盛顿的纽约女性拿出坚强的态度；9月11日，经过多次电话交谈之后，她和比尔已经酝酿好了发布的信息；第二天，希拉里便在参议院的发言台上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宣布向那些将双子大厦撞倒了的人宣战。她表示，“任何人想要庇护恐怖分子，或以任何方式援助他们，都将面临我们国家的怒火。”

希拉里渴望在“9·11”事件后的时代里担任指挥官，所以不管接下来是要打击在阿富汗的塔利班，还是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她决心要表现出足够的坚定。投票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六年后，民主党初选，希拉里也依然固执地拒绝为此举道歉。她只是在12年后的回忆录里写道，这是一个“错误却朴实、简单”的艰难决定。最后，她的那一次投票让名望不及她、却敢在当年反对战争的奥巴马获得了总统候选资格。

然而，希拉里和奥巴马在2002年秋天出现决定性的分歧，并不只是因为这些。他们对伊拉克的看法其实是各自生活经验的产物，源于不同的年龄、时间和地点，对军事力量的运用有着不同的认知，对美国在推动世界变化中的角色也存在不同观点。希拉里成长于“二战”之后的浮躁世界，父亲在乘船前往太平洋之前是一名训练菜鸟水手的海军小军官，她的父母都是典型的保守型爱国人士。她曾经写过：“（他们）是相信美国无所不能的一代。”而生于1961年的奥巴马，只有祖父斯坦利·邓纳姆（StanleyDunham）经历过“最伟大的一代”（GreatestGeion），他在诺曼底登陆日的六周后被派往法国。邓纳姆是一名家具销售员，后改行卖保险，其一生都颠簸动**，四处奔波，最终希望破灭，揉碎梦想，与妻子和孙子一起住在小公寓里。

让两人走上不同道路的14年里，奥巴马和希拉里在越南战争期间站在了对立的阵营，那是“二战”后时代的转折点。这次战争打破了美国人的自信，影响了那些让林登·约翰逊毁灭的、对东南亚执行民主外交政策的思想家。希拉里在1969年的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激烈的反战演讲，她是动**时期的纯粹产品。另一方面，奥巴马却喜欢回顾60年代的混乱局面，这在多年后被称为“婴儿潮时期时代出生的人的心理剧，即很久以前的大学校园宿怨和复仇情节所构成的故事”。

除去出生时间不同，奥巴马和希拉里生长的地方也不同。她生长在国家的中心地区——芝加哥的中产阶级郊区，有可靠的共和党做靠山。他的童年则比较多元，多在夏威夷，甚至更远的印度尼西亚，总是在本国本土以外的地方。当希拉里·罗德姆（HillaryRodham，希拉里的婚前名。）在1965年秋天抵达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College）之前，她只离开过美国一次，前去加拿大境内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在巴里·奥巴马于1979年进入西方学院（OtalCollege）时，他已经多次出国，却很少踏足美国大陆。希拉里从内部至外来看待国家，而奥巴马则从外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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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四海一家的观点写在了他的DNA里。他的传记作家大卫·马拉尼斯（DavidMaraniss）写道：“由于母亲来自堪萨斯州中南部，父亲来自肯尼亚西部，奥巴马不可能只扎根在一个地方，来自非洲和美洲心脏地带的不同传承从一开始就塑造了他的特性。”奥巴马的母亲是一名人类学家，经常在夏威夷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来回往返，这就使得她年幼的儿子以外国人的视角来看待美国，能够像第三方一样冷静地审视自己的国际。

