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一章 前世今生（第2页）

“玉在椟中求善价，钗在奁内待时飞”。当时，作为一介平民的司马相如还是一个伏在椟中的玉。临邛县（现邛崃市）令王吉与他交好，那次，王县令请他去临邛过中秋夜。临邛西去成都不过百来里，是兀立在成都平原西部边缘上很重要的一座城市，以盛产美酒美女而闻名。

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钢蓝色的夜空中有闪烁的繁星。那是一个容易让人动情之夜，何况司马相如这样极具浪漫情怀的文人，稍有触动，他的诗思文思还有情感，就会像高山顶上一泓开闸的湖水激越飞迸。那晚，司马相如在好朋友王吉家的后花园里，二人对酒邀明月，有不尽的话题。竹梢风动，月华如水。正与王吉饮酒赋诗高谈阔论的司马相如，突然听到隔壁有美妙的琴声传来，琴声中有几分抒情更多的是几分幽怨，清新的空气中缭绕着一丝淡淡的馨香。

见司马相如眼中闪出叩问，王吉这就告诉他，隔壁住的是临邛巨富、也是蜀中巨富卓王孙一家。博学的司马相如当然知道，卓王孙祖籍河北，先人因到蜀中从事冶炼发了大财。王吉告诉司马相如，琴是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弹的。

司马相如问，她抚出的琴音何以如此伤悲？

王吉这就细细道来：卓文君才貌双全，可惜命运不济，刚嫁不久，夫君去世。成了新寡的卓文君住回娘家。月夜抚琴，她是借琴音诉说她寥落忧伤的心境……

看未婚风流才子司马相如一副戚戚多思的样子，王吉会意，当即叫下人拿来一架梯子搭在墙上。司马相如轻步上了梯子，借着身后那株虬枝盘杂的百年古楠木树的掩护，将月下抚琴的卓文君看了个一清二楚。一身缟素的卓文君很美。如水的月光下，她很像是从月宫中飘然而下的嫦娥仙子。这时，司马相如想必想起了那篇《登徒子好色赋》中，一桩很有趣的故事。

宋玉与登徒子同为楚王下属。有次，好事而不量力的登徒子告了宋玉一状。他提请楚王注意，以后不要让宋玉随意去后宫，以免出事。楚王大惊，问这是为何？登徒子说，宋玉其人长得娴静英俊，很有口才，言辞微妙，又贪爱女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

楚王这就找来宋玉发问，并把司徒子告他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宋玉，要宋玉拿话来说。宋玉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思维敏捷，极有辩才。他说，登徒子攻击我“体貌娴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完全与事实不符。他一一反驳道：“体貌娴丽，所受于天；口多微辞（很会说话），所学于师。”至于“又性好色”，那是颠倒事实。楚王说：“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宋玉说：天下的美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的家乡；而臣家乡的美女，莫若我的东邻。东邻女子，高一分显高，减之一分显矮。脸上敷粉太白，擦胭脂脸太红。她的眉毛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我也没有动心。登徒子则不然。他的妻子蓬头挛耳，龊唇历齿，旁行踽偻，身上有疥疮又有痔疮。而登徒子很喜欢，与她生有五子。大王你看，这样一比，我和他谁好色，谁是好色者？楚王称善。

月光下，司马相如眼中的卓文君，简直就是宋玉口中的那个美得不能再美的东邻女。而这时，燃香抚琴的卓文君，更是将琴弹得出神入化，将心中的幽怨、诉说、追求表现得曲曲折折，淋漓尽致。

就这一下，司马相如爱上了隔壁新寡的卓文君。下了梯子，极擅抚琴的他，要来王吉的一把名琴，低头抚琴。琴声铮铿幽微。他弹的是一曲《凤求凰》。司马相如低头弹琴之时，隔壁琴声突然中断。中了！音乐是心灵的窗户，卓文君听出了隔壁书生向她传递出的求爱之音。也不知卓文君是否也像司马相如一样，借着花园中大树的掩护，上梯子将他看了个一清二楚，也很中意？很快，隔壁的卓文君勇敢地用琴声回应。你有情我有意，他们的爱情很快升温，这就演绎了有如《西厢记》中“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的浪漫。最终，卓文君跟着司马相如私奔而去，回到成都，在成都现在的十二桥那片仿古建筑区（当然，当时那片是纯自然的汉代建筑格式）开了家小酒馆。一对深深相爱着的才子佳人，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不理卓王孙在老家暴跳如雷拼命反对；相如洗器皿酒，文君过眼烟云卖酒水，二人相亲相爱。他们的名人轶事在蜀都，进而在全国轰动一时。

