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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人情冷暖（第3页）

李伯伯住家离父亲不远，同属少城。少城原是成都的城中城，在民国之前，专住满人，相当于上海滩上外国人租界，是成都的首善之区。少城里街宽路直，凤景清幽。多条类似宽窄巷子的巷子，北方人称为“胡同”，成都人称为“巷子”里，高墙深院中的独家公馆，相互独立又相互偎依。多条流水淙淙的小渠小河城中流过，实实一个洞天福地。少城里文化氛围浓厚，戏院多，名茶楼名餐馆多。祠堂街一带，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在传统的中式建筑之外，更多的是一楼一底中西合璧的小洋楼。民国之后，少城与大城隔开的城墙拆去了。少城内的居民也没有了讲究，什么人都有。不过，即使在全民饥饿的上世纪60年代，原先的少城仍然保持着那一份清新、华贵气息。

李伯伯带着我们出宽巷子，过了流水淙淙，水质清冽的金河，就到了横小南街他家。多年后，我才知道，李伯伯有一大家子人。李伯伯比他妻子大十三岁，他有三儿两女。最大的儿子与最小的女儿相差十七岁。大儿子李名扬1941年生，最小的女儿李小荣1958年生。那晚，为了迎接我们父子，李伯伯作了最大的努力，他甚至将他的妻子并另外四个子女作了转移，只留下大儿子李名扬与他一起接待、招待我们。

那顿饭其实简单之至，一人一碗蒸蒸饭。不过，那碗蒸蒸饭很结实，我是吃饱了的，难得。李伯伯还拌了一碗红萝卜丝给我们下饭。李伯伯能干，将切得蒙细的萝卜丝撒上碧绿的葱花，还撒了点宝贵得不行的红油辣椒在上面。

当时，在我看来，这一顿饭堪称盛宴，是我一生吃过的最好、最难忘的盛宴。

那晚有月亮，月华如水。饭后，父亲和李伯伯坐在一边摆龙门阵。李名扬坐在他家门前那株水冬瓜树下，神情忧戚地对我说，他在十四中，就是原来的蜀华中学高中刚毕业。他读书成绩很好，考大学不成问题。可就因为父亲的问题，上不了大学，只好到成都锁厂当工人……银色月光透过头上密茂的枝叶，洒下来，斑斑点点地在他身上、神情忧戚的脸上游移。他个子比李伯伯高些，五官清晰。长相与李伯伯酷似。不过，他那双与李伯伯酷似的眼睛里，没有半点欢欣，也没有年轻人应有的生气，而是迷惘、忧虑。

那时，我还是一个少年，一个懵懵懂懂的初中生。去李伯伯家，也就是那一次。然而，那晚上的一切，刀劈斧砍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即使以后漫长的岁月，冲淡湮没了我对这晚上的好些记忆，但有两点始终记得：一是李名扬的名字。二是成都锁厂。因为，前者寄托了李伯伯对儿子的期望，李名扬这个名字本身也响亮。后者是李大哥的屈才工作地。

唐朝诗人杜牧在《清明》一诗中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名诗，传诸久远，而且会永远传诸下去。这首诗将清明时节的况味展现得唯妙唯肖，入木三分。在我看来，成都的清明，最有杜牧首诗中的景象意韵。

那个清明，父亲和李伯伯带我去了诸葛武侯祠旁的南郊公园。进大门，一眼就可以看见，花径之外，极有气派等距离矗立的几幢民清特色牌楼，巍峨壮观，重重相依，好像是要通往一座圣殿。花径两边排列整齐的油绿冬青轻轻搏动雨韵，好像是排列整齐的仪仗队在暗暗垂泪。出最后一座牌楼，上了一个显然破坏得不像样子的圣地、高地、墓地。他们很沉痛地站在那里，对我说，这是刘湘的陵寝，当初举行的是国葬。刘湘，字甫澄，大邑安仁人，当年在蜀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威信，被人们广泛地尊称为“甫公”、“甫帅”。也就是因为他的引领，大邑县一时将星如云，有三军（长）九师（长）十八旅（长）之众，成了“将星之乡。”刘湘历史上最大的功绩是积极抗日。

