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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源起（第2页）

南亚之行其实是访问中国的热身运动。1995年9月，结束了与切尔西同行的五国之行的六个月后，希拉里前往北京参加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

这次旅行让整个华盛顿都坐立不安，国会鹰派成员担心中国会在这次大会上传递他们不想听到的信息。白宫西翼的政治助手们担心，希拉里可能会让她的丈夫难堪。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却认为，中美外交应当交给外交官来处理。“他们担心这可能会得罪中国人。”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桑迪·伯格告诉我，“他们在这方面可非常在乎繁文缛节。不过我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也是她代表我们发声的良机。”

这场演讲让希拉里痛苦不堪，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与家人度假和在夏威夷转机的时候，她也不忘改演讲稿，甚至在前往北京的11小时航行期间也没有停歇。她和助手一直想写出极其出色的演讲稿，以防各个政府代理的插入内容让她的演讲效果大打折扣。希拉里的发言稿撰写人莉莎·马斯卡廷（LissaMuse）回想起，自己在黑漆漆地飞机走道上走过，将演讲终稿交给希拉里所在的机舱时，看到乘客们都已经在两旁的座位上打瞌睡了。当希拉里拿到那一叠演讲稿，她盯着马斯卡廷看，一言不发。“我不想墨守成规，”她轻轻地说道。听完这句话，作为一个喜怒不言于色的前新闻记者，马斯卡廷震惊了。她回忆道：“我当时想，‘这就是我做这件事的原因吧。’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在飞机上熬到半夜，盯着空白的荧幕思考。”

事实证明，希拉里的这次演讲是她职业生涯中最成功、最不朽的一场演讲。

希拉里用直率和严厉的语言，有条不紊地讲述了她拜访女童和妇女的过程中看到的震惊的现状：“由于嫁妆太少而被浸泡在石油里、被丢到火里焚烧致死”，“只是因为生而女儿身，就被饿死、被淹死、被掐死、被扭断脖子”等等，她的描述将会场气氛推到了**。她说：“如果这次大会里能够有一个信息向外部传递，那就是：人类的权力就是妇女的权利——妇女的权利也是人类的权利。”

对一个不像奥巴马那样对金句信手拈来的人来说，这可是令人非常难忘的金句。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角色让希拉里明白了该如何为人权战斗，也让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贯彻这一认知。最讽刺的是，在担任国务卿期间的访华处女行14年之后，希拉里告诉记者：就人权问题在中国发表演讲其实非常难，因为中美两国需要在其他一些压迫性问题上共同努力，如气候变化和朝鲜核问题等。埃莉诺·罗斯福的理想主义让路给了亨利·基辛格的现实主义。

然而，这两种矛盾的思想在希拉里身上得到了长期的融合。18岁那年，她在写信给对她精神追求影响非常大的卫理公会青年部牧师唐纳德·琼斯（DonaldJones）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有人能同时拥有保守的思维和自由的心灵吗？”思维和心灵的二分性贯穿了希拉里的所有外交政策和政治决策，她的传记作家也指出，这就是她对越南战争愤怒不已，却没有上街游行反对的原因。当她在比尔·克林顿的参谋团里扮演了微妙却极具影响力的角色，影响关于战争和和平的决策时，这种二分性再次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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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4月，克林顿政府刚掌权不到一百天，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的穆斯林小镇就被波黑塞族（BosnianSerbs）包围了。身为作家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埃利·维瑟尔（ElieWiesel）当时前往白宫，就“中立的危害”发表了演讲。在此之后，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便邀请他到白宫的总统住处，同行的还有希拉里、希拉里的参谋长梅兰妮·韦维尔（MelanneVerveer）和后来成为了巴尔干半岛地区特使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Holbrooke）。据韦维尔回忆，比尔·克林顿简短地跟维瑟尔介绍了斯雷布雷尼察的冲突，并问他：“你会怎么做？”

