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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能驱散冰天的寒冷；光，能冲破沉沉的黑暗。寻求温暖的人，期望得到火；追求黎明的人，希冀看见光。为了追求火和光，人们创造了形状迥异、大小不一的灯。我国人民为什么最喜欢龙灯呢？难道神州大地真的是太寒冷、太黑暗了吗？

龙灯是中华民族理想追求的象征。但是，谁曾见过这样蔚为大观的龙灯呢？夜，黑得赛过了锅底，对面看不清人；云，又低又厚，像铅块似的重压着山川大地。猝然之间，奇迹出现了，远天飞起了一条火龙，上接着天，下连着地，蜿蜒迂回，飞舞。起风了，火龙顺着风势升起，火光时高时低，远远望去，像是火龙狂舞。下雨了，火龙宛如钻入云雾之中，火光时隐时现，时暗时明，变幻神奇，火龙越飞越高，像是一条挂在天上的火舌飘带，在万里夜空中起舞，向着黑暗的大地撒播着火种。

这擎火龙的不是万能的神，是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万里长征的工农红军。组成这条巨大火龙的是无数的火把，据当事人回忆：“有的把圆圆的干竹破成几片，合在一起再一节一节地捆起来点燃，这样既不怕风吹，又很耐燃，一个班一把，简简单单，就照亮了整个行程。如果打土豪搞到一桶、两桶洋油，他们就用较大的竹筒，在上面打个洞，然后里面灌上洋油，一个班有八个也就够了。还有一种是松明灯，这是山区老乡常用的。团部通信班、营部、连部都有两三个马灯，过山隘、桥梁，就把马灯集中起来，给部队照明。”雨夜翻越高山，气氛迥然不同。“从下往上看，火把、灯光，蜿蜒曲折，似上云霄；往下看，盘盘弯弯，仿佛是缠住大山的一条火龙，不停地游动着。一会儿，某一段火光隐没了，那是他们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过了一会儿，那火光又从暗处钻了出来，这是他们走出密林的情景……”

山，像是刀劈斧削；路，不过二尺来宽，由于连日绵绵阴雨，每个石级上都长满了青苔，稍不小心，就会失脚倒地，顺着陡立的山坡滚下去。爬山的红军战士躬身俯地，翘首向前，望着指路的火把，保持着一定距离，双脚就像是两只铁钉，紧紧地嵌着山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攀登。苍山入睡了，显得是那样的神秘，淅淅沥沥的雨声，时近时远的林涛声，再加上红军那混乱的脚步声、急促的喘息声、火把燃烧时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响声……共同组成了一首神奇的交响曲。那不时传来的“跟上！不要掉队”的低声喊叫，就像是交响乐队的指挥在提醒着疲惫的人马战胜一切困难，胜利地翻过这座大山！

凭借火把的光亮，在大山的半腰间，可以看见一支特殊的红军队伍，他们总共只有几十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人背着一床毯子，一袋干粮，一个挂包，腰带上系着一个茶缸或搪瓷饭碗，抬着有伤员的担架……这就是红军长征路上的医院。走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妇女，身材不高，右手举着一盏马灯，身上披着一块看不清颜色的油布，显得十分干练。她不时地回过头来告诉大家：“脚下要生根，不准把伤员摔到山下去！”是由于她参加红军的时间久长，还是因为她是一位首长的夫人？官兵谁也不称谓她的职务，似乎也忘记了她的名字，一律亲昵地叫她霍大姐。走在这支队伍最后面的是一位身材魁伟的军人，高出别人足有半个头。他腰中插着一支手枪，显得格外的神气。他原在保卫局工作，长征前夕奉命来到医院，大家叫他老马。他不时也瓮声瓮气地喊一声：“注意！千万不要睡着……”

突然，山风呼啸而起，林涛发出瘆人的怒吼，一个个指路的火把被吹灭了，只有为数不多的马灯还有光亮，那腾跃狂舞的火龙终于被风雨之夜吞食了！风是雨头，不时大雨倾盆，泼在了险陡的山路上，汇成溪流，顺坡淌下，流量越来越大，流速越来越快，待到山脚下，已经变成一支不可阻挡的急流，向着山谷溪底一泻而去！红军医院的指战员、伤病员抵御着山风的侵袭，洗着大自然恩赐的冷水浴，沿着烟雨如织的山路向上爬啊爬，希望快一些爬上山顶，希望赶在天亮前翻过这座险峻的高山。