奥巴马八到十岁期间，与母亲斯坦利·安·邓纳姆（StanleyAnnDunham）和继父罗罗·苏托洛（LoloSoetoro）一起生活在热带城市雅加达，并且很快就学会了印尼语。年幼的巴里会唱爱国歌曲，命令同年级的学生将这些爱国歌曲改编成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与当地的孩子一起奔跑着穿过中产阶级社区的小巷，用烟叶和香蕉叶烧出来的气味回应祷告者的祈祷。虽然后来母亲把儿子带回了夏威夷，与外祖父母共同生活了三年半时间，但印度尼西亚已然印在了他骨子里。他的母亲在雅加达生活和工作了二十余年，所以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去那里过暑假，对西方国家及其石油公司甚至包括安·邓纳姆的雇主福特基金会（FordFoundation）在内的发展机构都有偏见。这个遥远的东南亚群岛成为奥巴马衡量美国力量善恶与否的重要根据。

奥巴马在2006年出版了《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TheAudacityofHope），为参加总统竞选奠定了基础，该书还专门写了“外面的世界”。那一章的内容以印度尼西亚开始，以印度尼西亚结束。他写道，这个国家“是过去的50年里美国外交政策的现成案例”。1967年，也就是他和母亲抵达苏哈托的那一天，一位平静温和却生性残酷的军官发起了血腥政变。他有美国作支撑和经济来源。美国提供了援助，美国经济学家帮他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美国军队与他的士兵进行了联合演习。奥巴马写道：“那种程度的力量很难不被察觉。”繁荣的上升浪潮给印度尼西亚人带来了冰箱、汽车等奢侈品。雅加达曾是一个破旧的殖民地前哨，现在也变成了摩天大厦熠熠闪光、高速公路繁忙拥挤、五星级大酒店随处可见的大都市。然而，为了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安全，美国容忍了苏哈托统治中荒唐的一面，如压制性政治文化、逮捕不同政见者并施以酷刑、虚假选举和残酷镇压亚齐（Aceh）等偏远地区的种族起义等等。

虽然奥巴马在书中没有提到，但他对福特基金会及其他发展机构所做的工作极其失望。若干年后，他在大学里受到了最亲密好友之一哈桑·尚多（Hasandoo）的影响。哈桑·尚多是巴基斯坦人，他跟奥巴马讲了美国大力支持军事独裁给第三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早期回忆录《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DreamsfromMyFather）中，奥巴马回忆说：母亲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与愤世嫉俗和腐败溃烂的世界格格不入。他写道：“她是现世人文主义的孤独见证者，是新政、和平护卫队和自由主义的卫兵。”

骨子里流着的肯尼亚血液加深了他的疑虑。奥巴马在书里写道，当他第一次去父亲的家乡，看到内罗毕的游客时，内心涌起一股愤恨，“那些人穿着好莱坞电影里的旅行装，拍照、招呼出租车、躲避街头小贩。”在夏威夷，被太阳晒伤的游客是当地人调侃的话题之一；而在肯尼亚，他觉得他们笨拙的天真无邪是一种怠慢。30年后的2015年，奥巴马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回到肯尼亚，他的观点必然与之前不同。

坐在被特勤围绕的豪华装甲轿车里，他哀叹自己不能去访问父亲的村子，更不能在内罗毕的街上晃**，和当地人一起喝茶、吃乌伽黎和羽衣甘蓝（玉米糊和蔬菜）了。奥巴马提醒他们，他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祖父是英国军队里的厨师，父亲是去美国求学的知识分子。

批评家抨击奥巴马的反殖民主义思想，认为他受到了肯尼亚父亲和左翼母亲的鼓动。这些人的说法过于夸张，因为奥巴马在四年级的时候就离开了肯尼亚，对父亲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奥巴马确实长期批评美国对待后殖民国家时所表现出来的幼稚和冷嘲热讽。他在有关印度尼西亚文章中写道：“明摆着，我们在解放曾经的殖民地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在创立国际机构来帮助操纵‘二战’后世界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中，我们趋向于通过冷战的万花筒来观察国家和冲突，我们不知疲倦地帮助发展美国方式的资本主义和跨国公司。当对我们有利时，我们容忍了专政、腐败和环境破坏，有时甚至加以鼓励。冷战结束后，我们乐观地相信‘巨无霸’汉堡包和因特网将引导我们走向历史冲突的终结点。”

