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能事先不知道这件事。”洛瑞先生说。
“那样的话更让人担心,你想想,马奈特医生跟他女婿的关系有多好。”
“是啊。”洛瑞先生承认,他用颤抖的手托着下巴,不安的眼睛望着卡顿。
“总而言之,”西德尼说,“这年头是个冒险玩命的时代,要下冒险玩命的赌注,才能赢得这种冒险玩命的赌博。让医生去打稳牌,我来打险牌吧。这儿谁的命都值不了什么。任何人都有可能今天放回家,明天又会被处死。好吧,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就玩它一次命,把关在候审监狱里的朋友赢回来,而和我斗牌的对手,就是这位朋友巴塞德先生。”
“你手里得有好牌才行,先生。”密探说。
“巴塞德先生,”他接着说,那口气真像在看一手牌,“狱羊,共和国委员会的密探,一会儿当狱吏,一会儿当囚犯,但始终是个奸细、密探。因为是英国人,他在这儿更值钱,因为一个英国人来做这种伪证可以比法国人少受怀疑,他在雇主面前用的又是一个假名。这张牌很妙。巴塞德先生,眼下受雇于法国共和政府,过去却为法国和自由的敌人——英国贵族政府效劳。真是一张绝妙的牌。你弄清我的牌了吗,巴塞德先生?”
“我不懂你怎么打法?”密探有些不安地回答。
“仔细看看你手上的牌,巴塞德先生。慢慢来。”
密探手上的牌比他预料的还要糟。巴塞德先生看到的是必输无疑的牌,对此,西德尼·卡顿是不知道的。由于多次作伪证失败,他丢掉了在英国那份体面的职业,于是他只好渡过海峡,到法国来当差。起初,他在自己旅法的英国同胞中间下钓饵,搞窃听,后来慢慢地在法国人中间也搞起这类勾当来。在被推翻的前政府时期,他作为密探,曾到圣安东尼区和德发日的酒店刺探消息,还从主管的警察那儿,知道了有关马奈特医生的经历,以及他坐牢、释放的种种情况。他想用这些材料和德发日夫妇攀谈,在德发日太太那儿试了试,结果败下阵来。后来,他在圣安东尼区一再看见她拿出她的编织记录,告发一些人,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虽说他已投靠了新主子,竭尽讨好巴结之能事,给当今无处不在的恐怖火上加油,可是只消一句话,利斧就会落到他的头上。
难怪巴塞德先生见了自己的一手臭牌,便不由得面如死灰了。
“你好像不大喜欢你那手牌,”西德尼悠然自得地说,“打吗?”
“你不会这么想吧,先生?”
“噢,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其实,我还有一张好牌没亮出来哩。那个和你一起当狱羊,自称在国家监狱里吃草的朋友是谁呀?”
“一个法国人,你不认识他。”密探回答得很快。
“不对,是外国人!”卡顿突然想起什么,用手掌在桌子上用力拍了一下,喊了起来,“是克莱!虽然改了装,人却没变。我们在老贝利见过他。”
“这就是你的轻率了,先生,”巴塞德说着微微一笑,他的鹰钩鼻歪得更厉害了,“这一来,你让我占了上风了。我可以毫无保留地承认,克莱确实是我的同伙,可这是以前的事了,他已经死了好几年了。我在他病危时还照料过他。他被埋在伦敦圣潘克拉斯老教堂的墓地里。由于他生前和那帮无赖不和,搞得我没法给他送葬,不过我还是帮着把他放进了棺材。”
密探没有发现,克伦彻先生已站在他的身旁,还像个拘魂鬼似的,碰了碰他的肩膀。
“那个罗杰·克莱,先生,”克伦彻先生一本正经地板着脸说,“这么说是你把他装进棺材的?”
“是的。”
“那么又是谁把他弄出来的呢?”
巴塞德朝椅背上一靠,结结巴巴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克伦彻先生回答说,“他压根儿不在棺材里。没有!绝对没有!要是他在里面,我愿意砍下我的脑袋。”
密探转头望着另外两位先生,他俩都无比惊讶地望着杰里。
“告诉你吧,”杰里说,“你在那棺材里装的尽是些铺路石子和泥土。别再跟我说什么你埋葬掉克莱啦。这是骗人。我和另外两个人都知道。”
“你这是怎么知道的?”
“嘿,我明白了,”卡顿说,“我手上又多了一张牌了,巴塞德先生。你和另一个同你一样是英国贵族政府的密探狼狈为奸,那人心怀鬼胎,假装死去,却又活了过来!在这充满猜疑的疯狂的巴黎,你要想逃过告发,保住性命,是不可能的!外国人在监狱里搞阴谋,反对共和国,这可是张厉害的牌——是张真正能送你上吉萝亭的大牌!和我打吗?”
“不!”密探答道,“我认输了。我承认,我们在那些无法无天的暴民中很不得人心,我只好冒着淹死的危险逃离英国,克莱则被人四处搜寻,要不是那样装死,很难脱身。”
狱羊转过身去对着西德尼·卡顿,更坚定地说:“就到这儿吧,我马上要去当班,不能再在这儿耽搁时间。刚才你跟我说你有个主意。是什么主意?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事儿不多。你是候审监狱的看守吧?”
“我兜底告诉你吧,越狱是绝对不可能的。”密探坚决地说。
“我没问你的事你干吗要告诉我呀?你是候审监狱的看守吗?”
“有时候是。”
“你想去当就可以当。”
“我可以随便进出。”
西德尼·卡顿又倒了一杯白兰地,慢慢地把它倒进壁炉里,看着它一滴滴落下。等到滴尽了,他才站起身来说道: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当着这两位先生的面谈的,因为这些牌的用处不能只限于你我知道。现在,到那间黑屋子里去吧,让我俩单独谈一谈,把最后的话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