他说：“埃利十分清楚答案：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他的话对希拉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她后来在书里写道：但在那个时候，她已经认定“阻止波斯尼亚种族大屠杀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塞尔维亚范围内，进行选择性空袭。”她的丈夫也同意这一观点，但是他说服不了欧洲同盟。所以他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提出了一项可能无效的策略，即向波黑塞族让步，试着跟他们开展和平谈话。等到美国所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实施空袭，迫使波黑塞族坐到会议桌前，签署代顿协议（代顿协议（DaytonAccords）：1995年，前南斯拉夫联盟、克罗地亚和波黑三国领导人签署了代顿协议，结束了波黑战争。2014年11月11日，决定将欧盟驻波黑维和部队任期延长12个月，由其发挥主要的稳定和平的作用，保证《代顿和平协议》得以执行。——译者注）后，已经过去两年了，斯雷布雷尼察又有8000多人丧生。六年之后，1999年3月，她建议她的丈夫下令对科索沃地区开展空袭，波黑塞族正在那边试图彻底消除阿尔巴尼亚人。

“我力劝他开展轰炸，”她接受《说客》（Talk）杂志采访时如是说，还复述了自己在前往南非的途中打给比尔电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屠杀，你不能任由事态发展，留到下个世纪。如果我们都不能保证自己的生活了，要NATO有什么用？”

不少人都在巴尔干半岛地区问题上赞同希拉里的鹰派观点，包括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她比希拉里早十年从威尔斯利学院毕业，后在联合国担任大使。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列出一系列反对美国政府干涉波斯尼亚地区的原因时，她说了一句举世闻名的话：“如果我们都不能使用，那你经常说这个精湛军事队伍又有什么意义呢？”

1995年夏天，奥尔布赖特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张直白的备忘录，表示即使需要撤离联合国安置在那里的维和部队，美国也需要重新考虑开展空袭的决定。希拉里留意到了这张备忘录，所以当比尔考虑究竟要让谁替代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Christopher）来担任国务卿时，她全力推荐了奥尔布赖特。

“希拉里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玛德琳呢？她的观点与你最契合，也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阐述你的观点，更何况，选她做国务卿能让你母亲高兴呢。’”奥尔布赖特告诉我，“如果没有希拉里的话，我可能永远都当不上国务卿。”

这两位女士一起出去旅行，迅速成为朋友。在1996年9月前往奥尔布赖特的出生地布拉格的旅行中，他们一起走过老城广场上的鹅卵石街道，浏览街边的橱窗，在咖啡厅里就着饺子和大白菜讨论“二战”。“我感觉她非常清楚美国的力量是什么，而我在后面也越来越清楚这一点了。”奥尔布赖特回忆道。《纽约时报》调侃这次外出旅行是第一夫人在面试奥尔布赖特，不过她们的亲密关系是真实的，两人也遭遇过类似的婚姻冲突而加深了关系。“有一次晚宴上，希拉里、努尔王后和我坐在一起”，奥尔布赖特回想起，在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后，她邀请了约旦王后组织了一次晚宴：“我们三个人的丈夫，一个去世了，一个离婚了，一个出轨了。”（奥尔布赖特在45岁的时候，丈夫为了另外一个女人离开了她。）除了为奥尔布赖特拉票之外，很难看到希拉里做了什么来影响比尔·克林顿的外交政策。她之前在医疗保健改革中带领了总统的特别小组，不过这次不同，她没有参与任何桑迪·伯格及其继任者安东尼·雷克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会。但所有人都知道，她肯定会跟她的丈夫说说自己的观点。“我怀疑每个晚上她都会说。”伯格说道，“总统非常尊重她的观点和判断。我每天早上都觉得自己听到了希拉里在附和他的观点。所以我怀疑他们肯定会私下里谈论这些。”

有时候，她对重要议题的强烈兴趣让人防不胜防。1996年10月，在参议院退休后被克林顿任命为北爱尔兰特使的乔治·米歇尔（GeeMitchell）前往纽约肖托夸，帮助总统准备再次竞选的第一场辩论，对手是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BobDole）（美国佬米歇尔在嘲讽辩论赛中打败了脾气暴躁的多尔。）他们在一起的第一个夜里，克林顿邀请米歇尔共进晚餐，这位前参议员发现希拉里也坐在餐桌上。他回忆起来，在第一个小时里，他们只讨论了他在北爱尔兰的外交成就，这种积极性在她当上国务卿后还一直延续。“她把感情都投入到其中了。”米歇尔告诉我。

