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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归去来兮（第2页）

就在父亲从巫溪遣返回来之际，母亲参加了革命，杀了出去。母亲造反是有思想基础的。旧社会给予她的是不平，是早婚，是重男轻女，是诸多的不满。加之她读了许多苏俄小说，这一切催生了她对旧家庭、旧社会的不满，她要造反，追随革命。革命不分早迟，革命欢迎母亲这样的人。

母亲走那天，在桂花树下给弟弟喂最后一次奶。只有十二岁，已经中断学业，瘦骨伶仃的大姐懂事地候在身边，随时准备从母亲手中接过小弟。大姐欲哭无泪。她知道，她不仅要接过小弟，而且，从此后，这个家的重担，如果也算是个家的话，就得由她这个小大人来扛起了。

那天，有冬天难得的太阳。那太阳却又藏在很深很厚很灰的云层里，像一枚贴在天上的混浊的鸡蛋黄。

前院不时传来李富贵吓人的吼喊声。

已经穿上那有四个口袋、圆领蓝布列宁女式服；头发剪短，身量高高的的母亲，给小弟喂了奶，最后看了看，吃了奶的小弟睡住了。

小弟很乖，皮肤很白，眼睫毛长，长得像个女孩子。小弟似乎知道这是母亲喂给他的最后一口奶，不忍母亲离去，睡住了都用一双小手棒着母亲的**。

事后多年，我从大姐口中得知这个细节时，我想，母亲这时一定是肝肠寸断的。母亲此举，既是多年怨怼的爆发，也有她对革命的认识、理想的追求，还有她对现实的考虑！巫溪已经解放，父亲死活不知；田氏老宅，就像是一艘沉船，带着一大家人，正在下沉。而她不能沉没！她要勇敢地冲出去，浮上去，而只有她冲出去、浮上去，才能谈得上救她的孩子们。

母亲毅然决然走了，父亲回来了。父亲在巫溪税捐处长任上刚三个月，什么都没有得到。三个月的巫溪税捐处长，刚好给自己捞了顶“官僚”的隐形帽子戴在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才发现，这顶隐形帽给他、给家人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

回到家中的父亲，面对现实，面对凶神恶煞的李富贵，惊慌失措，六神无主。

李富贵到我们蛰居的小黑屋来理抹父亲。本来，按政策，地主分子和地主家庭出生的人应该区别对待。但是，在革命洪流中，限于文化水平、政策水平，有几个弄得清这之间的关系、区别？何况像李富贵这样过后查出各方面都不纯，趁浑水搭虾扒，尽可能从中“捞”的假积极、异类。

刚刚解放的四川，省会成都好像大海，乡下好比小河小溪。大海宽阔，各种各样的鱼类多的是，鲨鱼、巨鲸这样的大型鱼类比比皆是，父亲这样的最多只能算是近海浅海的小鱼小虾，甚至连小鱼小虾都算不上。而在新津这样的地方，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就像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水太清则不养鱼。父亲这样的人，放在新津乡下吴店子，又遇上李富贵这样的人，注定在劫难逃。

李富贵责令“当官”的父亲交出金银。丧魂落魄的父亲说没有。李富贵将两根指拇一搓，示了个意。看父亲不懂，他干脆打明叫响，你那么远回来，又当过官，总得表示一下讪！父亲懂了，说，我现在一贫如洗，拿不出钱。说时站起来让他搜。李富贵真搜，父亲身上真的一贫如洗。

有言，贼入室不打空手。什么也没有搜着的李富贵恼了，临走，将父亲一个黄田玉石私章，一本有多张照片、记录了父亲从少年时期到到巫溪岁月厚厚的照片薄尽都没收。后来我听大姐说，父亲年轻时着实漂亮，李富贵将那本照片簿拿在手中一张张翻开，看得很沉醉，表情复杂，又羡慕又嫉妬。父亲实在气不过，说，这个私章，还有这本照片簿，纯属我个人的私人空间，你拿去做什么？

李富贵一听毛了，用很凶的眼睛盯着父亲，红眉毛绿眼睛地开吼：“你管毬得我拿去做啥子！”

“未必你拿到农会去，拿到工作组去？我晓得，农会、工作组不得要这些东西。”父亲不依。

这就触到了李富贵的痛处。

“你虾子嘴嚼！老子想拿去做啥子就做啥子！”李富贵现出真相，嗨起了旧社会的袍哥语言。他教训父亲，“现在不是你田家三老少作威作福的时候了。风水轮流转，现在该老子们歪了。虾子再嘴嚼，谨防你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谨防老子眉毛一搭认不倒人，谨防老子抖（揍）你！”

父亲也还真的是“嘴嚼”，他真的被李富贵像绑粽子似地绑起，押到会上斗争。掌握会议的工作组同志，对李富贵说，我父亲不属于这样斗争的对象，将他放了。然而，父亲脾气大，想不通，回来的路上跳了水，幸好被路人救起。