民国以来，全国各地军阀众多。蒋介石名为国家元首，其实他的军令政令只能在沿海五个省行得通。当时，蒋介石梦寐以求扫除各地军阀，实现他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理想。而在他眼中，重中之重是天府之国四川。四川以其特殊的地缘优势，丰饶的物产，不尽的人力财力，是中国的战略后方，是蒋介石口口声声的“中国首省”。但是，有“四川王”之称的刘湘，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刘湘将四川搞成了刘氏独立王国，让蒋介石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伤透脑筋。然而，当日本人打进来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分，刘湘却一反以往，主动抗日，成了全国抗日领军人物之一。

1937年6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最国防会议以定国是。重病在身、抱病出席的刘湘，第一个上台发言。刘湘表示：“战端一开，四川可以出兵30万，提供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千万石。

“我刘甫澄首先率军出川抗战。总之，为抗战，我四川军民一定在中央暨蒋委员长领导下竭尽全力，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抗日一日不胜利，日寇一日不退出国境，我川军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以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并表示，当今之时，谁不抗战，当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举足轻重的四川王刘湘如此表态，无异在蒋介石背上猛推一掌，让蒋坚定抗战信心，宣言谓：“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任……”

刘湘发表《为民族救亡抗战告四川各界人士书》激昂慷慨：

“中华民族为谋求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此盖我全国民众蕴蓄已久不可动摇之认识。今者，自卢沟桥事件发生，此一伟大之民族救亡抗战，已经开始；而日本更乘时攻我上海、长江、珠江、黄河流域各大都市，更不断遭其飞机之袭击。我前方将士，奋不顾身，与敌作殊死战，连日南北各路，纷电告捷。而后方民众，或则组织后援，或则踊跃输将，亦均有一心一德，誓复国之概。

“而我国人民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者，厥为最后之胜利。目前斗争形势，不过与敌搏斗于寝门。必须尽力驱逐于大门之外，使禹域神州，无彼踪迹，不平条约，尽付摧毁。然后中国民族之自由独立可达，而总理国民革命之目的可告完成也。惟是艰苦繁难之工作，必须集四万万人之人力财力以共赴。而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地下无尽矿产之足为战争资源，亦为世界所公认。故在此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期间，四川七千万人民所应担荷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各军将士，应即加紧训练，厉兵秣马，奉令即开赴前方，留卫则力固后防……

“湘忝主军民，誓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在中央领导之下，为民族救亡抗战而效命。年来经纬万端，一切计划皆集中于抗战！”

刘湘回到成都，立即调兵遣将。他将川军十一个师，二十余万人，编成两路军，出川抗日。当时，有谋士提出不同意见谓：“主公如此，岂不是白白将四川交与蒋某人？”刘湘很直白地说：“我刘甫澄关起门来打了半辈子内战，至今想来都惭愧，报不出盘。当今之时，国将不保，有谁不打日本，只晓得打自己的算盘，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甫公此言一出，全场默然肃然，再没有人敢吆言（四川话，意为不敢再发表不同意见）。

向来办事拖踏，敷衍塞责的国民政府国防部，接到刘湘报告立即核准，出奇地迅速，并催促刘湘赶紧率军出川。刘湘将首批出川川军编为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尽遗精锐出川抗战。二十二集团军由邓锡侯、孙震任总司令，副总司令并分别兼四十一、四十五军军长，走陆路，经“云傍马头生”“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的摩天秦岭出川，火速开赴打得紧张激烈的晋北前线增援。二十三集团军由身患重病的刘湘本人，率领他的主力部队二十一、二十三两个军，走水路，过天险夔门，经“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山环水复、白浪滔天的长江三峡出川，参加惨烈的首都南京保卫战。二十三集团军的两个军长分别是刘湘的左膀右臂唐式遵、潘文华。唐、潘二军长又兼该集团军副总司令。旋即，蒋介石将全国划为十个战区，刘湘升任责任重大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时序已到九月下旬。这个时节，在气候温和的四川盆地，炎夏虽然已经过去，暑热还藏在人家。然而，在川军将要到达作战的晋北一线，早已是水瘦山寒。而出征川军将士还全都是夏天装束，单衣短裤。武器更是不值一提，不要说进行现代化战争的飞机、坦克全部没有，就连人手一枪也是差强人意。好些士兵的步枪，都老得掉了牙，连枪上的准星都是歪的。部队急行军时，因为好些兵的枪的枪栓是松的，得用细麻绳拴紧。连清末张之洞在武汉开办的兵工厂造出来的汉阳步枪，在川军中都宝贝得不行。这样的枪，上山赶赶兔子、吆吆鸟或许行，但要同武装到牙齿，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在世界上素称凶悍的日本军队作战，简直就是滑稽、不负责任。然而，就是这样的军队，不管不顾地出川抗战，一时“无川不成军”。完全谈不上装备的川军，作战之骁勇，战绩之辉煌，让以武士道精神著称的日军也不能不承认佩服。