人们认为，巴里·奥巴马在1971年回到夏威夷，也许会看到美国良好的一面。这段日子里，他与父亲的关系逐渐疏远了，那整整一年仅在圣诞节见过一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商业街和千篇一律的住房区取代了威基基海滩上闪闪发光的绿松石之后，火奴鲁鲁的生活对奥巴马来说，与希拉里·罗德姆在伊利诺伊州的生活并无二致。他也和祖父母一起吃肯德基，看《圣诞怪杰》（HowtheGrimas），与朋友一起打篮球。拿到精英私立学校普纳荷学校的奖学金后，奥巴马还偶然结识了游手好闲的大麻帮（gang），该帮派以吸食大麻而著称。

奥巴马的少年时代正好是充满茫然和困惑的20世纪70年代末，但夏威夷仍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据奥巴马的高中朋友麦克·拉莫斯（MikeRamos）回忆，当时夏威夷电视里只有在美国大陆的足球比赛结束后才会转播。由于夏威夷与东海岸之间有六个小时的时差，夏威夷的人们刚醒过来，美国大陆的新闻早就已经不是新闻了。夏威夷与加利福尼亚州之间2500英里的水域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距离，更是心理距离。“在夏威夷，你就是以外部的角度来观看美国大陆，”拉莫斯跟我说，“当然，除了这一点之后，（他们之间）还有其他微妙的差异之处。”

奥巴马上学期间，不断繁荣的夏威夷文化和历史强化了这种差异感。加比·帕西努依（GabbyPahinui）及其乐队“夏威夷之子”（SonsofHawaii）复兴了传统夏威夷语音乐风格，在专门播放夏威夷音乐的第一电台演奏了歌曲。拉莫斯说，普纳荷学校还专门开设了一门夏威夷历史课，主要讲解美国在1893年政变（1893年政变：指夏威夷政变。1893年，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夏威夷，支援当地的美国人发动政变，夏威夷女王带着臣民签字的文件，亲至美国国会请愿。回岛上后遭到软禁。——译者注）之后，吞并岛屿等一些不那么讨人喜欢的行为，如“那些家伙冲进来，然后推翻了女王”。奥巴马在其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中写道：“破裂的谈判、传教士带来的重大疾病、对夏威夷土著进行的残酷征服”，“为了甘蔗和菠萝种植园，美国公司对富饶的火山土壤的瓜分”。

根据奥巴马所说，随着这些年种族认同感不断增强，他没有理由再去过分地关注这种陈旧的历史，但这些历史让他带着矛盾的观点进入了美国大陆。奥巴马在洛杉矶西方学院结识了一群新朋友（包括哈桑·钱德和其他两名巴基斯坦学生），开始参加漫长无趣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吹风大会，那些谈话让他更加了解了美国影响力的极限。在签署《戴维营协议》（《戴维营协议》：埃及和以色列达成的关于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原则性协议。该协议于1978年9月17日在美国华盛顿签署。——译者注）的几个月后，新生政治科学课上出现了精彩的一幕。一些同学认为，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平协议将维护美国的利益，并对中东有更广泛的有利影响；另一些同学则表示反对并批评其观点。奥巴马作为反对派的代表，他坚决表示反对。

奥巴马写道：“我们认为，这些人的观点以一个错误的前提为基础，即只要有美国监护和担保整个过程，埃及和以色列就能够一起解决巴勒斯坦人的微妙问题。有多天真，才会相信美国有能力靠着心血**就掌控整个世界？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情况都并非如此，如今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有限，其角色应该是参与者，而非世界体系的控制者。”

