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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人情冷暖（第2页）

她把我们兄弟送出很远。她没有对我们说，“以后来耍”，只说，“慢走！”她的声音抖颤，抖颤得来如同我急速跳动的心。

“好！”我赶紧掉过头去，深怕忍了好久的眼泪流出来。我带着弟弟逃似的飞快而去。我的眼泪出来了，用手去揩。弟弟问，“哥，你咋了？”我说，“没有啥子。风把一颗渣子吹到我眼睛里去了。”

大娘最后一次来找母亲，肯定有要事。可不巧，母亲到县上开会去了。那天从早晨起就下雨。她来了不久，雨下得越发大，随后是暴风骤雨。在母亲那间小小的寝室里，面对我们两个小娃娃，大娘明显地有一种失落感。当然，她有事也不会对我们说。瘦骨伶仃的她，来时头上戴一顶用玉米皮和粗枝大叶的竹蔑条胡乱编成的斗笠；身上披一领又短又烂的蓑衣。她的身上已经有些淋湿了。坐了一会，她说要回去。我们说，“大娘，等雨小点再走嘛！”

“不了，大娘回去还有事。”她把先前摘下来，放在一边的烂斗笠往头上一戴，烂蓑衣往身上一披，站起身走了。走进狂风暴雨中。

我们没有想到，这是大娘与我们的永别。

暴风骤雨一个劲地倾泻。她在回去的路上，眼前一片泽国。那条熟悉的小路成了草灰蛇线，若隐若现。当她走到那条将两个乡划割开来，看不清真实面貌的小河，过桥时一脚踩虚掉了下去。随即被汹汹而来湍急浑浊的洪流淹没卷走，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娘就这样悄没声息地从人世间消失了。尸首也没有捞着，也没有人给捞。

第二天清晨，当大伯颤抖着手，用铝盒为我端来与昨晚差不多大小的一坨蒸蒸饭，我快吃完时，新娘娘秋风黑脸站在门口，对我大声武气地说：“大毛，你吃了饭就去132厂找你爸，他们在那里拉车，修飞机跑道。”她这是给我下驱逐令了，我好生难过。我是来看大伯的，她不说我都要走。我马上站起就走。

大伯也没有留我，他将我送出门，一直送出窄巷子。我发现，路上，大伯的手抖个不停，这是气的。大伯就是这年去世的，和爷爷一样，刚刚一个花甲。后来听说，大伯过后神经近乎崩溃。清贫中的大伯，最终因精神痛苦而死。

我回到宽巷子X号，不意父亲那天在家。原来父亲病了，病倒在床。我给父亲倒了点开水，可暖瓶里水是冷的。父亲这里没有举炊，原因是没有举炊的条件。其实，他完全可以像所有的人家一样，在他那间斗室门后摆个蜂窝煤炉子。可是，大表嫂将他的地方霸占了。大表嫂们的厨房，她整天锁住，父亲没法用。她在本来属于父亲的地方养鸡。真是欺人太甚！我把我的不平、愤怒说了：“她不仁，我不义。干脆把她的鸡放了，摆个蜂窝煤炉子，看她做得啥子！”有病在身，躺在**的父亲，有气无力地说，“算了，看在你七孃面上。”

年前回到成都的父亲，落魄得只能去拉慢性自杀式的架架车的父亲，最严重最现实的问题是居无定所。

父亲这间斗室原先是七孃住的。那是一个清晨，年过花甲的七孃举起木梳子梳头，手举起来就再也没有放下来。她高血压发作，因脑溢血去世。当时，大哥哥赶紧将他母亲送往医院抢救。弥留之际，七孃挣扎着对她大儿子，还有随后赶去的大儿媳杨某交待：我去后，“你们要好好对待你们的三舅。我那间房子就给你三舅！啊！”一直等到她的儿子、儿媳妇点头答应，七孃才将放心地将眼睛一闭，去了。从小像母亲一样将父亲带大的他的大姐、我的七孃，这是她在生命之灯熄灭之际，留给她爱弟的最后的唯一的馈赠。

