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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2（第1页）

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2

“你的意思是……”

“中山先生以天下为公的宗旨，想包容天下所有的主义、政党，甚至还想包容那些包藏祸心的新老军阀。可是，他二旦仙逝之后呢？……”

“苏俄、共产党，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一个接着一个地向你发难，对吧？”

“对，完全正确。”

“所以，你就不得不为这些遗产付出必要的代价。”

“是的，是的。”

“你为什么不可以像中山先生那样，更高地举起他所倡行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旗帜呢？”

“他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是神，就像是观音菩萨那样，理论能当饭吃，能当水喝；我呢，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不过是跟着他打夭下的一员武将，说空道理，谁也不听。”

“你怎么不学学中山先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变成神呢？”

蒋介石侧目看了看宋美龄那认真聆听赐教的表情，不无蔑视地哼了一声，差点说出“可笑”二字来。当他再一看拾级而上的属下，低声地答道：“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是神吗？释迎牟尼生前有谁称他是佛祖？就说你劝我洗礼板依的基督吧，他活着的时候不也是受苦受难吗？”

宋美龄听后感到是那样的不顺耳，可当她再一想蒋介石讲的这些圣贤哲人生前的经历，也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这时——似乎也只有这时，宋美龄觉得蒋介石在宗教问题上的见解远远超越了自己——尽管她自己永远也不承认这一事实。另外，宋美龄自有她聪明的地方，那就是善于藏匿自己的所谓短处，旋即又把话题转到现实中来，小声地问道：“那你总有行之有效的对策吧？”

“当然有了，不然今天来参拜中山先生的就不是你我了。”蒋介石说到此时有些得意地笑了，“我从中山先生活着的时候，从他所经受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或者说从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中，也或者说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较量中，醒悟到这句世人皆知的俗话：有枪便是草头王是真理！”

“所以，你一直抓住军队不放。”

“放了军队，你我的脑壳就搬家了。”蒋介石不无得意地又笑了笑，“当然，光靠军队还不行。在同汪精卫、胡汉民这些元老派的斗法中，我还醒悟到了一句文话：叫纵横之策。”

“那你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呢？”

“以后再议。”蒋介石转身看了看远远列队等候祭陵的文武百官，“夫人，渴陵仪式应该开始了。”

蒋介石从第一次国共合作迄始，就认定未来与他争天下的不是国民党内的所谓左派、右派，以及诸地方实力派，而是共产党。但是，由于他当时自身的地位和实力，使他不能在孙中山先生倡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时候有丝毫的表露。相反，他要借助孙中山先生的旗帜、共产党人的力量，一步一步地登上军事统帅的地位。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他又借助手中的军权，以及苏俄顾问与共产党人的支持，击垮了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元老集团。接着，他又因势利导，与失意的右派元老胡汉民等结盟，把国民党中的假左派汪精卫逼下台。也就是当长江两岸欢庆北伐胜利的时候，他认为机会到了，遂又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妄图把他内心的政敌共产党一举歼灭。

出他所料的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他斩尽杀绝，作为对他屠杀政策的回答，共产党人又愤然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虽说这些革命的义举，在蒋介石军事集团的压迫下相继失败了，可是所显示出的强大的生命力，却令蒋介石不寒而栗！

蒋介石由此看到了共产党人潜在的实力，同时他又错误地认为：经过“四一二”后的共产党人已成强弩之末，只要组建庞大的特务组织，与潜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领袖人物斗法，根除所谓赤祸是易如反掌之事。这就是他让陈氏兄弟组建中统特务组织的主要原因之一。

蒋介石在这种轻共思想的指导下，遂又倾全部国力完成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所谓大任，这就是他相继演出蒋桂、蒋冯、蒋冯阎等新军阀混战的原因。然而出他所料的是，共产党人又借着他消灭诸地方实力派之机死灰复燃，不仅上海租界中的共产党人公然发动声势浩大的罢工、罢市运动，而且各地的红军犹如雨后的春笋，在大江南北的山村水乡建立起来。其中在湘赣一带活动的朱毛红军，竟然强大到可以乘虚攻下长沙的地步，这不能不令他暗然吃惊！也就是在他庆祝完中华民国第十九个国庆日之后，他的战略重点已经悄然转向：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