是年大比之期将近，卓文君送司马相如赴京赶考。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分别之际，站在城外，上车之前，司马相如对卓文君发誓：此去，我不驷马高车回来誓不为人――这便是成都驷马桥的来历。

那次大比，司马相如果然在长安脱颖而出，他不仅当了大官，而且深受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赏识。特别是他的《子虚赋》一经面世就引起轰动，一时“洛阳时纸贵”；同时奠定了他作为一代词赋大家的地位。接着，他的杰出才华如火山喷发，一发而不可止；陆续作了《上林赋》等名篇。他的词赋词藻华丽，结构宏大，被后人称之为“赋圣”。而功成名就，踌蹰满志的司马相如却并没有履行当初的诺言，将卓文君接进京去同享富贵。在灯红酒绿间，身边又美女如云，久而久之，生性浪漫的司马相如经不住引诱，想休妻再娶。他给在成都留守，苦苦等待的卓文君写了封信，派人送去。司马相如那封信写得很别致，很委婉，通篇尽是数字，不着一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一封信就十三个数字。

看完丈夫来信，聪颖的卓文君当然明白丈夫的用意。她奋笔疾书给司马相如回了一信：“一别之后，两地悬念，只说是三四月，又誰知五六年，七琴弦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锉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说不尽，百无聊赖十依栏，重九登高望孤雁，八月中秋月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急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作女来我作男。”司马相如深为文君的忠贞爱情所感动，也为文君的才思敏捷所折服。往事依依，历历在目，他打消了休妻再娶念头，接文君入京，夫妻同享富贵。

成都，同时也是一座多灾多难的城市。

在所有的灾难中，以明末清初的张献忠带给成都的为最。对此，生于斯长于斯，以成都本土题材写作出了《大波》《死水微澜》等名著而享誉海内外，被郭沫若称为“中国左拉”的大作家李劼人可谓一语中的：“总而言之，自有成都市以来，曾经几经兴亡，几经兵火，即如元兵之残毒，也从未丨能像张献忠这样破坏得一干二净。”（李劼人《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衍变》）

谈到郭沫若、李劼人，就要谈到四川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有个很值得注意研究的现象，这就是人才的出现很集中地出现在一个地区一个时期。最突出的例子是，在文翁当年兴学的成都石室中学，几乎同一个时期，走出了文史通才郭沫若，“中国左拉”李劼人，还有也是他们的同学，以后也是分别留学法国、德国，成了大生物学家的周太玄、大音乐家的王光祈、大数学家的魏时珍等等。无独有偶，我外公陈月舫，是民国初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在王缵绪执政时期作过秘书长。至今享誉中外的成都春熙路是他取的名，他是著名的书法家、诗人、学者；新中国成立后为省文史馆高级馆员。当年他在顺庆（现南充）联中上学时，同班同学中，就有后来成了大军阀的广安人杨森、西充人王缵绪等。他的堂兄陈抱一，也是留学日本，也是名人。陈抱一在杨森当政时期做过省财政厅长。他与我外公不同，外公离开故土蓬安后很少回去，同当地人少有交往。陈抱一桑梓情深，以后在蓬安锦屏镇修了一幢中西合璧的公馆以度晚年。那年，蓬安县期望将蓬安改为相如县，因为据他们说，蓬安才是司马相如的家乡，出生地，成都不过是司马相如过后的客居地，请了一大批名人去蓬安开研讨会造势，我也忝列其中。现今天蓬安县城在周口。周口与现在一般的县城并无多大区别，而一出县城，视线中出现嘉陵江和江边兀地矗立，像龙角斜斜伸向江心浓绿葱翠的龙角山，风景马上就不一样了，显出了钟灵毓秀，江山雄奇。江这边的周口与江那边的锦屏，过去只能靠船摆渡，而且过去的县城在锦屏。现在是一桥飞跨。锦屏真如它的名字，古色古香，背倚青山，前临浩阔嘉陵江。我们在陈抱一当时那座领时代风气之先，纵然现在看来也有特立，有围墙的公馆门前下车时，许多很有保护意识的当地居民上来，指着很有些沧桑的陈公馆对我们说，应该把已经荒弃的陈公馆修缮一新，将蓬安的名人的照片实物放在这里集中展览。不说远了，就是近代，蓬安出的名人就有农学家兰梦九、哲学家伍非百、藏学家张怡荪、数学物理学家魏时珍、陈抱一、陈月舫和革命先烈王白与等等。

