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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2页）

在德?索热尔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对花岗岩裂缝的有趣描写，主要是在他对格林赛尔和圣戈萨德的记述中。下面对他所作的关于这些山脉岩层的位置（第1774节）的概括，可以用来向读者显示，如果我试图描写所有次要的想象的话，我还要等多少时间才能讲到索热尔啊：——“他也很渴望看到古塔嫩垂直岩石上的片麻岩和矿脉，水平和垂直的相混合，在格林赛尔和格里斯都是垂直的，在福马扎谷都是水平的，最后第三次偏离阿尔卑斯山，进入梅约河入口。[163]”

三、逻辑教育

在第三卷的前言中，我提到了自己一天天坚定的信念，需要对我们的年轻人进行逻辑教育。真的，在当今英国人的思维中，最可怜实际上也是最有害的缺陷主要就是，它通常不能够领会任何包含相反成分，或者关联成分的两个观念之间的联系。在我们的牧师迎接自由思想家挑战的时候所作的模糊努力中，显示出了独特的宿命性，自由思想牵涉到邪恶的本质和起源；但是在那些尚未认识到自己虚荣心影响的作家（而且在牧师中这样的作家太多）所写的，关于需要仔细分析的事物的句子中，几乎没有一句不牵涉到那种半是可悲、半是可笑的逻辑缺陷，——这种缺陷是人们无一例外、一门心思要说出有学问的话，而不是可理解的话造成的。

举J。A。詹姆斯的《焦急的问话人》中一个句子为例——“主观的宗教，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心中的宗教，是通过把思想集中在客观的宗教，或者《圣经》中的事实和教义上而得以产生和维持的，这是一条伟大的原则。”

完全删除斜体[164]部分，句子才有意义（尽管决不是什么重要的意义）。但是他啰里啰唆把它延长成了纯粹的废话；因为“事实”既不是“主观的[165]”，也不是“客观的”宗教；他们根本就不是宗教。带着一定的感情，对这些事实的信仰才是宗教；宗教总是“我们心中的”宗教，因为除此之外还能是谁的宗教呢？（除非在天使心中，否则宗教决不会是不太“主观的。”）把信条叫作“客观的宗教”就像把恳求叫作“客观的同情”一样有“理智”；从这个句子可以推导出来唯一的显著事实是，作者急切想表达一种深刻的东西，却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要说。

在慈善事业中，我们不断从讲道坛那儿听到的许多特别请求的悲惨故事，一定可以归咎到同样的智力缺陷中。在1853年，我在爱丁堡听到过一个杰出的长老会牧师领袖的布道，是关于一个通常会受新教听众欢迎的主题的，即斋戒的不当和邪恶。布道人完全否认在《新约》中有任何关于斋戒的典据；宣称神布置了许多宴会，没有要求禁食；花了很大力气坚持下面的话，“不许结婚，必须禁食”等是描写天主教的。在整个布道中，一次也没有胆敢提到任何一点可能引起听众回忆起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2节和《马可福音》第九章第29节中的经文。我已经听过许多罗马天主教牧师的布道，但是我从没有听到过任何如此怪异的特别请求布道；事实上任何受人尊重的罗马天主教牧师从来不会这样布道；因为天主教徒从年轻时就学习了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能言善辩的。

