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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返的红四方面军终于穿过了草地，在毛儿盖略事休息后，“旋即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党坝、松冈开进。时值苹果、核桃、柿子的收获时节，部队沿途找藏民购买或交换，弄来充饥果腹。月底，我们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同右路军会合”。不久，“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事情发生在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脚木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址选在一座喇嘛寺庙里，肃穆的庙宇也给会议带来了沉重的氛围。会议当然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织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高峰。”

面对这样一个突然袭击的历史会议，常浩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中。他每每想起张国焘在会上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的时候，他的耳边就响起朱德心平气和、语重心长的话声：“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为此，常浩又禁不住地自问：

“张国焘的举动对吗？临时党中央合法吗？为什么连朱德都不支持他呢？”

常浩对复杂的现实理不出头绪，会议上激烈地反对中央的情景又重现眼前，他仔细分辨每个同志发言的要旨，又觉得不无道理，似乎张国焘的行为是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心意，既然是众心所系，那临时党中央的旗帜为什么不能打出去呢？但是，当他欲想表态支持张国焘的时候，徐向前总指挥的形象又伫立在面前，他又情不自禁地问：“徐向前总指挥和张主席共同战斗多年啦，他那天为何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态呢？”他告诫自己：“慎重！应当私下再听听徐总的意见。”

真是无巧不成书。常浩去请教徐向前同志的时候，恰巧张国焘正在和徐向前同志谈话，他伫立在门外，偷听了徐向前同志的这段谈话：

“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我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觉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

常浩听后暗自赞同地说：“徐总说得对啊！”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朝着更坏的方面发展了。反对分裂的刘伯承同志，无故被解除了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军大学工作，名为校长，实际上是军事教员；与此同时，还传说朱德同志受到了软禁……这震撼了常浩的心。为此，他重新估计了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毛泽东率部北上的部队不足万人，出川之后，又必然投入到数倍于己的西北军、东北军的汪洋大海之中，很难立住脚，就更不用说建立根据地了；他又认为，张国焘手下的部队有数万之众，立足四川，与川军角逐决无问题。同时，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如果再不亮明旗帜，就必然遭到新的清洗。他不再犹豫彷徨了，他向张国焘进谏了这样一个计谋：

稳定、发展红军队伍，必须确定张主席的绝对权威，毫不手软地清洗毛派分子。

张国焘欣然同意了常浩的建议，并授以极权，凡是军职以下的干部，不必请示临时党中央，保卫局有权处置。

常浩的职业是肃反，自然懂得反戈一击的威力。他又想到了姚秀芝：她是一方面军的干部，如果她能杀个回马枪，对巩固张固焘的领导地位，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当他想到由谁去做姚秀芝的工作的时候，又生气地责骂起李奇伟感情用事，断掉了和姚秀芝的一切联系。然而当他自己想到和妻子离异的矛盾情感时，又十分自信地说：“现在是外凉内热的时候，就是看李奇伟识不识大体了！”待他想好一个完整的突破方案以后，便胸有成竹地叩开了李奇伟的门。

李奇伟早就听到了卓木碉高级干部会议的风声了，当他获悉张国焘出任“临时中央”主席的时候，本能地预感到自己的厄运又要临头了。他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恨不得自己能生十个脑袋，长二十只耳朵，把一切风言风语都收集起来。焦急之中他又想到了常浩，希望他能在这位望之生畏、听之破胆的张主席的面前，如实地陈述自己架桥的壮举，永远地甩掉这顶托派的帽子。令他怀疑的是，常浩再也不来造访他了，就是偶然中碰了面，布满常浩脸上的阴霾告诉他：常浩也遇上了难题，自身难保的菩萨是不会发善心、救人命的。随着清洗风声的扩大，他又想到了自己在军中度过的囚徒生活，真是胆也吓破了，每到夜里从噩梦中惊醒以后，他都要虔诚地自语：

“张主席！这次清洗您只要放我过去，我会全心为您效力的。”

吃过晚饭以后，李奇伟独自关在屋里，依然是对着那盏如豆的油灯苦思冥想。常浩意外地推开了他的门，满面春风地走进屋来。经验告诉他，常浩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已经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坦途。当然他也明白，今日不速来访，也带来了希望之光。他匆忙站起身来，竭力地抑制住忐忑不安的心绪，笑脸相迎地说：

“请坐，请坐！看你这喜庆的样子，一定是为我带来了新的战斗任务，是吧？”

“是，是！算是被你猜对了。哈哈！”常浩自如地打着哈哈，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

李奇伟一听常浩这惬意的谈笑，自己的一切疑虑顿失。他转身倒了一搪瓷缸子开水，双手捧到常浩的手里，故意掩饰起内心的喜悦，装得十分严肃地说：

“我真是闲够了，快给我个用武的机会吧！”

常浩并没有照直说出自己的来意，先是喝了一口水，故作忧虑地说：

“先不忙谈请缨杀敌的事！告诉我，你和秀芝同志和解了吗？”

李奇伟一听愕然了，多疑地自问：“这是什么意思？”他再一看常浩那殷切等待他答复的表情，又自作聪明地暗说：“何必对我还来这一套！非关心一下私生活，才显示出领导水平吗？”他冷淡地答说：

“我们还是谈工作吧！一句话，我真想张开双臂，去拥抱党交给的革命工作。”

“不，不！依我之见，在你张开双臂去拥抱党交给的革命工作以前……”

常浩有意地收住了话语，再次把搪瓷缸子举到唇边，小小地又呷了一口水，咂了咂嘴唇，微微地点了点头，似在称道水的味道。

李奇伟一下又变成了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内心焦急得很，可又不能在这位“老肃反”的面前显露出来。他也装作处之泰然的样子，小小地来了个幽默：

“快说吧，我需要拥抱什么？”

“简而言之一句话：需要先拥抱姚秀芝同志！”

“啊？……”

常浩依然是笑靥不减，但他不再和李奇伟交流情感，装作轻松愉快的样子，望着摇曳不止的灯光，再也没有说些什么。

李奇伟惊呆了。

常浩越是轻松，李奇伟就越是迷茫，他渐渐地感到室内的空气有些紧张了，再也不能这样僵持下去，遂小声地问：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不！是在谈严肃的革命工作。”

“这叫什么严肃的革命工作？”李奇伟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发怒地说，“不要再和我谈那个没有贞节观、羞耻感的姚秀芝！”

“不对！”常浩用力把手中的搪瓷缸子放在桌子上，水溅出老高，他站起身，非常严肃地说，“我不准你用这样的语言辱骂姚秀芝同志！”

“是她用最卑鄙的行为污辱了我的人格！”李奇伟大声地争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