1998年12月15日，总统与夫人结束了满载象征意义的访问，正打算搭乘飞机从中东飞回家里。在这期间，以色列总统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带领他们去了马萨达，两千多年前的犹太人就是在这个山地要塞与罗马军队进行了最后一战；他们与巴勒斯坦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一起在圣诞教堂（ChurchoftheNativity）吟唱了圣诞颂歌。但在“空军一号”的会议厅里，伯格和另一名国家安全局官员布鲁斯·里德尔（BruceRiedel）依然简短地向克林顿汇报了一个令他长期头疼的问题：萨达姆·侯赛因拒绝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回到伊拉克。

几周之前，五角大楼就已经制定了空袭计划，准备进攻萨达姆在伊拉克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疑似地点。但每次在克林顿准备扣动扳机之时，萨达姆都会适当地让步，瓦解美国与联盟之间的团结，先发制人地阻止了军事打击。同时，克林顿还面临了一些政治诟病：他因为莱温斯基丑闻事件被白宫内部弹劾，若此时发起空袭，无疑与电影《摇尾狗》的剧情吻合。但是随着开斋节迫近，他的顾问提醒他，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里德尔回忆称：“我觉得他极其不愿意发起战争，并且打心底希望伊拉克就这么走开就好了。”

作战指示结束后，疲惫不堪的克林顿走到飞机前端，回到他的机舱准备休息。第一夫人则留下来没走，陪着里德尔和伯格一起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这两人很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担忧，如果克林顿继续犹豫不决，可能会对他的声誉造成不利影响。希拉里一直翻阅着杂志，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反复交谈。突然，她开口说：“这次千万别放过他。你们必须确保自己一定能说服他。别再让他有逃避的机会。”

她话语中的那个“他”指的是她的丈夫，而不是萨达姆·侯赛因。第二天，克林顿签署了“沙漠之狐行动”（OperatioFox），派了一大批F-16战斗机、B-52轰炸机和“战斧”式巡航导弹打击了将近一百个伊拉克目标地，其中包括萨达姆的宫殿和他的共和国卫队兵营。投放范围列表显示，这些袭击的目的不仅是销毁萨达姆的武器装备，还要动摇伊拉克的政权。两个月前，克林顿就签署了一项法规，让伊拉克的“政权改变”成为正式的美国政策。结果证明，“沙漠之狐”行动只是乔治·W·布什发起战争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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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希拉里站在参议院里，着重地强调了她作为第一夫人时的见闻，来为自己投票进攻伊拉克辩解。她指出，她的丈夫对该国采用了军事武力，是因为多份报告指出萨达姆在储备生化武器，而一旦“沙漠之狐”的飞弹停止投放了，他就会重启核计划。她认为美国政策从遏制转变为政权变更应当归功于比尔，哪怕他用来封杀萨达姆的方法，都是民主选择，而不是美军第82空降师的选择。希拉里提醒听众，她的丈夫在科沃索空袭问题和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的遭遇一样，都因为俄罗斯行使了否决权而没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总之，美国和NATO联盟还是持续投放了78天的炸弹，阻止了针对成千上万名阿尔巴尼亚的种族清洗活动。她说道，领导有时候需要绕过联合国。

“我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另一端的白宫里生活了8年，每日看着我的丈夫处理国家大事，也许我的决定受到了这些经历的影响，”她说道：“我希望这位总统，希望未来每一位总统，不管是在联合国里还是在战争中，都可以站在最有竞争力的位置来领导我们的国家。”

希拉里后来否认了她投票同意进攻伊拉克，因为她的情报出现了错误，而布什则滥用职权。事实上，她根本就没有读到提供给参议员的92页《国家情报评估》，这份报告对萨达姆是否拥有杀伤性武器的评估更为保守，其中还包括国务院和能源部提出的反对意见，并非所谓5页公开版本中所展示的那样。

然而，希拉里在2002年所举的例子真实地反映出了她的世界观：当美国的利益危在旦夕、世界不赞同美国的时候，美国需要军事力量，需要支持政权改变，需要强有力的总统领导力，有必要单方面采取行动。正如奥巴马在谈及印度尼西亚时所说的那样：“没问题。”奥巴马在芝加哥发表关于伊拉克的演讲时，没有人在乎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在两年后通过在民主党集会上发表政策演讲，进而登上国家政治舞台。那天在联邦广场上的活动录像虽然只留存了几秒的内容，但是和希拉里一样，奥巴马参加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抗议活动也反映了他的世界观：他对新保守派的大佬，如迪克·切尼（Diey）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Wolfowitz）的否定；不断地称伊拉克战争为“愚蠢的战争”；并表示“萨达姆并未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直接威胁”。这也是他担任总统期间不愿意干涉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原因。