当然在这些情况中，不可能确定传教士在多到程度上，经过预先思考有意识地下定决心，真诚希望把他的关于这一主题的结论印在听众的头脑中，也许会认为将可以通过坚持所有与自己的立场一致的观点，相信听众虚弱的头脑不会发现相反的论据，来最好地、甚至是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还担心如果他按照比例，陈述了另一方的观点，他也许就不能够，在允许的时间内，清楚地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这决不是一个可理解的和可原谅的观点，特别是对熟悉公众的思维能力的人来说；尽管那些能力自身有一半的错误是源于受到了这样不公平的对待。但是，总的来说，大致考察一下国民的代言人和导师着手自己工作的方式，就会在结果中发现一种无法计算的失败，原因在于把特别请求看成是对青年的一种艺术教育。我们应该交给青年的主要东西是观察事物，——所有那些山地给他们的眼睛能够看见的东西。我们实际上交给他们的一切是说话的能力。就我的教育经验而言，没有人梦想过教一个男孩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去认真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摆脱**和欲望；或者不要害怕当着众人的面实事求是地坚持已确知的结果。但是以一种伶牙俐齿、优雅的方式说话，——无端的讽刺些什么，——熄灭虚弱的对手微弱的观察力，以及狡猾地躲避强大的对手致命的攻击，——在演讲时用空洞的话语打发时间，用华丽的词藻掩盖时间，——把恶意打磨到致命的锋利，把真情表白掩盖在最适宜的阴影中，以及由最美好的借口掩盖自己的利益，——所有这些技巧我们都确实教过，作为职业和生活的主要技能。在允许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作为我们大学的教科书中，有一种奇特的意义。在打牌时作弊已经够卑鄙的了，但是说实话，把赌徒的花招印刷出来，并以它作为教科书，比把人类的演说花招以及人类心灵中的污点的狡猾的闪现，作为我们精明的青年的第一学习要义，还要明智一点。再者，尽管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包含了一些睿智的谈话，对于年长的读者是有趣的，然而它确实如此不合逻辑，擅长诡辩，以至于如果年轻人曾经带着真诚读过这本书，他就必须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从变得混乱的思维和错误的辩论习惯中恢复过来。如果在维护错误的理论方面稍微耍一些花招的话，一定就能找到继续使用这本书作教科书的理由，不过只要导师在打开书之初，就能指出基督教的美德，——全心全意泛爱众生；不做徒劳战斗的人；竭尽全力做自己的手头一切可以做的事，——决不可以被定义为“中庸的选择习惯。”但是亚里斯多德的诡辩是如此浅薄，以至于我把我们的大学保留这本书作为教科书，看成是他们把狡辩的实践看成是青年人最重要的一门课程的证据。例如，在“嫉妒”和“以邪恶为乐”之间所做的区别，在《伦理学》第二卷中是这样的，即嫉妒就是为别人的好运而感到伤心；而“以邪恶为乐的人超越了悲伤，甚至达到了快乐”（善与恶的区别，作为情感的主题，就这样被忽略掉了，而且仅仅是对所获得的悲伤和快乐的口头反对）；设想一下在大多数的青年的心目中，被迫对这种语言的把戏（甚至最好的希腊作家中都有很多这种情况）进行日常学习和敬重的情况；而且，《伦理学》中的理论是如此毫无站住脚的希望，以至于甚至诡辩也并非总能掩盖它，——而且，即使在亚里斯多德所给的首要的，也是最好的美德的例子中也于事无补，那正是可能已经使我们相信他的理论做得天衣无缝的例子；因为把“节欲”定义为一种中庸，把非节欲定义为相对的一种极端，同时并没有相反的另一极，这样他就通过道歉逃避说，在另一极上犯罪的那种青年“没有精确的名字；因为他总的来说，是不存在的！”

我非常了解对这种所谓教育的实用性的反对通常遇到的责难，正是来自那些被这种教育毁掉的人，——即对所做的每件事都能够“培养思维能力”的普遍诉求。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年轻的时候，人的心灵不是一台你可以用手边的海藻或砖灰在上面打磨齿轮的机器；把它投入正常运转，性能良好、无负载、上好了油以后，在二十五岁或三十岁上，你就开动了从海峡大门出来，行驶在狭窄路上，那辆不朽的机车特快。整个青年时期本质上是一个成长，受启迪，受教育的时期；我使用的这些词语是有分量的：吸收贮藏，形成关键的习惯、希望和信念。每一个小时都有命运的颤动，——每一个时刻，一旦过去，本该承担的工作就再也无法完成，或者忽略的一锤就再也打不到生铁上。把你的威尼斯玻璃花瓶从炉子中拿出来，在红彤彤透亮的时候洒一些麸皮在上面，当北风吹到它上面时，它就会恢复自己的清澈和红宝石般的光辉；但是不要妄想把麸皮洒在刚刚见过上帝的孩子身上，就会使他恢复天堂的色彩——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是不行的。

[1]不熟悉山景的人可能会认为山脉上的天空通常是非常靠近观者的。实际上，黑色的雷雨云好像迎面飞来，而从云缝中看到的青山可能远在三十英里以外。一般来说，即使在地势平坦的国家，和地平线相比，我们对很多云的远近并没有充分地了解。参见本卷第三章第12节结尾处。

[2]吉兰达约的最大缺陷在这幅插图中一清二楚，因为我不得不再次从拉希尼亚那儿复制过来。拉希尼亚省去了所有的光线和色调，把每一个形体都粗俗化了。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要点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后面我将更好地展示吉兰达约的作品。

[3]《建筑的七盏明灯》第六章第12节。

[4]我的朋友[《乡村的叶子》的编者]同样会这样写的！我们的书似乎将全部是果冻，而没有一点火药！好吧！我很感激她喜欢这个果冻；不管怎样，它使我确信这个果冻做得不错。（《乡村的叶子》第20节第34页。）（这里是原书附加注释的第一条，为了编辑的方便，原书的附加注释在本译著中和前文的脚注合并，下文不再一一指出。——译者注。）

[5]“雅”，英文原文是“Genteel”。——译者注。

[6]坎特伯雷城主干道有一些这种狭小建筑的奇特例证。

[7]然而，这当然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职责，对于外表而言是必要的。紧要的职责，对于善意而言是必要的，在任何国内的苦难中、当其痛苦足以震撼英国公众时，必须予以中止。

