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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2（第2页）

于是，杨登流就把刘鼎作为他的‘’专家”介绍给英巡捕房，并把他带到存放文件的房间，把门带上。刘鼎在这里仔细地检查了全部文件，把里面的手抄和复写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故意拿着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

后来陈赓叫杨登滋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抄出来的文件，都是一些学术研究资料，以此把敌人敷衍过去了。

正当周恩来与中央特委的有关同志研究营救关向应的问题时，陈赓有些紧张地走进来，严肃地说道：“黄第洪叛变了。”

周恩来听后征住了，暗然自问：“这可能吗？”接着又郑重地问道：“有什么证据吗？”

“杨登流听陈立夫和徐恩曾说的，黄第洪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还说能帮着他们抓到你。”

周恩来遂陷入凝思之中……

黄第洪，江苏扬州人氏。早在1924年春天，他只身到大上海闯**天下，落得个一身不文，流落街头。恰在这时，黄埔军校派陈果夫等人到上海秘密招生，黄第洪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报考应试，竟然被录取了。接着，他南下广州，入黄埔一期，学习还算用功。不久，他与同期的陈赓等同学相识，接着又拜见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那时的黄第洪要求进步，赞成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加入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之后，黄第洪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周恩来离国赴莫斯科不久，黄第洪回到上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时，蒋、冯、阎中原大战业已打响，党组织派他到江苏与山东交界处发动群众，利用新军阀混战的机会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由于他俱怕战争，又不愿过艰苦的生活，遂又悄悄地回到上海，并与他姨母家的表妹曹玉香发生恋情。与此同时，他又混迹大上海的花花世界中，过上了浪**公子的生活。不久被姨母等发觉，逐出家门。恰在这时，蒋介石就要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已经变质的黄第洪为生活所迫，决定改换门庭，投靠校长蒋介石。他前思后想，竟然把刚刚回到上海的恩师周恩来当作晋见礼，成为他重新向上爬的阶梯。接着，他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有重要机密向“蒋校长”报告。

蒋介石知道黄第洪是自己的弟子，由于黄当年是共产党，对他没有多少好的印象。时下，他收到黄第洪“来归”的信件，打心里还是欢迎的。但是，对他所说能帮着逮捕周恩来一事却是将信将疑。按照他的规矩，先不见黄第洪。旋即又与陈立夫等密商，把黄的来信批给杨登派办理。蒋介石的意思是清楚的：来归嘛，我蒋某人是欢迎的；我见不见你，则要看你所说的见面礼是真还是假。

在白色恐怖下进行战斗的周恩来，一向是有着很高的警觉性的。同时，他对于每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又是极其负责任的。当他听说黄第洪叛变的消息后，立即命令切断与黄有关的所有联系，防止党的中枢机关遭到破坏。但是，对于黄第洪是否真的叛变，则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他历经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只有见到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那封亲笔信，才可最后断定黄第洪的性质。为此，他与中央特委会开会研究，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又作了周密的布置。杨登滚两次约黄第洪到指定地点见面，他都没有去。虽然黄十分狡猾，但是党经过周密调查，证明他确已写信向蒋介石自首（通过杨登汰搞到了黄第洪的亲笔信），企图进行大破坏。据此，周恩来认为证据确凿，时机紧迫，乃断然处置。

黄第洪叛共投蒋案由于处理及时、得当，所以没有给党造成什么损失。但是，周恩来却从黄第洪的事件中悟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刚刚离开校门的青年，必须到基层中——最好是到苏区、到红军中接受一个时期的锻炼，才能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为此，他征得中央的同意，决定把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青年，分批输送到各个苏区去。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就作出决定：王明、博古等人去中央苏区。诚如李初梨所回忆的那样：从此，“王明就离开省委宣传部，搬到斗鸡桥”，等候安排去苏区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至今还没有离开上海。作为负责这项工作的周恩来，就又催促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

据李维汉回忆说：“王明这个人我在1927年就认识他。”那时，“共产国际代表团（米夫在内）到中国工作时，由他当翻译……大革命失败后，米夫返回苏联，他也踉着回去了。”后来，王明回国之后，曾在上海沪东区委做过一段工作，与时任省委书记的李维汉有所接触。但是，他留给李维汉的印象是不大好的。时下，王明虽然业已调离江苏省委宣传部，可他一天不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他这个省委书记就有责任管他。或许是李维汉看不惯王明等人的风格，也或许是王明等人过分傲视他的领导，这次谈话没有一点感情色彩。一见面，李维汉就公事公办地说道：“王明同志，你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有什么意见吗？”