他们的见识让人折服。

就是这个陈抱一，因为过后一直在家乡当寓公，拳中国成立后理所当然作为地主、官僚受到斗争冲击，扫地出门，一贫如洗，连锅都没有一口。当地人哪知道，陈抱一与共和国领袖如朱德、陈毅等故旧有情。当年，陈抱一资助帮助过他们；资助帮助过革命。陈抱一给北京的朱德、陈毅等人写了信，要求帮助。朱老总陈毅得知消息，赶紧给川北有关方面写了信。可是，那时交通是个大问题，当朱老总他们的信到达之时，已经绝望的陈抱一已于当日上午投江自杀，让人扼腕叹息。日前我在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外公和赖汤圆》的文章，不意引起一个北京大学毕业，过后分配在上海电视台工作，现已退休的宋先生满世界找我，最后在该报一个责编那里要到我的电话打来很是激动。说是他外公也姓陈，北京人，也是留日学生。不过，他外公学的是美术，我外公给他外公治了一方印云云；又说到陈抱一，他说陈抱一在日本读书时讨了日本老婆，回国后，在上海办过一个美术学校；又说我外公回国后，先后在北京、上海做过一段时间的文化工作……他问我知不知道这些。我说不知道。反正，他找到我，就像在茫茫的征途上找到了同志一样欣喜，完了他给我留了电话，相约以后多多联系。由此，我更看出锦屏镇当地居民建议的合理性和迫切性。

当时，这些出自同一个时期、同一地方的人中，有些尽管不是学文的，如生物学家周太玄，文学也是好得惊人，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成都文风、蜀中文风的厚重。周太玄在漂洋过海去法国留学途中，偶然写就的一首诗，“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那里是非洲那里是欧洲我美丽的故乡却在脑后怕回头，怕回头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飕飕，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竟让当时在河南乡下老家上小学，后来因为写出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而一举成名的部队作家魏巍最初从中感受到文学的魅力，从而爱诗写诗，旁及其他文学种类，从此一发而不可止。

回到成都少城及宽巷子，张献忠这个人是绕不过去的。

我曾经写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张献忠――大西皇帝梦》，此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5月出版，有相当的影响，同年获巴金文学院第六届诺迪康杯文学奖。《四川日报》记者鸣为此对我作了专访，随后在该报副刊以半个版面刊载，全国多家报刊作了转载。在这篇文章中，我专门谈到写作该书的动机、契机。

那是新世纪初春寒料峭的早晨，我在预先同广汉市工会工作的朋友、作家陈立基先生联系后，骑摩托车从百里外的成都去到广汉，由他陪着在广汉房湖公园，参观记录了那段历史的张献忠的《圣谕碑》。

朝霞正在升起。映在绚丽朝霞中的房湖公园，满目清翠，百花芳菲，雀鸟啁啾，绿草如茵。园中游人不多，非常幽静舒适。漫步园中，这里那里随处可见镌刻着古今名人题字、题诗的斑驳石壁、石碑，显出时间的久远。在天府之国四川，尤其是在成都平原上，许多公园、名山和胜迹，都有这种独具的风景，给人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文化积淀意味。我最终久久伫立在《圣谕碑》前仔细观察。它的质地是红砂石，通高210厘米，宽100厘米，厚19厘米。在一道黑漆栅栏的包围中，它很俨然地坐在那里，头顶着一个形似草帽的石亭，脚蹬着朝靴似厚重的石墩。整体看，恍若是一个从乡间走出来的帝王，端坐在那里，隔着历史烟云望着我，显出几分神秘和扑朔迷离。在碑眉两边，镌刻装饰着龙纹，很是飘逸。

史载，踞成都不到三年的“大西皇帝”张献忠兵败退出成都，一路而去。残明大将杨展率兵追到汉州（今广汉），目睹汉州被破坏得一片狼藉，尸横遍野，杨展不忍，下令不再追击，并命部下挖出一个大坑，埋葬万具陈尸。杨展亲笔撰写《万人坟记》，要手下匠人勒石于《圣谕碑》后。眼前的《圣谕碑》簇新，显然是在随时修葺，而背后的《万人坟记》却不知什么时候被一铲而平，一片模糊，犹如那段不过过去了三百六十来年、并不遥远却是众说纷纭的历史。

《圣谕碑》上的圣谕是“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这里反映了张献忠的世界观、人生观。在他看来，人是毫无可以怜惜的东西，可以而且应该诛杀！他以天子自居，他对他仇恨的人类社会发出警告，要人们“自思自量”，要小心了！