在这支医疗队伍的中间，有一副抬着伤病员的担架，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妇女，双手牢牢抓住两边的竹竿把手，粗粗的绳子缠过脖后，搭在双肩上，为了保持担架的平稳，她的前胸就要贴到石级上了。她爬山的步子越来越慢，急促的呼吸却越来越快了。她全身湿漉漉的，不停地淌着水，究竟是秋雨，还是汗水？她也分辨不清楚。待她感到双腿发软，两眼开始冒金花的时候，还不放下担架，她坚信自己有力气，能够战胜狂风恶雨，抬着担架登上山顶。但是，人的力气是有限度的，当她的热能完全耗尽的时候，便昏倒在了山路上。

殿后压阵的老马闻声赶了过来，急忙扶住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骂骂咧咧，大声地指责着这位抬担架的妇女。这时，头前带路的霍大姐提着马灯也赶到了，她慌忙把这位累昏过去的妇女扶起，抱在自己的怀里，解下水壶，为她灌了两口开水，然后用手摸了摸她快速跳动的胸房，才放心地喘了口长气。这一切，老马全都看在眼里，他颇为不满地说：

“霍大姐！爱憎可要搞分明噢。”

霍大姐是位见过世面的女同志，在不算短的革命生涯中，练就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火暴脾气，再加上她是红军中高级指挥员的夫人，所以就越发地敢于仗义执言了。老马这一句刺话，像是烧着的引信，一下子就把霍大姐这门大炮点着了，她紧紧地抱着累昏过去的妇女，大声地说：

“什么？我没把爱憎搞分明？她为抬伤员累昏过去了，救治她有什么不对？难道只有你姓马的拿着枪，不管死活地逼着她抬担架，就算是爱憎分明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嘛！”老马的口气顿时软了下来，“大姐，你是知道的，我是奉命行事的。”

“那，就没有个灵活性啦？”霍大姐仍旧有气地反问。

“难啊！她是个托派……”

“不，不！我不是托派……”倒在霍大姐怀抱中的妇女猝然醒来，像是触了电，腾地一下挺起上身，大声地辩白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是工农红军中的一名战士！”

“那保卫局派我来做什么？”老马突然冷漠地笑了，不紧不慢地说，“自己说是没有用的，我提醒你一件事，你帽子上的红五星早就被保卫局收缴了！”

这位被打成托派的妇女叫姚秀芝，是红军剧团的主要创始人，也是红军剧团中公认的艺术大师。每当她演奏起心爱的小提琴，红军战士都会悄悄地围拢过来，静静地坐在她的四周，欣赏着她动人的演奏。漫长的革命历史，艰苦的转战岁月，磨去了她那美丽的女性容颜；然而，在她那慈祥的脸庞上，仍然可以寻觅到青春年华时的美貌。平常，她身上穿着普普通通的红军戎装，却给人一种不同凡俗的神韵——不仅有着高级指挥员的风采，而且还有着艺术家所特有的气质。她为人随和，也没有领导者那种所谓的架子，在红军剧团中享有很高的权威。在红军长征前夕，令人生畏的“托派”帽子落在了她的头上，如若不是军情紧迫，需要突围转移，说不定她还在保卫局的审查室里过日子。由于各种原因，她不得不离开一手创建的红军剧团，背上她那把心爱的小提琴，来到了红军医院，作为一名被看押的囚徒，参加了史无前例的长征。近一个月以来，她不声不响，小心翼翼地护理伤员，抢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多数同志的眼里，她是一位难以理解的好人；在老马的心目中，她是在有意表现自己，以此抵消托派的反革命罪行；但是，只有霍大姐的心里明白，姚秀芝的心中有着一盏长明不熄的灯——那就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因而，当老马说她是托派的时候，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她大声地反驳着——她不允许任何人亵渎她追求的理想。是风雨浇灭了她心头的火气？还是想到了雨中的伤员？她吃力地站起身来，俯身拿起拴在担架把手上的绳子，顺势把头一低，搭在了后背的双肩上。霍大姐急忙抓住姚秀芝的手，说：