王明打心底深处是瞧不起李维汉这些老同志的。但是，时下尚未得到远在莫斯科的恩师——米夫等人的指示，故不便与李维汉等上司把关系搞僵。在他看来，李维汉等人的手中是握有实权的，弄不好，还会给自己一个什么处分。另外，他也不清楚今天谈话的目的，故近似搪塞地答说：“从大的原则上讲，我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赞成的。”

“你知道中央对你的工作安排吧？”

王明把脸一聋拉，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中央研究了你与博古几个同志的情况，为了使你们从书本上学得的马列主义化作革命的实践，决定让你们去苏区锻炼一段时期，我看是正确的。”

对此，王明没有说些什么。

“王明同志，你与博古等同志计划什么时候动身呢？”

王明听后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大发了一通牢骚之后，强硬地反问道：“罗迈同志，难道让我带着中央的处分进苏区吗？”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在苏区表现好，也可以撤销中央给你的处分嘛！”

“请问组织上知不知道，我的未婚妻孟庆树的情况呢？”

“组织上不仅知道她于7月底被捕入狱，而且还正在设法营救她尽快出狱。所以，你尽可放心地去中央苏区。”李维汉说罢缓和了一下口气，“等她出狱之后，组织上再把她送往苏区，到那时，你们再结婚，不更有意义吗？”

说到王明的未婚妻孟庆树，也是一位值得大书一笔的女性，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女性的某些影子；说到他们之间的恋爱经过，也有值得追忆的地方——且还可以折射出王明青年时代的某些思想，故有必要做些扼要地补记：

孟庆树，1911年12月2日生于安徽省寿县田家集孟家围子一个地主家庭。早年，追求自由，向往革命，在1927年11月——尚不满十六岁的她登上赴苏联留学的轮船，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三期学生。与她同班的有后来与张闻天结为伉俪的刘英、陆定一的爱人唐仪贞等。不久，青春年少的孟庆树以她那特有的女性优势，成为中山大学中男性同学追求的对象。有意思的是，时年二十三岁的王明自视有才遂向这位小同乡孟庆树发起了“攻击”。遗憾的是，孟庆树有眼不识泰山，看不上这位身材矮小的王明，与另外一个长相不错的同学结为朋友。对此，王明虽然在感情上受到了重创，但他依然矢志不悔，继续追求业已有了男友的孟庆树。1929年春天，王明归国的行期临近，恰在这时，孟庆树又和那位男友正式分手，王明鼓足勇气，向孟庆树正式求爱。可是，王明的身材实在引不起孟庆树的**，她没有答应王明。无奈，王明只好只身回国，过着那种“朝朝暮暮顾盼”的单相思的生活。

1930年，王明因被捕受到党纪处分不久，孟庆树翩然回到了上海。在政坛失意的王明的心中又燃起爱情烈焰，请孟庆树下小馆、看美国电影、逛马路。由此可知，自愿与王明相偕进出的孟庆树，虽未下定以身相许的最后决心，也说明她的内心日渐向王明靠拢。正当他们二人相爱升温的时候，孟庆树竟然知道了王明受党纪处分的事情，这对她而言真是一个意外的打击！要知道那时的共产党人的人生志向，绝大多数是赞成“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的境界的啊！孟庆树经过短暂的抉择，很快就下定决心斩断与王明的感情瓜葛，独自搬离旧舍，让王明再也找不到她的影子！

痴情的王明不知有变，依然踏着旧路走进孟庆树的旧舍，他望着这“人去楼空”——且留下他与孟庆树无限爱意的空****的房子，真是无限滋味在心头啊！如史所记，“在空****的房子里踱来踱去的王明意外地捡到了孟庆树用过的几支发卡子，他小心收藏起来作为心爱的纪念品，这倒可窥见王明当时的一片痴情。”

王明或许又应了那句成语：“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孟庆树舍他而去不久，他又因反对立三路线与博古等四人受到党纪处分。接着，他又获悉孟庆树于7月30日不幸被捕，关押在上海龙华看守所。当时，他那焦急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为此，他无力救出被陷图圈的心中恋人，只有把这满腔的愤慈化作一首（三度七夕）的七绝了：“天上当然织女好，星间难怪牛郎痴。真情岂受银河隔？有限长空无限思。”