这一切引人遐想。明末动乱年间，与李自成、张献忠同时在陕北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举旗造反，后来成了气候的共有36家，著名农民起义领袖人物也有多人。然而，最终成了正果的只有李自成、张献忠两人。这两个年龄相近、经历相仿、暗中较劲的农民起义领袖人物，最终命运何其相似！当李自成挥兵杀进北京，推翻明朝，北面称帝之时，张献忠也率军杀进他梦寐以求的成都，南面称帝。李自成的皇帝梦只做了很短时间――因明朝大将吴三桂引清兵进入关，李自成在吴三桂与清军夹击下溃退出北京，最后在湖北九宫山，莫名其妙地、近乎滑稽地死于一个老农锄下。无独有偶。张献忠兵退四川西充凤凰山时，于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清军由叛将刘进忠带领前来偷袭，张献忠被清军雅布兰一箭射中，洞穿左乳殒命，年仅41岁。

李自成和张献忠命运虽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在我看来，张献忠的政治品质远远不如李自成。前者清正，后者诡诈。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当李自成处于命运的最低谷时，只剩三十六骑，但他拒不投降，拒不接受明朝招安，而是躲进陕西商洛山中休养生息，发动群众，韬光养晦，厉兵秣马。当羽翼丰满时，突然出击，打得崇祯晕头转向，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这里，充分显示了李自成的才华、气节。而张献忠在湖北阳谷被明军打得大败，四周包围，命运岌岌可危时，向敌人“诈降”。他躲过了一劫，保存了自己，但却将明军的打击力转向了另外的农民起义军。这就是两人的文野之分，高下之别。

当李自成保持头脑清醒时，节节胜利。特别是，他重用了手下极富政治远见的李岩，采纳了李岩建议，公开打出“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旗帜，这就喊出了几千年来占中国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心声，顺应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和呼应，必然得到最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拥护。而且事实上，闯王本人和他手下以刘忠敏为代表的诸多大将本身就是农民。闯王李自成的大将田见秀的最高理想就是仗打完，帮闯王得天下后，解甲归田，去过那种“几亩土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生活。

古代思想家荀子有名名言：“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明末乱动年间，占中国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他们就是既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水。闯王李自成曾经一度得到占中国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拥护，所以能虽经百劫而最终胜利，直捣京城，逼死崇祯皇帝，进了紫禁城，坐上龙廷，北面称帝。同样的，张献忠之所以能在湖北突破手持尚方宝剑，志在必得的明末重臣、能臣杨嗣昌指挥的六路大军的围追堵截，出人意料地突然进入四面群山围定，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天府之国，并所向披靡，最终拿下成都，建立他的大西国，根本原因在于他接受王自贤的建议，公开亮出“扶明抗清”的旗帜。这就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特殊阶段争取到了民心，受到巴蜀人民的支持拥护，一路上百姓无不箪食壸浆以迎王师。

然而，如同郭沫若在他所著的那篇被毛泽东主席赞赏的《甲申三百年祭》中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大多农民起义领袖人物，总是躲脱不了一个怪圈，即：一旦登上龙廷，因为阶级的局限，立刻变质。他们注重享受，喜欢阿谀奉承，唯我独大，说一不二，金口玉言。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重用奸侫，残害忠良。接着就是失败、失败。事实正是如此。当李自成在北京称帝，将他的国号定为“大顺”之时，张献忠也在南面成都称帝，将他的国号定为“大西”。当上了大顺国皇帝的李自成重用奸相牛金星，诛杀了对时局高瞻远瞩、敢于直言的李岩和他的兄弟。而在成都，耽于享受的张献忠，重用与牛金星类似的汪兆麟，一怒之下，对王自贤动了宫刑。张献忠躲进深宫享福，朝政让奸相汪兆麟一手把持。汪兆麟利用张献忠迷信武力、性情残忍、一味嗜杀的毛病和政治上的近视等人性的弱点推波助澜，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大西国走向了深渊。

张献忠进成都时，成都有和平居民40万。然而不到三年，在他败退出成都时，于盛怒之下，一把火将成都焚烧得干干净净。唯一剩下的只有皇城的几个石狮子。张献忠之后又有多年的动乱，如此一来，有史可查的是，偌大个四川只剩下区区几万人。当历史上这段大浩劫、大动乱终于过去之后，随着从清初开始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四川重现了生机，省会又由阆中迁回成都。成都如火中凤凰重生，更加斑斓多彩，更加俊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