在那间小小的黑暗的斗室里，就在我左右不是，不知所措，暗暗流泪之时，忽听门外有人问：“田老师在家吗？”声音很亲切，一口浓郁的川东北口音，传达出的气息令人熨藉、温暖、踏实、可靠。我深感诧异，在这个时候，居然还有人叫父亲是老师？

父亲叫我，“快给你李伯伯开门，请他进来。”我上去开了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精精干干的中年汉子，用四川话说，三板板人，个子不高。一副劳动人民打扮，穿一件粗蓝布短衫，草鞋，寸头；却是身板笔挺，一双眼睛很有神。

我万万没有想到，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个人物。这就是我后来在多本书中，多篇作品中多次写到过的，身上具有传奇色彩、侠肝义胆的抗日英雄李绍坤。

他的名字，我一下就记住了。当时，我只知道他是父亲搬运公司的搬友，旧军人，比父亲大四岁。

父亲的脚肿了，肿起多高。李伯伯很有经验，他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女的怕脸肿，男的怕脚肿。

“走，毛弟娃！”李伯伯当机立断，他叫我的小名，显出亲切，他要我和他赶快把父亲送到医院去。他把父亲从**扶起来，慢慢扶出那条连结前后院，狭长得像“马六甲海峡”的又深又黑的小巷，来到前院；他将父亲放在大哥哥窗前檐下的架架车放好，在车上垫了棉被，再扶父亲睡上去。李伯伯拉车，我在旁边服伺，到了附近一家医院。

医生看了父亲的脚，检查了他的身体，说，这个病其实算不得病，是饿的。医起来也简单，而最有效最简捷的办法是，回去设法找一条没有半斤也得有四两的泡子黄鳝。还得有一大把酒（糯）米，两样合起来煮黄鳝稀饭。他详细给我们介绍了黄鳝稀饭的做法。

可是，哪里去找一根黄鳝、一把酒米呢？那时，什么都是配给，市面上水打光了似的，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李伯伯和我用架架车把父亲送回家。他让我好生经佑父亲，另外的事他来想办法。李伯伯也真有办法，这一根泡子黄鳝、一把酒米，他下午就找齐送来了。

黄昏时分，我们借了大哥哥家的厨房煮黄鳝稀饭，李伯伯让我负责烧火。李伯伯先在铁锅里掺上小半锅水。锅不大，是四板子锅。然后，他将那条颜色呈土黄色，没有半斤也有四两、鲜鲜活活的泡子黄鳝，从小水桶里像捧宝物似地捧出来，轻轻放进锅里。我坐灶前烧火，先是微火。随着锅里水温逐渐上升，经受痛苦熬煎的泡子黄鳝开始在锅里游动乱绊。然后李伯伯将锅盖一盖。当厨房里弥漫起一种因为饥饿，我们的嗅觉变得特别敏锐的鼻子闻到的一丝肉香时，李伯伯揭开锅盖一看，泡子黄鳝一身肉已经炖烂。他用筷子挟起黄鳝，将它的肉一点不剩地刮进开水沸腾的锅里，骨架捞出来；再把那把酒米，不用水淘洗，直接放进锅里。锅盖一盖。

当厨房里**漾起第一线如水的暮色时，黄鳝稀饭熬成了。李伯伯揭开锅盖一看，那是半锅什么样的稀饭啊，可能因为稀饭中磷质太为丰富，闪着一层绿莹莹的光。遵医嘱没有在稀饭里放半点调味品，连盐也不放。这样，煮好的黄鳝稀饭散发着一屋子的土腥味。父亲对半锅美味不肯独享，要我吃。我尝了一点，差点吐了，无论如何不肯吃。父亲客气，要李伯伯吃，李伯伯当然不肯吃。

“爸！”我说，“这半锅黄鳝稀饭是李伯伯专门为你煮的，你就快些吃了吧！”结果，那半锅黄鳝稀饭，父亲呼噜噜吃了个精光。不过，那半锅黄鳝稀饭，一定没有带给父亲半点享受美味的快感。我看见他是捏着鼻子，一个劲硬灌下肚去的。也真管用，之后不久父亲一双肿起多高的足，很快就好了起来。