李富贵胆子越来越大，越来越无法无天，估吃霸赊，作奸犯科的事做了不少。虽说洪流来时难免泥沙俱下，但总归水还是水，沙是沙，泾渭分明。以后，工作组发现了李富贵问题，一查，顺藤摸瓜，才发现这个家伙并不是本地人。早先年间，他在彭山乡下老间家就是个土匪，犯事后流落到这里，先在大牛湃一户人家打长工。混了些时候，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假装积极，龚发钉赏识他，就这样混了一阵。李富贵的真面目暴露了，马上被农会开除出去，再开除出武装队，下了他的枪，要他老老实实写份检查上交。这家伙一个晚上从乡政府交待问题出来，到吴店子一个小酒馆里吃得二麻二麻的。回去时看走了眼，一步跨进大水沟。是最冷的时节，家伙被路人救起后弄回家，从深度感冒转成急性肺炎，不几天，一命呜呼。

大伯没有受苦受罪，大伯那个既没有离婚，也没有离家的前妻――我们叫章大娘的也跟着大伯受到适度的照顾。不过，一人独处的她，做起了小生意。她卖炒胡豆、炒花生，一分钱一堆。那时的一分钱也是钱，不像现在，哪还有一分的，连一角钱掉在地上都懒得有人捡。生活逼人。原先整天抽大烟的章大娘，不仅学会了炒胡豆、炒花生，将小生意做得像模像样。将一块门板架起来，再在门板上均匀地撒出一个个圆圈。这些圆圈是她自己用竹篾片弯成的。然后，在这些一般大小的圆里，摊上一层薄薄的、一颗挨一颗、总之以不露出门板为原则的炒胡豆或炒花生，生意这就做起来了。

我们想吃她的这些香喷喷的炒胡豆、炒花生，可是没有钱。就只得经常站在她的摊子前涎。我们又黑又瘦又矮又小又脏，尤其是蹒跚学步的小弟，头大颈子细，犹如磨心顶起的磨盘。每当这个时候，章大娘都将她掌握的花生胡豆数了又数，尽其可能地给我们一人几颗。

夏天，我们那间小黑屋子里苍蝇、蚊子飞得嗡嗡地像打雷。我和小弟得了虐疾，时而寒冷时而高热。冷时，比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极还冷，无论盖、压多少东西都冷；热时狠不得扒了自己的皮。有次高烧不退，我带着小弟到老宅大门前那条小水沟里洗澡。父亲知道后，将我们逮回去，他将唯一的一颗盘尼西林片一分为二，让我们吃了。吃了，虐疾病竟然都好了。盘尼西林，也就是青霉素。不过父亲那颗盘尼西林，是美国进口的，很贵。也不知那时的盘尼西林，是不是与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青霉素，在效能方面一样的。

奶奶死在冬天的一个晚上。奶奶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那天晚上很冷，她却坚持要一个人到外面去睡。父亲和大姐咋说咋劝她都不听，奶奶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她有这么固执。事后想来，她之坚持这么做，是因为她知道她的生命马上就要终止，她害怕她的死吓住我们。

第二天我们起来，发现奶奶去了。她睡在我们隔壁一处四面透风的地方的一张没有人要的竹编凉**。父亲和大伯尽其可能，用一张薄席将奶奶草草一裹，随后葬在了大院后面起伏有致的山坡上。多年以前，小脚的奶奶就站在那里，看着她只有十二岁的儿子――我们的父亲由她的大女、我们的七孃带着远去的。

父亲就像一只风筝，在奶奶的注目下，飞了出去，飞得还高。现在被线一牵，陡地跌到原地。

大姐是家中的小大人。除了照顾我们，每月有一次远征。母亲在牧马山金华宝峰寺搞土改。母亲是工作组同志，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不过那个时候的工作组同志不发工资。女同志每月有很少量的钱，因为女同志的身理条件有点特别，发这点钱是供她们买纸还有必须的卫生品。母亲将这极其有限的钱节约下来、攒起来，每月定好时间叫大姐去带给家里。钱虽少，但对我们这个家无异于雪里送炭，相当宝贵。

有次大姐去后，母亲让大姐给父亲带回一封信。信中说，全县的土改工作即将胜利完成，土改工作队将要撤销，工作组的人要重新分配工作。全县的工作也即将走上正规。鉴于母亲和县上一个叫柳不畏的男同志，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背叛了剥削阶级地主家庭，在土改工作中，以身作则，工作积极，两人成了全县的两面红旗。解政委、刘县长关心我们这个家庭，得知父亲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而县上的最高学府――新津县中正在筹备，开学在即，县里两位主要领导的意思是，让父亲去新中当教师云云。

