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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物世家（第1页）

一　文物世家

在登封市，宫嵩涛一家算得上是文物世家。

宫嵩涛本人是登封市文物局的副局长，而他的父亲宫熙是登封最早的文物专干。那是建国初期的1952年，“文物专干”是个人人都觉得陌生的头衔。宫熙将全部身心都投入了文物工作，使登封的文物保护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1958年，宫熙在登封全县境内进行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对重要文物登记造册，摸清了本县文物的家底。1961年，他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撰写了登封县的第一本文物志。

1990年，登封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对全县文物进行“四有”建档。已经子承父业的宫嵩涛在登封档案馆看到了老父亲当年留下的手迹，他心里不禁百感交集。自己现在做的这些工作，父亲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做过了！

当年正是在父亲的奔走呼吁下，登封建立了文物保管所（河南省仅有的三个文物保管所之一），使登封的历史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务院先后公布了多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也先后公布了多批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封市计有各类文物古迹956处。其中，有16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文物规模位于全国县级市之首！

登封如此多的文物受到了国家、省、市的重视和保护，宫熙这位当年的“文物专干”功不可没。

“文革”时期破“四旧”，文物部门受到了强烈冲击。作为文物干部的宫熙也被批被斗，吃尽了苦头。然而，宫熙保护国家文物的痴心毫无更改，当造反的“红卫兵”盲目地冲冲撞撞，要去扒中岳庙和少林寺的时候，没人敢于阻挡，只有宫熙勇敢地挺身而出拦住了他们。宫熙向他们大声疾呼：“这是文物，不是四旧！”……

提起当年宫熙奋不顾身保护登封文物古迹的情形，一些知情的老干部都感慨地说：“要不是宫熙挡住了他们，哪还有中岳庙，哪还有少林寺，哪还有申遗哩！”

宫嵩涛来到登封市文物局工作之后，继承了父辈为文物事业献身的精神，为登封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正因为他对登封的文物了如指掌，所以他在此次登封申遗的工作中才被国家文物局和省市有关领导视为栋材，用如股肱。

作为申遗所在地登封市的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对这项工作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嵩山就有过一次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机会。那时宫嵩涛就心潮澎湃，欲要大干一番，让嵩山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嵩山失去了那次申遗的良机。

2002年的金秋十月，国家文物局巡视员、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和世界文化遗产专家亨利一起到登封考察，他们认为观星台、嵩岳寺塔和少林寺塔林完全具备申遗的资格。于是，宫嵩涛就被抽调出来参加了申遗工作。这一次的申遗努力无果而终，为了服从国家安排的殷墟申遗的大局，嵩山申遗延迟搁后了。

殷墟申遗成功之后，嵩山申遗在国家文物局的工作进程表上递进为最紧迫的任务。2006年春节刚过，宫嵩涛就被召至省城郑州，郑州市文物局副局长任伟安排他住进郑州市委的嵩山饭店，让他参与申遗文本编写工作。

申遗文本可不是简单的写几张纸就行了，那是内容繁多、资料翔实、格式严谨、逻辑严密、表述力极强的文件、表格、图片之集大成。作为其附属项目，还必须有申遗古建筑群的保护规划和申遗古建筑群的专项法规。根据国内曾经申遗成功的先例来看，这套文本的编制要用一年到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备。

宫嵩涛从此就开始了以客房为家、以电脑为亲人、以桌子为朋友的日子。此中甘苦，一言难尽。2006年、2007年、2008年，这三年的大多数时间宫嵩涛几乎都是在郑州度过的。他偶尔回一趟登封或者去一次北京，也都是出于申遗工作的需要。每逢节假日，妻儿只能到郑州来看他。孩子每每不解地仰着脸儿问他：“爸，你怎么不回家呀？”宫嵩涛只好笑一笑，然后慈爱地抚摸着孩子的脑袋，算是对孩子的回答。

写文本，订法规，编规划，这几项工作是同时推进的。宫嵩涛是文本的起草人，是保护规划的召集编制人，是专项法规的制定人。在接待世界遗产专家的时候，他又是回答专家提问的讲解人。一身而数任，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他的压力很大很大，他知道只要在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他就有可能成为申遗失败的罪人。

2007年7月25日，在郑州嵩山饭店的会议室，郑州市文物局召开了关于嵩山申遗文本编制的讨论会和动员会。宫嵩涛望了望同样来自登封的吕宏军和常松木，然后把目光投向了与会的各位专家和学者。