父亲因病在家休息期间，常对我夸李伯伯，说他是个抗日大英雄。看我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父亲问我知不知道1937年那场至关重要的台儿庄大战？我说知道一点，他问滕县保卫战，我就更不知道了。他说，没有之前滕县保卫战的胜利，就没有之后台儿庄大战的大捷。在那场至关重要的血战中，川军一二二师中将师长王铭章带领所部三千多人坚守不退，超额胜利完成任务。付出的代价惨重，上到王铭章将军，下至所部三千多将士全部壮烈牺牲。侥幸生还的只有李绍坤……不仅如此，作为王铭章将军的贴身少校副官，李绍坤在逃命都万分不易的情况下，为了不让王将军的遗体留在日军手中受辱，为了川军的尊严，看来个子瘦小的你李伯伯，竟然奇迹般将又高又大又重的王将军遣体一背，冲过日军重重封锁线，带回后方临城，亲自交到二十二集团军司令长官孙震将军手中……

我听了半信半疑。暗想，书上说过，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连蒋介石都没有抗战，哪来的滕县保卫战，哪来的这等抗战英雄？

暗想，你们一个是摘帽右派，一个是国民党旧军官。“一丘之貉”这个成语，这时颇为不敬地在我头脑中一闪。当然，这话我没敢说出来。

父亲得知我到成都当晚，去过大伯家……轻轻叹了气，责怪我何必去给大伯添麻烦！他说，年前他落难回到成都，去到近在咫尺的窄巷子看望大哥，差一点没被新娘娘扭到派出所。当时，他同他大哥正坐在一边谈话，新娘娘将大伯叫出去，大声武气地说话，故意让父亲听到。“田香圃，还不快叫你这个兄弟走！你这个兄弟是右派、坏人！还不赶快把他送派出所，谨防我们一家三口跟着倒霉。”父亲当即拂袖而去，从此与大伯没有再见过面。他要我理解大伯的苦衷。这时，穷愁潦倒面容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大伯浮现在我面前，我觉得大伯很可怜。

那天，李伯伯来请我们父子到他家吃饭。

“吃饭！？”这两个字，在当时有多么不容易，多么令人温暖、舒适。

当时，就定量而言，母亲他们老师，每月定量是19斤，还要硬性规定“损献一斤出来去支援灾区”。我们这样正在长身体的中学生定量算是高的，每月30斤，可因为缺少油水，总是饿，体育课完全不上了。上午上最后一节课时，肚子里早就敲起川北锣鼓，我们将揣在裤包里的筷子都快捏得出水。下课铃声一响，全都打冲锋似地冲进食堂。每天三顿蒸蒸饭，每顿该打多少米掐了又掐，算了又算。当时有很多小发明，炒米就是其中之一：先将米炒过，蒸饭时，掺足够多的水，蒸饭的器皿也大得惊人，从标有“抗美援朝”四个白底大红字的大瓷盅到1958年搞公共食堂时从人家抄出去香炉钵钵，林林总总，大得吓人，相当滑稽。蒸出来的饭，虽然庞大如山却是松的，吃了更饿。发明者忘记了物理学上一条基本原理：“能量转换”，哄得了眼睛哄不了肚皮。

教我们政治课的朱老师是转业军人，又高又大，正值壮年，因为长期饥饿，脚肿了。渐渐从“瓜菜代”，发展到吃糠。朱老师每顿饭后，用铁勺子将他捧在手中的香炉钵钵刮得嚓嚓响，响得惊心，恨不得将香炉钵钵吞下肚去。尽管如此，教政治的朱老师说话仍然很政治，他不说吃糠，而是说，“把新鲜淀粉给我来二两……”最后，很政治的朱老师终于没有熬过去，倒在1962年底饥饿的门槛上。星期天回去，走在川藏公路上，总有因为长期饥饿至极，身体差到极点的人在前边走，不是走，而是飘。飘着飘着，一头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死了。饿死了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