这真是一桩喜从天降的大好事！可是，父亲坚决拒绝，他请求母亲帮他说情，请县领导同意让他离开新津，他要到成都去。成都，有一个华北招聘团在那里招聘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他要求去应聘。

父亲舍近求远的原因是，他从巫溪回来后，受到过斗争，尤其是李富贵，让他伤了心。

那时，离开老家上省，得由当地一级政府开具路条。解政委、刘县长很开明，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当地政府一路绿灯放行。

那是1950年春寒料峭的时季，时年三十三岁的父亲带着只有三岁的我离家上省了。在父亲的心目中，此举无异于逃离。我在我家兄弟姐妹四个中行三。大姐二姐，父亲不会带她们去，因为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光宗耀祖这种传统思想意识，父亲也是根深蒂固的。弟弟还太小，不好带，他只能带我，我是一个幸运儿。

大姐牵着“磨心”小弟的手，带着二姐，将我们送到门外，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带着我离去。

依稀记得，父亲旁若无人地独自在前面走。小小的我，跌跌绊绊在后面跟。明显消瘦的父亲，穿一件破旧的灰布长衫。有风。从田野上徐徐而来的风，带来一分清新、一分寒意，还有一分春天的气息。徐徐吹来的风，将父亲穿在身上的灰布长衫的一角吹起，在我眼前飘飘的，像是扬起的一面旗帜。满眼一派绿。走在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上，田坎两边点种的长得很茂盛的毛豆，在我眼中森林似的。

毛豆我吃得过多。土改中，农会分给了我们家一间小黑屋，也是分了田的。不会做庄稼的父亲，为了一家的生存，为了果腹，带着大姐、二姐在田坎上差强人意地种了许多毛豆。新津顺江的土地肥沃，水渠纵横，插一根筷子下去都会长成参天大树。因此，我家的毛豆长得也很茂盛。种豆我可以不去，但剥豆是滑不脱的，尽管当时我还小，尽管指甲都是软的。碧绿碧绿的毛豆，带着田野的味道、泥土的气息，由父亲大姐他们扯回来，一捆一捆抛在地上。一捆一捆的毛豆丰硕而饱满，剥开来，在现出珠圆玉润绿珍珠似的豆粒之前，过于坚硬扎手的荚皮，还有毛豆坚硬的外壳上的细毛，都是相当难于对付的。时间一长，我的指甲软了，手背被扎红了，火烧火燎，非常难受。因此，我现在对这种市场上有时卖得比猪肉还要贵，城市中人趋之若鹜的青豆，早年因为吃得太多，吃得脸都变青了，现在一见就有种特殊的反应。

跟着父亲，长久地走在曲曲弯弯，两边都是毛豆的森林般的田坎上，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的脚已经走痛了，我走不动了。可是，无论我在后面怎样喊，怎样耍赖，父亲都不理我，甩手甩脚走他的。

父亲没有带我进县城，而是绕开去，上了川藏公路，直接朝那“走遍天下渡，难过新津渡”的渡口走。而就在那三条大河汇集处的一派汪洋遥遥展现眼前，那一派汪洋中金瓶似矗立的宝资山，山顶上那玲珑剔透的六角亭，那新津最高峰老君山及山上的老君殿……一一展现在我眼前时，我的脚一软，跌倒在地，哭出了声。父亲这才停下步来，转过身背起我。

父亲背着我，等船上船、下船等船行船。如是者三，到了五津、旧县，已经是中午了。我们天亮就走，顺江吴店子离县城八里，算算我们一共走了多少时间？五津镇，在我眼中是多么繁华。镇上有那么多卖吃的、喝的，还有好看的、好玩的。特别是长街中段，那株像把绿色的巨伞一样伸向空中，需四五个大汉才能抱得过来的虬枝盘杂的大榕树，在夏日的阳光下，洒下绿荫一片。

父亲径直将我背进大榕树下一家卖“冒儿头”饭的小饭店。

“冒儿头”小饭店，在四川广大城乡，非常普遍，专为引车卖浆、推车抬轿者流服务，最为贫民阶层所爱。“冒儿头”意为吃这种饭，一碗当两碗。一碗饭，上面一碗，下面一碗。这种饭是甑子饭，饭刚刚过火，一粒算一粒、焦干有米的香味，决不拖泥带水，经饿，实惠。而且，可以只吃饭不喊菜，店家白送一碟四川泡菜。吃“冒儿头”，绝对价廉物美。这种“冒儿头”，小小的我吃了一碗，父亲一个人干了三大碗。我们父子俩之能吃，把经营这家“冒儿头”的店主，还有一些推车的、抬轿的汉子的眼睛都看大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带我上成都，母亲是给够了钱的。但是，这钱，要是从老家一出来他就让我坐车，就没有了饭钱。为了省出吃一顿“冒儿头”饭钱，父亲坚持让我走，差点把我的脚走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