“秀芝！这担架你死活也不能再抬了。”

“不，不！要抬，要抬……”

姚秀芝刚刚哈下腰，蓦地抬起头，想以实际行动说服霍大姐，她是可以继续抬担架的。然而她的精力已经耗到了极限，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两眼冒着金花，身子晃了几晃，再次昏倒在山路上。

霍大姐吓得慌了手脚，放下马灯，双手抱住处于昏迷状态的姚秀芝，不住声地叫着：“秀芝！秀芝……”片刻，姚秀芝轻微地呻吟了一声，再次苏醒过来。霍大姐放心地抬起头，看见老马站在面前，一时火气又涌上心头，她自言自语地发着牢骚：

“托派？我可没有见过这样的托派！假如我们的队伍中，多几个她这样的托派，那，我这个红军医院的负责人就好当了……”

老马自知惹不起霍大姐，只叹了口气，借以表示他不满的情绪。

翻越这陡峭险峻的大山，又窄又险的山路，最忌讳行军队伍中途停留，压着后续部队不能前行，所以这时，山下传来了质问声，有的话语还非常难听。躺在担架上的伤员是位勇敢的战士，他的右腿中了一弹，弹片还未取出，可他不愿意承受阻止红军前进的骂名，他吃力地挺起上身，拿起一把靠近身旁的拐杖，从担架上挣扎着站起。霍大姐一看，急忙放下姚秀芝，赶到伤员的跟前，一手抓住拐杖，严厉地批评：

“胡闹！快服从命令，给我老老实实地躺在担架上。”

“躺在担架上有什么用？谁能抬着我爬山？”伤员战士凄楚地说。

“放心！”霍大姐为了宽慰受伤的战士，亲切地说，“小老表，还有我这个霍大姐嘛。”

“不，不！这可要不得……”

“要得！要得……”

伤员战士死活也不让霍大姐抬他爬山，一边挣扎着想从担架上滚下来，一边急得大声嚎啕。老马站在一边，看着吃力爬起的姚秀芝，听着霍大姐和伤员的争执，以及山下传来的叫骂声，他一步跨到担架的旁边，轻轻拨开霍大姐，双腿跪在滴着雨水的山石路上，不容争辩地命令说：

“都不要吵了，把他扶到我的背上，我背着他爬山！”

老马这突兀的行为把大家惊呆了，一时间都不知该如何是好。他又严肃地命令：

“还等什么？扶着我的身子站起来，趴到我的背上！”

大家都从惊愕中醒来，首先是负伤的战士大声拒绝，接着就是霍大姐和姚秀芝争着要抬担架。老马没有再说什么，他猝然转过身，双手抱起负伤的战士，沿着雨水漫过的石级，踉跄地向前走去。

姚秀芝呆滞地站在山路上，忘记了风雨的厮打，看着那消失在风雨之夜的高大身影，内心中涌起了一串串感情的浪花，是内疚自责？还是景仰钦佩？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只有一种感觉是明晰的，那风雨之中的高大形象占据了她的心房，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霍大姐悄悄说过的这段话：“老马是位长工出身的红军战士，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气，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凡是上级交给他的任务，他都会顶呱呱地完成好。这些年来，在每次打土豪、搞肃反中，都以阶级立场鲜明而著称。因此，他被保卫局有关单位选中了。”姚秀芝有些痛楚地摇了摇头，又感慨地叹了口气。

这时，霍大姐拿着伤员的双拐，走到了姚秀芝的身旁，她递过一根拐杖，近似自语地说了一句：“知识分子倒霉就倒在遇事爱胡思乱想，走吧！”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挽着姚秀芝的臂膀，二人迎着扑面打来的风雨，艰难地向山上爬去。

泥泞的山路，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气力。霍大姐和姚秀芝拄着的拐杖，就像是盲人手中试路的竹竿一样，测试着淌满雨水山路的险夷。霍大姐是个乐观主义者，无论在什么环境，她都能找到话题，并引导大家说个没完没了。必要的时候，她再说上一两句笑话，乐得大家把疲劳都忘到脑后去了。风雨骤然变小了，她回身看了看山下稀疏的灯火，转身仰起头，看了看山上复又燃起的火龙，有意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