30年后，新当选总统的巴拉克·奥巴马尝试着担任起中东和平调停者的身份，这恰恰是18岁的巴里·奥巴马嗤之以鼻的徒劳之举。他开展此项活动所派遣的特使便是他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尽管两人都声名在外、劝说技巧满分，但都没能把心有疑虑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团结在一起，这似乎印证了年轻时奥巴马所得出的结论：美国人习惯性地高估了他们在遥远土地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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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拉里·克林顿隐藏了自己对奥巴马在中东地区和平行为的疑虑，那他们就需要依赖于战术，而不是残留幻想，认为美国能够成为世界上追求美好的力量。对于生于长于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言喻的猜测。1960年，她九年级的历史老师保罗·卡尔森（Paul）将世界描述为“无神共产主义与美国方式的殊死搏斗，二者只可留其一”。他告诫班上的学生说：“记住！最重要的是！与其赤化，不如死了算了！”

那个时候，希拉里受反共产主义的共和党成员父亲罗德姆影响，完全同意这位老师的观点。后来越南战争爆发，再进入威尔斯利学院，希拉里的政治观念发生了改变。即便如此，她成为第一夫人之后，接受NPR访问时依然表示：“我的政治理念植根于伴随我成长的保守主义。”这一点在她的外交政策上尤为明显。她经常谈到她少女时代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宇航员，因为她被NASA拒绝了，那封拒绝信是她第一次遭受性别歧视。她写道，她真正的志愿动机可能是父亲担心“美国会落后于俄罗斯”。休·罗德姆作为一名吝啬的家具推销员，将家里弄成自己当初当海军教官的样子。希拉里的传记作家之一卡尔·伯恩斯坦（stein）在其作品《希拉里传：掌权美国的女人》（AWomaniheLifeofHillaryRodham）中写道：“他在自己家里复制了兵营式管理，坐在客厅里的长沙发椅上发号施令（出了吃晚饭，他很少站起来），诋毁和贬低孩子的进步，让孩子们倍感挫折。而他将其称之为‘挫折教育’，真让人印象深刻。”多年后，在利雅得郊外的一个沙漠营地里，希拉里坐在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国王（KingAbdullah）身边，看着大型显示屏上播放的越野摩托车赛的视频（国王喜欢在与别人谈话的时候播放电视节目，这样其他人就听不到他们的对话内容了），这一幕让陪着她的我们十分震惊。她却跟我说，那个场景很神奇地让她想起了她的父亲。

“她是卫理公会派教徒，出生于中西部地区，时间也刚好是那个世纪的中叶，”希拉里的朋友和前演讲稿撰写人丽莎·玛斯卡廷（LissaMuse）告诉我，“她一直徘徊在各种社会运动的边缘，但是没有触到核心部分。她只是有深刻的信念，认为这个国家有能力造福世界，保护其民众。”年轻时候的希拉里视野窄小，而奥巴马则有国际视野。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希拉里缺少语言天赋。她读大学时法语非常烂，以至于教授对她说“小姐，请把您的才能用在其他地方吧。”即使是现在，希拉里访问其他国家时，如果有人要求她讲当地语言，她都会礼貌性地拒绝，因为她讲得非常蹩脚。相反，奥巴马则乐此不疲地炫耀自己有限的印尼语和斯瓦希里语。直到1973年，希拉里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比尔·克林顿带她去英格兰参观威斯敏斯特教堂、议会大厦、巨石阵和湖区，她才有了第一次欧洲之旅。他在那里第一次向这位懵懂、犹豫不决的女朋友求婚。

越南战争对希拉里的影响也与同龄人不一样。1968年的动**期间，她还处于从共和党向民主党过渡的中间时期，必须遵守两个党派的规章制度。那年夏天，她以共和党在华盛顿实习生的身份，在威斯康星州议员梅尔文·莱尔德（MelvinLaird）举办的大型会议上发言，质疑了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BainesJohnson）升级对东南亚的干涉程度是否合理。莱尔德（后来成为理查德·尼克松的国防部长）虽然也有自己的疑虑，依然为这个政策辩护。这位未来律师似乎不太关心越南的困境，而更关心其宪法含义，尤其是在尼克松在1970年决定将战争范围扩大到柬埔寨之后。希拉里在讲座会和其他反战集会上并不是一名非常显眼的听众，她只是一名来自纽黑文、在耶鲁大学学法律的学生。

