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摇摇头。
“它是《美国傻子》。”
菲尔极力把曲子的名字说出来,但那些词从他嘴里说出声音滑稽,惹得他们都笑了起来。
“你多大了?”亨利问。
“12岁。”
“那么你刚好和我一样大。”
“我真希望你像他那样健康和强壮。”利夫人看着亨利苍白的脸,叹了口气说。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亨利一直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一年前他得了感冒,疾病严重影响到肺部,病情逐渐加重,最后看来他无疑得同疾病作长期斗争,并且他的生命力不得不向它屈服,接着便是夭折。
“你来这个国家多久了?”
“Unanno。”
“那是多长时间?”
“1年。”亨利说。“我知道,因为在拉丁语中‘annus’是1年的意思。”
“Si(是的),先生,是1年。”菲尔说。
“你从哪里来?”
“DaNapoli。”
“我推测,是从那不勒斯[2]来的。”
“Si,先生。”
在我们的街道上所看见的多数意大利小音乐手,都是从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区带来的,他们被人从自己父母那里买来,要么以定价一次性付清,要么每年支付一定费用分期付清。但当问及他们时,他们通常都说是从那不勒斯来的,这是个意大利在那个地区甚至整个意大利的主要城市。
“你和谁在一起生活?”亨利继续问道。
“和老板。”
“老板是谁?”
“就是照顾我的人——是他把我从意大利带到这里来的。”
“他对你好吗?”
菲尔耸了耸肩膀。
“他时常打我。”他回答。
“打你?为什么?”
“如果我带回去的钱很少的话。”
“他打得厉害吗?”
“Si,先生,用棍子打。”
“他一定是个坏人。”亨利愤怒地说。“你必须带多少钱回去?”
“两美元。”
“但是如果人们不给你钱,那也并不是你的错。”
“那都不重要,他还是要打我。”
“他自己才该挨打。”
菲尔又耸了耸肩。像他那一类的大多数孩子一样,对他来说老板似乎是至高无上的。他从来没有想到,那个让人忍无可忍的工头应该为自己的残忍行为受到惩罚。他对可以保护自己的法律一无所知,不得不屈服,认为除了逃走以外那是无法避免的。他还从未逃过,而他的一些同伴那样做了,有一天他也会的。
在这段谈话之后,他又演奏了一支曲子。利夫人拿出钱包,给了他50美分。菲尔把提琴夹在腋下,跟着又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个佣人来到大街上,往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