如果说蒋介石在与地方实力派进行军事角逐的时候，他对付共产党的主要策略是，以军警宪特消灭地下共产党的组织，那么时下他对共产党即将采取的措施就成了这样两句话：一是运用手中握有的军权，坚决消灭各地的红军部队；二是采用恩威并举的策略，分化瓦解中共设在上海的中枢机关，逮捕和法办那些在他看来冥顽不化的所谓祸首。前者，他交给何应钦等人去筹谋军事“围剿”；后者，他又找来陈立夫等人去上海落实。也就是在这次召见中，陈立夫双手呈交了一封信，蒋介石看后沉吟片时，提笔在信上批道：交杨登赢亲办。

周恩来作为一代战略大家，他非常清楚蒋介石下一步要走什么棋。他为了应付蒋介石对苏区即将发动的军事“围剿”，亲自起草了《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为发动全国的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运动，以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他向全党，尤其是各地红军指出：国民党军阀最近在湘、鄂、赣三省调动了将近二十个师的兵力，准备实行他们的“围剿”计划。“然无论如何，反动统治之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总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当前最中心的任务，是调动全国劳动群众和红军，打破敌人的进攻。同时，他清楚蒋介石兴兵“进剿”的重点是“朱毛”红军，遂又于10月29日代中央起草致红一、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对此，《周恩来年谱》作了如下记述：信中说：听说你们为攻长沙或南昌而争论以至发生分兵行动，“问题的中心并不在攻南昌还是攻长沙。照今天的形势来说，攻长沙或是攻南昌，并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围剿”与进攻。必须根据巩固地向外发展的原则来计划行动方针，坚持进攻以击溃敌人的策略，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统一指挥，利用敌人的弱点，尽力的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打击。各苏区要进行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都能牵制敌人的调动和援助，而收到我们自己和互相策应之效。信中指出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

周恩来一向关注党中央的安全。为此，他回到上海之后，一边筹备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一边着手了解并加强中央特委会的工作。为了窃取国民党中央的核心机密，他又特别关心打入敌人心脏中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的工作。’为此，陈赓向他作了专亡遭的报告：

周恩来离国之后，徐恩曾在钱壮飞的帮助下，一个行之有效的特务首脑机关迅速地建立起来了。地址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为了掩人耳目，在钱壮飞的建议下，门口挂了一个“正元实业社”的招牌。知情人都清楚：南京中山东路五号是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再由首先看到这些密件的钱壮飞分档保存。设在汉口、九江、安庆、长沙、青岛等地的特务组织发来的电报、情报，也是经由钱壮飞提出意见，由徐恩曾签字后再交由钱壮飞处理。因此，钱壮飞很容易获取这些重要的情报。当时，担负李克农与钱壮飞之间传递情报的是钱壮飞的女婿刘祀夫，可谓是万无一失。

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前后，钱壮飞以搜集诸地方实力派的情报为由，征得徐恩曾的同意，遂在南京、上海、天津创办了以新闻通讯社和新闻广播为掩护的公开情报机关。其中心指挥机关为“长江通讯社”，社址设在南京的中央饭店四楼，也就是“正元实业社”的隔壁，负责人是钱壮飞。另外，在南京还设立了“民智通讯社”，社长是钱壮飞，主要编辑是胡底。为扩大所谓业务，经徐恩曾同意，于1930年冬天在天津设立“长城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在上海则以“＿七海无线电管理局”为招牌，李克农以采编广播新闻为掩护，开展上海方面的情报工作。

与此同时，钱壮飞为了取得徐恩曾的宠信，打着获取张学良在中原大战期间态度的幌子，主动提出由他与胡底潜往东北，搜集有关的军事情报。为了慎重起见，中央特委会决定派陈赓同行。他们拿了国民党的钱，三人一同出关，在沿途党组织的帮助下，共同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其他任务。他们回到上海以后，又把一些军事情报和当地报纸上的材料剪剪贴贴，写了一份四万多字的报告。徐恩曾阅后大加赞赏：“真了不起，哪来的这么多材料！”从此，他对钱壮飞、胡底信任尤加。