“1969年～1972年，当我们还在法学院时，大部分人都积极参与活动，希望尽早结束越南战争”，希拉里的同班同学格雷格·克雷格（GregCraig）如此说道。他后来进入白宫，担任了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的法律顾问。“但我不记得希拉里参与过这些活动。”（2008年，他与希拉里分道扬镳，转而支持奥巴马。）

希拉里受卫理公会信仰和扎根于心的社会责任感，将**投入到另一个方向，即减轻贫困和捍卫儿童合法权益。受到儿童保护基金协会创始人玛丽安·赖特·爱德曼（MarianWrightEdelman）的影响，希拉里开始了为期20年的漫长而充满风险的历程，为她以后成为儿童权益倡导领域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我意识到，”她写道，“我想用法律来为无人聆听的儿童发声。”她带着这股**一路冲进了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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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克林顿当第一夫人的前两年，是她为改变美国医疗系统征途中最重要的阶段。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她的唐吉诃德式想法，而且那一千多页的高度保密规章制度、狂妄自大的个性、名为“哈里和露易丝”（HarryandLouise）的电视广告等，让公众极力反对这个项目。后文会讲到这场医疗辩护如何完全地消耗了她的**，以及该项目的失败如何让她投身追求下一个目标。希拉里并不是从未出过国门，她喜欢不停地提醒人们，自己还是阿肯色州第一夫人时就带着孟加拉国社会企业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参观了美国，想看看他的小额信贷计划是否能够解决欧扎克地区贫困城镇的贫困问题。但正如她的丈夫从未忘记过1992年竞选总统时詹姆斯·卡维尔（JamesCarville）的著名口号一样，希拉里也将自己塑造成了关心“餐桌”问题的第一夫人。

医疗改革在1994年8月彻底宣布崩溃了。同年11月，共和党人掌握了参众两院的大权，将中期选举变成了克林顿式大政府的全民投票。这对比尔·克林顿来说是一次耻辱的失败，对希拉里来说更是致命的，因为人们判定她认同了这么一个危害极大的大社会风格项目。在西翼，人人都像躲避瘟疫一般躲着她，总统顾问还谴责她危害到了总统的地位。被贴上了民主化标签的她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目标，甚至考虑完全退出政治圈。她告诉她的工作人员：“我不想给丈夫管理国家造成阻碍。”

但这并不能证明在那些黑暗时期，医疗保健政策的流产开启了希拉里的外交政策事业。1995年3月，她和女儿切尔西在南亚进行了为期12天的五国之旅，希拉里还在途中就一些主题进行了测试，影响了接下来几十年里的外交。

希拉里从巴基斯坦飞到印度，再从斯里兰卡飞到尼泊尔，参观了各地女校、卫生诊所和孤儿院。她与获得小额贷款的女性企业家进行了认真的交流。她还摘取了一名印度女学生写的诗放到了她的演讲中：“太多国家的太多女性，都讲着同一种语言，那就是沉默。”在尼泊尔的时候，希拉里还和切尔西还骑了大象。

民众的反应非常热烈，很直接，“华盛顿的希拉里”在海外轰动一时。当随行的记者问希拉里为什么不早一点为妇女的权益发声，希拉里愤怒至极。她写道：“我努力了25年，就是为了改善美国妇女和儿童的地位和尊严。”但是希拉里的形象在海外的传播效果更好，因为她在海外的身份是像杰奎琳·肯尼迪一样的传统第一夫人，而不是一名野心勃勃的右翼社会工程师，试图将医疗保健政策硬塞到美国人的喉咙里。为了改善社会的雄心壮志而奋斗的希拉里，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作为美国全球大使，将美国价值观传递给更广泛的人群。

卡维尔曾告诉过她：“你花了两年的时间，想让人们接受一个更好的医疗保健政策，人们想杀了你。你和切尔西一起骑一头大象，他们却爱上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