度日如年的王明终于盼来带回国际指示的周恩来与瞿秋白，实出他所料的是，李立三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受到了批判，并被送往莫斯科解决问题，可受到李立三处分的他以及其他几个人不仅没有平反，而且还要被安排去中央苏区。这在他看来，都是当年在莫斯科与他作对的瞿秋白所为。因此，他越发加深了对瞿秋白的个人成见，大有不把瞿秋白拉下马誓不罢休的意思！

现在，李维汉又代表组织找王明谈话，要他尽快离开上海去苏区，他思前想后，临行之前，真的想见孟庆树一面。可是，他十分清楚，像他这样的身份，且又因政治问题被捕进过监狱，搞不好仍然会受到牵连。也或许是他受着爱情冲动所驱，竟然做出冒死探监的决定。据史记载：他于10月19日、10月26日、11月2日，曾先后三次与孟庆树的二叔孟涵之去龙华监狱看守所探望。多年之后，他曾写了如下这首七律，回忆当年探望孟庆树的情形：“化装三探龙华监，亲织背心递我穿，高话家长低话党，铁窗加紧两心牵。”

凭公论诗，王明为孟庆树被捕写的上述两首七律，诗味不足，情真意浓。也许是身陷图圈的孟庆树被王明这情真意浓的爱心所打动，二人虽然隔着铁窗，却完成了“加紧两心牵”的爱情，孟庆树在铁牢中答应了王明的求爱。

王明第三次探监时，隔着铁窗向孟庆树再次背诵“真情岂受银河隔，有限长空无限思”后，感动得孟庆树隔着铁窗紧紧地拥抱了他。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制订第一次反“围剿”战略；王明等借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机，把自己标榜成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为上台大造舆论；面对出于不同目的的反对派王明、罗章龙、何孟雄，周恩来为使党内不致分裂，同意中央召开紧急会议

周恩来回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与瞿秋白等领导同志一起努力，比较成功地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党内，包括王明等人在内的大多数同志还是比较满意的。恰在这时，中原大战结束了，蒋介石公然向中外宣布：他将集中一切力量消灭苏区的红军。为此，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书记，遂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反“围剿”方面来。

周恩来自西渡归来已六载有余了！屈指算来，前三年，他主要是从事军事工作，先后经历了黄埔建军、两次东征、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东征讨蒋、南昌起义等有名的战争，既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悲枪；后三年，主要是在党中央工作，但他负责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依然是军事。因此，无论是广州起义、百色起义，还是三大主力红军的创建，都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自然，他在这六年之中，不仅阅读过不少中外军事著作，而且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军事经验。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远离红军反“围剿”战场的周恩来如何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呢？他唯有通过打入敌人心脏中的钱壮飞等来完成。在这期间，钱壮飞等通过各种渠道，准确无误地向中央提供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的战略意图。大意谓：

远在8月27日至29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召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区组织对红军各苏区进行“围剿”的总方针。那时，中原大战尚未结束，仅仅通过了一个（湘鄂赣三省剿匪实施大纲案）。一侯冯玉祥、阎锡山等宣布兵败归隐，蒋介石就下令长江两岸各省设“绥靖区”督办、司令或总指挥，准备发起对红军的“进剿”。同时，他迅速挥师南下，对苏区与红军形成全面“会剿”的态势。待到10月20日前后，蒋介石“将其第七十七师、新编第五师、第五十师、第六路军第二十四师、第八师分别由湖南、河南调入江西境内，连同原驻江西的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独立第十四旅，共七个师又一个旅。另外，又令在武汉休整的第十九路军（辖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准备进入江西。蒋介石指令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以上各师，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不久又获悉：鲁涤平指挥直属部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琐任前敌总指挥。

但是，有关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中所使用的战略思想、具体的兵力部署等机密情报不知。据钱壮飞等报告：一是这类高度机密的军事情报不归调查科收发，再是徐恩曾对钱壮飞留了一手：收发绝密情报的密码掌握在徐恩曾的手里，就是机要秘书钱壮飞也只有收的义务。

为此，周恩来严肃地指示陈赓同志：“请克农同志转告壮飞同志，一定要想办法把徐恩曾的这本绝密密码搞到手。”

“是！”陈赓答说。

“请派可靠的同志，把有关蒋介石‘进剿’中央苏区的情报送往江西，一定要面交朱德、毛泽东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