也就是在双十日国庆典礼不久，陈立夫获悉蒋介石一侯结束中原大战，即可对“朱毛”红军发起“进剿”，并把有关兵力调动的电报拿给徐恩曾看。自然，钱壮飞也就得到了有关“进剿”“朱毛”红军的绝密战略情报。接着，这绝密的情报交由李克农转陈赓，再由陈赓转分管军委的周恩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代表中央向红一、三军团发出上述指示信，也有钱壮飞等的功劳。

正当周恩来密切关注蒋介石即将对白区展开全面“围剿”，进而完善和加强中央特委保卫党中央安全的时候，突然关向应被敌人逮捕了。周恩来当即命令顾顺章、陈赓等，全面了解关向应被捕的原因，制订切实可行的营救方案。

关向应，辽宁省金县人，于1902年生于一个满族家庭。早年，他在东北宣传革命思想，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读书。越年回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之后，先后在河南省、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党的六大召开之后，他当选中央委员，并担任团中央书记。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参加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一天，他因受到英籍巡捕怀疑而被捕。同时，还被抄去一大箱子文件。通过内线还获悉：当时巡捕房的英国人看见那么多的文件和材料，因华语水平太差，挑不出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没有用的，天天围绕着这个箱子转，想不出办法来。

周恩来听了陈赓等人的上述报告之后，认为当务之急是先把这一箱子文件从巡捕房搞出来，然后再营救尚未暴露身份的关向应。

为此，他问道：“我走后杨登汰的情况怎样？可否由他出面和英国人交涉这件事？”

杨登滋精通国民党官场中的一切情况，为了取得陈立夫的信任，他利用和工部局的特殊关系，免税为上海国民党公安局长以及陈果夫、陈立夫各搞了一辆进口车，并亲自押车送到南京。同时，他也采用同样的办法，为徐恩曾搞一些英国或美国进口的高档物品。这样一来，陈立夫交由徐恩曾酌办的案子就很自然地落到杨登流的手里。在这个时期，徐恩曾还秉承陈立夫的意图，亲自登门拜访杨登流，将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大本营的地址告诉杨，欢迎杨到南京时来作客。如此交往的结果，徐恩曾对杨登流从不怀芥蒂之心。为此，徐经常打电话或写信对杨指示工作，但从不检查杨做得怎样。为表示亲密无间，徐还对杨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央（指陈立夫）在用钱上总是依从你的，你知道吗？”同时，徐又学着蒋介石的样子，送了一套《曾国藩家书》给杨，用以拉拢。

这样一来，英国人越发看中了杨登流的价值。那位自称是杨登流好友的兰普逊就主动地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确有急办的案子，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随时叫我兰普逊去逮捕就好了。”

对于杨登流上述的情况，陈赓是了如指掌的。因此，他对周恩来大包大揽地说道：“没问题，他时下既是徐恩曾派在上海的红人，又是英国巡捕房信得过的要人。”

“好！”周恩来点了点头，“一定转告杨登滋：第一步，把那一箱文件搞出来；第二步，想办法再把关向应同志保释出狱。”

陈赓当即约见杨登流，二人共同商讨了落实周恩来上述两步意见的方案。因为关向应被捕时化名李世珍，敌人无法判断他的身份。陈赓为了摸准情况，先叫杨登流到巡捕房探听消息。杨登滋回来说国民党想要把文件弄走，英巡捕房不同意，强调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国民党。

陈赓便同杨登流商量，要他直接去找兰普逊，就说愿意帮助巡捕房来鉴别这些文件。兰普逊正求之不得，就对杨登流说：就交给你来鉴别吧！”杨登流见兰普逊已经应承，忙又改口说自己事忙，不过可以另想办法。

杨登滚和巡捕房谈好之后，陈赓就根据中央指示，派刘鼎去鉴别，告诉他说，要把所有手抄的和复写的文件都拿回来，其他的可以不管。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流，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