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的刘湘，本身重病在身，加上在前线夙夜辛劳，病情越发加重，于1938年初去世，年仅四十八岁。去世前，刘湘留下遗嘱：“余此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躬赴前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不意宿病复发，未竞所愿。今后惟希我全国军民，在中央政府暨最高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继续抗战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泽，一本此志，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此嘱。”

刘湘的精神在川中直接影响了一代人。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都要同声诵读甫帅遗嘱“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事实证明，几十万出川川军谨遵甫帅遗训，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抗战到底。

刘湘灵柩运回成都，是1938年春寒料峭的二月的一个早晨。这天，天空中飘着霏霏细雨。成都人民备极哀痛，在所有的大街小巷中，人民自觉自愿地沿街比户摆香帛、点红烛、上供果，家家户户檐下悬挂三角纸旗，上印刘湘遗像。皇城的三个城门洞内，为国求贤的石牌坊和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披素戴白花。所有做生意的都关了门，连那些乞丐等等往日有碍观瞻的物事，也全都自觉自愿销声匿迹。成都在等待着甫帅灵柩归来。

上午九时，阵阵摧人心扉的哀乐声从东大街牛市口方向传来。一时，万人空巷，只见军乐队作前导，刘湘的灵柩缓缓而来。一辆被折去了板壁的大汽车中央，载一口装载刘湘遗体，漆黑锃亮的大棺材。棺材一头大一头小，头枕东南方向，当中覆盖一面国旗。车后，是一列缓缓送行的方队，方队又分几个层次。走在最前面的是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稍后，是中央驻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和邓汉祥、王陵基、王缵绪、钟体乾、严啸虎等一干川中军政要员，其中还有专门从雅安赶来的刘湘的幺伯、西康省政府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全都头戴白孝，臂戴雪白的绢花，面容悲戚。再后就是甫帅的遗孀刘周书和孩子们。刘周书因悲痛欲绝，几近昏倒，幸有女眷在旁搀扶，相劝，才能勉强拖着步子走。

遗像之下，在悬挂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颁发的白缎黄额“永念忠勋”的祭幛下，左右依次摆放着中央和地方要人，各民众团体送上的挽联、祭幛、花圈。十时正，主持者宣布全市祭悼。立刻，全市喇叭鸣放，所有的寺院、教堂钟鼓齐鸣。所有的大街小巷，停止交通，行者止步，静默致哀。

刘湘的灵柩在武侯祠侧的南郊公园进行国葬。

他们说得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着实感人。加上那天天上始终飘着霏霏细雨，加重、加浓了伤感情绪、氛围。

在挖得稀烂的刘湘墓前，当年参战、死里逃生的李伯伯拿出一个小酒瓶，酒瓶里装满了他平时舍不得喝，不知凑了好久的酒票打来的酒。他弯下腰去，围着刘湘陵墓将酒洒了一个圈，低声沉痛地说：“刘（湘）总司令，王（铭章）师长和所有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川军兄弟们！今天是某年清明节。你们的不才部下、兄弟李绍琨，还有对你们尊敬有加的田老师带着他的儿子拜祭你们来了。望你们在地下好生安息……”说时哽咽有声。我忙撇清，“不要算我，我是去武侯祠耍的。”向来脾气很好的父亲，一听这话，毛了。他眉毛一皱，脸红脖子粗地问我，“你怎么啦？未必算上你，还辱没了你！”

我不明说也不硬顶，只是说，“我们在书上学的：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

父亲仰天长长地叹了口气，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李伯伯看我们父子反目，火星子溅，赶紧出来劝架。“田老师！”他劝父亲，“毛弟娃还小，好些事情他还不懂、不晓得。抗战！总有一天他会明白其中是非曲直的。我们这就过武侯祠去吧，毛弟娃来一趟也不容易。”李伯伯就这样排解了我们父子的正面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