中国建筑学界巨擘梁思成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郭黛姮。这位古建筑学家、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是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工作的重臣。打开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制的嵩山历史建筑群规划图，就可以看到她作为规划组长的名字。她不但领衔设计了嵩山历史建筑群的保护规划，而且直接参与了申遗文本的总体编制。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畅，他是中国建筑学界的精英，在古建筑专业的书面英语和英语会话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也参与了文本的编制工作，在世界遗产专家到申遗地考察评估时，他是现场会话的翻译。

河南省文物局原局长杨焕成，他是河南文物界人人敬仰的老专家、老领导。他在任期间，对嵩山古建筑群关爱有加。多年来，他直接扶持并亲自参与了嵩山多处古建筑的维护。虽然老骥伏枥，他仍旧不辞辛苦地奔波于登封古建筑物的维护现场，亲自指导每一处古建筑的维护项目。

河南省古建所原所长张家泰，河南古建筑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他对河南现存的古建筑物了如指掌，提起嵩山古建筑群更是如数家珍。

河南省古建所所长杜启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文华，郑州市文物处原处长于晓兴，郑州商城博物馆原馆长冯百逸。

……

宫嵩涛看到的和拿到的还有经他自己的手初编的《嵩山（郑州）古建筑群》申遗文本和国家文物局郭旃先生对初稿的修改建议。这册初编的申遗文本厚达343页，而郭旃先生提出的修改意见共有九条，被大家誉称为“郭九条”。

对郭旃先生，宫嵩涛内心深处充满了敬重。嵩山申遗，是在郭旃先生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进行的。通过一次次的工作交往，郭旃先生的人格魅力使宫嵩涛为之折服。郭旃先生是专家型的领导，也是领导型的专家；他是战士型的指挥员，也是指挥员型的战士。在中国申遗的战场上，国家文物局是第一线，郭旃先生就是第一线上的战士；在郑州和登封申遗的战场上，郭旃先生则是远在北京，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他用高瞻远瞩的目光、纵横捭阖的智慧、渊博精深的专业知识，指导着郑州和登封的一项项具体的申遗业务。

郑州市文化局局长齐岸青向与会者通报了不久前他和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向国家文物局巡视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先生汇报嵩山申遗时的情况。当他们汇报到面临的困难时，郭旃先生曾经这样说：“嵩山申遗如果确有困难，还可以换别处的项目。中国申遗的预备名录有35处嘛。”王文超书记听了，当即表态：“不行，我们嵩山申遗一定要上！”

这无疑是向国家文物局立下了一个军令状。

文本编制是申遗的基础，齐岸青局长向与会者传达了郑州市领导的决定：8月15日中文文本定稿，9月15日英文文本定稿，送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眼下已经是7月25日！

听到这个截止日期，宫嵩涛周身一震，不由得与来自登封的两位伙伴交换了一下眼神。

接下来是讨论对申遗文本如何修改定稿。与会者依据“郭九条”，各自发表了意见。“郭九条”建议，将“嵩山古建筑群”改为“嵩山历史建筑群”，与会者很快达成了共识，认为这样修改后定位更加准确。第二条，“郭九条”建议将“神山”改为“圣山”，于是大家对“圣山”的内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人认为，“圣山”的确比“神山”的文化意义更宽广，更准确。嵩山之“圣”在于它是历代官祭的对象，是华夏民族政治文明的摇篮。

作为登封市的代表，吕宏军作了专题发言。他认为嵩山的文化意义主要有三：第一，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嵩山是万山之祖；第二，周武王祭祀嵩山，开创了中国的封禅制度；第三，嵩山是黄帝文化和河洛文化的发源地。讨论的结果，与会者达成了共识：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文本的编制主题不是建筑风格，而是其文化内涵，即嵩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圣山。

继上午的讨论之后，下午由郑州市文物局副局长任伟主持，宣布了申遗文本的写作分工：文本的“列入理由”部分，由清华大学刘畅先生撰写；“圣山”文化背景部分，由登封市志办主任吕宏军撰写；申遗历史建筑群的保护现状，遗产的保护规划和管理规划，历史建筑群的监测，由登封市文物局副局长宫嵩涛撰写；申遗历史建筑群的描述和历史沿革部分，由登封市文联副主席、登封市作家协会主席常松木撰写。王文华、于晓兴、冯百逸参加讨论和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