[8]我从个人日记中摘取了与此情此景有某些相似的一段文字：——

“亚眠，18—年5月11日。下午在索姆河的支流中间沿途愉快地散步。支流有五六条，——河浅水绿，也不算太健康；有些则又窄又臭，从成片可怕的房舍底下流过，卷起成堆的朽木。有些就是从河岸软土中伸出的修剪过的柳树桩，要不是用木材撑起就连河岸的形状都失去了。船好像纸糊的，薄得不能再薄，供水果贩子在水草中穿梭叫卖，水从木板船底渗透进来，装着菜的篮子里的死叶漂浮在上面。凄惨、狭小的后院对水开门，可以沿着陡峭的石阶下到水边，留有供鸭子使用的小平台，几个分开的鸭用楼梯通向鸭舍，那是一块倾斜的木板，横七竖八地钉着一些木条，有时上面还有一两只花盆，甚或一朵花，——仿佛一簇奇异地绽放着的桂竹香或天竺葵，背景是染匠漆黑的后院；染匠一整天都在染东西，他的后院中除了花外，漆黑一片，而花儿则纯洁地怒放着。水绝非如此不堪，仍在不断地冲击着水草，渐渐地变窄、变强以至于能推动两三盘水磨，其中一条支流冲刷着一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古歌特教堂的一侧，教堂带窗饰的扶壁斜伸进肮脏的溪流中；——这一切绝对生动，但也绝对凄惨。我们观赏普劳特的绘画时，那些在船上挤来挤去、争夺小片清水的人物令我们欢乐，但是今天当我看见那些在船上顺着河沟拖泥炭的人们，以及那些坐在茅舍中忧伤纺线的男男女女们，他们不健康的脸色和悲伤的面容不禁让我想起有多少命运不济的人在为我的生动主题和愉快的散步付出代价啊。”

[9]《爱比克泰德的墓志铭》

[10]我相信世上的东西一旦做好，就再也无法重做一次。

[11]参看第二卷关于作为邪恶的选择精神，仅指向年轻学者，和那种假定任何普通的主题都不够好，不够有趣，从而不值得临摹的选择观。然而，尽管对临摹来说，一切都美好，都漂亮，但毕竟有些景物在作用和娱乐上胜过其它。而这正是我们选择的职责所在，有机会一定要选，没机会就满足于我们力所能及的事物。

[12][该版为凹版印刷复制。]

[13]“Couloir”来自萨瓦语，是一个不能翻译的好词，指一处石块和水随流奔下的地方；也许移入原文是值得的。

[14][该版为凹版印刷复制。]

[15]我在§12刚刚说过，如果放弃这种原初的印象，艺术家试图创作出比他看见的更漂亮的画，那完全由他自己把握；然而，要保留第一印象，如果是有创新性的画家，他就会凭直觉把许多线条和部分——也可能是所有部分——改得更好；有时使它们个个变得很生动，有时使它们不要互相干扰彼此的美。因为几乎所有的自然风景画都或多或少是混合美的冗余的宝藏，从中人类利用创新的直觉通过公正的选择，不是创造更好的宝藏，而是安排得更适合人类的视觉和情感，——尽可能缩小，尽可能减少可爱的细节，但是拥有了这一优点，就绝对不会再有什么破毁整体效果的东西了；相反在自然界，有一种冗余仅仅表现为冗余，而且经常表现为损伤性特征；不仅是丑陋的，而且是在错误的地方表现得丑陋。丑陋也有自己适当的优点和用处；但是在错误的时间发生的丑陋（就像黑人奴仆，在丁托列托的画中，不是站在国王的后边，而是把头伸在他的主人高贵的面容的前边）自然应该遭到厌恶，一定要撤回。

“为什么，”理想主义者惊呼，“这是我一直那样说的，而你却总是予以否认。”不；我从来没有否认你。然而我否认的是一般画家在说到改进大自然的时候，却并不了解大自然是什么。请看：在他们大胆地梦想安排自然时，他们一定要能够按照自然的原貌画出她：否则的话最精巧的安排也弥补不了在表达上最小的一点任性的失误：而且我将继续呼吁反对这种安排，不是因为安排是错的，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画家大多数没什么可安排的。他们甚至无法把一棵草或一根柱子精确地画出来；然而他们还假装要改进森林和山脉。

[16]该版中都是线条印版的复制品。

[17]例如，甚至在我的地形蚀刻图中（插图20），我给出的只是场景中存在的几千条线中的几条。那些是我认为的主导线。换个人可能会认为其它的线是主导线，他的表现就其自身的规律来讲，也可能完全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表现哪一个更深刻，要看我们相对的知识水平和对山的感受力。

[19]就我们目前的探讨来说，从上面来的光也一样。

[20]因为这一原因，我在第三卷的附录中说过，“无限性的有限实现”比起“白色的黑色实现”更加没有道理。

[21]是颜色，不是形式。我想在另一个地方用布拉文山顶部的轮廓画作参照，因此用它代替了波查德的山顶土，但色彩的深度是没变。

[22]甚至在这儿，我们也被自然打败了，她的至黑比我们的深。参见“论色调的真实，”§4—7，等，第一卷，第150页。

[23]当云被照得通明时，它可能更是介于160与40之间，在上面的§4中已经有陈述。我选择100是因为比较好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