“即使伊拉克战争取得胜利，美国仍需要驻军伊拉克，我们无法预知会持续多长时间，花费多大代价，造成什么后果。”奥巴马如此说道。他还说：“单方面以暧昧不清的理由入侵伊拉克只会使中东局势火上浇油，只会刺激阿拉伯世界采取最坏，而不是最积极的举动。”

这种核不扩散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奥巴马的大学时代。1981年，他刚从西方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一篇关于苏联和美国之间武器谈判的论文得了A。他还为该校的周刊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表示双方阵营都在提倡核冻结。

1983年，奥巴马从大学毕业，希望找一份与自己四海为家的性格相符的工作，这个想法让他一时间失去了方向。“我是该从事读书时让我非常感兴趣的事呢？”他写道：“还是去学国际关系专业，然后进国务院或外交部工作呢？还是直接去国外基金会上班？”相反，他选择了一条希拉里年轻时候没有选择的路：收拾好东西，开着本田思域（HondaCivic），去芝加哥做了一名社区干事。在此后的六年里，他稳稳地扎在一个地方，思考的最大问题是住宅项目中的石棉，而不是核导弹的发射重量。

其实，直到2004年被选为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才重新把注意力持续投入在国际事务上。在希拉里·克林顿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挣扎于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问题上，通过军事上的成功让民主党逐渐摆脱了越南战争之后的反战偏见。奥巴马成家了，并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法学教师，准备在伊利诺伊州开始其政治事业。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教训似乎已经饶过他了。在《无畏的希望》中，他专门写了一段有关比尔·克林顿的外交政策的内容。“至少，在公众的眼里，90年代的外交政策缺少重要的主题和出色的规则。”

不过，一进入华盛顿，奥巴马就试图弥补丢失的时间。他进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重新燃起了防止核扩散的兴趣。2005年，他与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迪克·卢格（DickLugar）前往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后者给俄罗斯人塞了点钱，搞到了他们的弹头。奥巴马回忆，参观完加固的苏联时代核储备设施之后，招待他们的是“罗宋汤、伏特加酒、土豆炖肉和令人难忘的可怕鱼冻”。

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动**岁月里，奥巴马想要寻找新的外交政策理念，于是他找到了民主党外交政策专家苏珊·赖斯（SusanRice）以及记者、大学教师萨曼莎·鲍尔（SamanthaPower）。两人都热切地谈到，当局势需要时，美国需要以人道主义为原因进行军事干预。鲍尔在获得了普利策奖的《地狱的问题》（AProblemfromHell）书中，控诉了克林顿政府没能阻止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作为比尔·克林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助手的赖斯，经常因为美国的无所作为而愧疚不已。

多年后，奥巴马因为拒绝在叙利亚实行空袭和不愿意干涉利比亚而受到质疑，白宫本能地提出了伊拉克的前车之鉴。次数过多之后，批评家开始抱怨总统需要制定一个策略，一个比“不是伊拉克”更好的策略。然而，奥巴马一直在自己心里怀疑，美国会不会像他大一那年一样，控制不住发生在美国境外的事情。

2006年1月，作为一个心怀总统梦的参议员，奥巴马与其他两位立法委员一起去了趟中东。他去了伊拉克，亲眼看见了四年前被他称为“愚蠢的战争”造成的后果。此外，他还搭乘直升机飞过绵绵山丘前往了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在那待了一个星期。他回忆起来还说自己分不清犹太小镇和阿拉伯小镇。凝望这耶路撒冷的圣地，奥巴马写下：

从耶路撒冷的散步长廊，我往下望向老城、登霄圣殿、圣庙西墙和圣墓教堂，想象着这块小地方曾经代表的2000年的战争和战争的传说，思索着，认为这种冲突也许会以某种方式，在我们的时代结束的可能性是小之又小。又突然想到了美国，尽管其势力强大，但在世界演变的若干年后不知道会处于个什么地位。

我并没有总是想着这些念头，那是老人才去想的问题。

年轻人也应该想一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