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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2（第4页）

“据泽民同志说，今天，也就是可纪念的11月16日，他才把译成中文的来信交给中共中央，我想嘛，”王明有意停了一下，小小地呷了一口香茗，“前几天，我和博古联名给他们写了一信，表明我们是觉醒者；在他们收到共产国际来信的今天，我再和博古联名给他们写一信”

“给奉命回国处理立三问题的两个大人物以当头棒喝：该清醒清醒了！”陈昌浩在一旁下了结论。

王明得意地笑了，遂又学着江南名士的风度呷了一小口香茗，近似自言自语道：“这样一来，我的顶头上司罗迈，还能强迫我等去中央苏区吗？”

“我看啊，”博古接过话茬：“这个前执行秋白路线，后执行立三路线的罗迈，他倒是应该考虑考虑换个地方了。”

王明于无意之中向外一看，只见一位身着西装的青年神情沮丧地走来，先用手示意静声，说道：“这不是我们当年留苏的同学王掘夫吗？”

“是他。”博古补充道，“不过嘛，他回国之后，改名叫唐虞了。”

这时，王掘夫已经失神落魄地走到了跟前，王明等相继站起，热情地说：“掘夫，请进来坐吧！”

“老同学，闲来无事聚一聚。”博古逢场作戏地回答。

陈昌浩刚刚回到上海，不知深浅，贸然地问道：“你怎么没和你的女友——我们在莫斯科的老同学丽莎一块来啊？”

王掘夫听后怅然地叹了一口气，旋即又无限伤情地说：“她于前几天突然失踪了……”

在那个年月，所谓突然失踪，就是被敌人逮捕的代名词。王明毕竟老道些，乐观地说道：“没关系，我的庆树不也失踪了几个月吗？想了点办法，再有几天就又回来了。”

博古一听喜上眉梢，请王掘夫落座之后，又语意双关地说：“等庆树出来之后，为了喜上加喜，我们就帮着你们把喜事办了，怎么样？”

“这嘛……得听庆树的。”王明底气不足地笑着说。

“这得听大家的，这叫双喜临门！”陈昌浩大声地说。

王掘夫与女友丽莎是王明等人留苏的同学，这是谁也无法修改的历史。但是，王掘夫在女友丽莎被捕投敌，遂又和女友丽莎出卖了何孟雄、李求实等三十几位同志之后，王明在修定《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做出不认识王掘夫的样子，且把责任推到罗章龙等人的身上，实在是欲盖弥彰之举。

11月16日夜，王明耐不住十月来信的刺激，又与博古在一起商量给中央写第二封信。诚如史家所评：如果王明、博古给中央的第一封信的用意，在于反李立三路线、反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那末这第二封信的目的就是：把他们自己树成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为自己上台大造舆论。假如把他们这封长信浓缩成几句话，大意谓：

（一）在全党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中他们反得最早；

（二）在全党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中他们反得最有原则性；

（三）在全党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中唯有他们才是从开始就反，给了处分还反，六届三中全会下了决议之后继续反；

（四）在全党反立三同志中他们是最顾全大局的，只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搞无谓的争吵；

（五）他们反对立三路线虽然遭到打击报复，但坚信自己与共产国际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百折不挠。

鉴于上述各点，王明与博古又在信的最后向中央提出如下三点建议：u（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王明与博古十分得意地把这封信认真地看了一遍，二人相视一笑，似乎心照不宣地在说：“瞿秋白、周恩来在读了我们这封信后作何感想呢？他们又是如何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呢？……

共产国际执委十月来信主要是解决立三路线问题。这封十月来信的主体，是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危险和害处在什么地方”。

笔者认真研读了这封十月来信，没有找到公开谴责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段落。但是，当周恩来读到信中“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句话时他会作何感想呢？当他读到“必须向所有的积极党员，十分明白地和用布尔塞维主义的自我批评态度，去解释这两条政治路线的实质，说明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这段话时，他难道不会想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与十月来信的差距吗？如果他再联想到王明、博古那两封致中央的信，公开批判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时下中央所执行的是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他又将何以自白而求得全党的理解呢？假如他再想到与瞿秋白回国之前，共产国际向他们二人交待的任务，他又不得不暗暗自问：“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与秋白同志犯调和主义的根源又在何处呢？……”总之，他读过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后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读十月来信的时候，必然还会注意到该信开始的这段话：“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地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通知，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于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同时，他也会留意全信结束前的这段话：“共产国际执委满意地接到通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已经接受这条路线，而排斥立三同志的根本相反的路线；我们希望全党都接受国际的这条路线而排斥立三同志的根本相反的路线。”这两段行文单从文字上讲，可以解释为共产国际对周恩来、瞿秋白奉命回国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是满意的；如果再联系到全信的核心是揭批立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把它当作政治家所惯用的客套行文或所谓策略手段也是可以的。笔者推想，周恩来全都估计到了。

周恩来是一位非常实际的政治家。他清楚党刚刚召开过六届三中全会，初步结束了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如果再因十月来信而引起党内新的争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蒋介石已经调集近二十万人马，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党的中心任务应当服从反“围剿”这一全局。笔者认为，这就是周恩来在11月18日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思想基点。周恩来在18日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下发言：

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与周恩来的想法是共同的，因此大家在发言中都一致“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但认为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中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同时，中央政治局或许都看到了十月来信的严重性，因此，要求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再认真阅读十月来信，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中央政治局于11月22日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共产国际执委十月的来信。周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中强调，“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针对王明等人密谋反对党中央的行为，周恩来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高举共产国际的旗帜，用以回答举着国际旗帜“攻击中央的人”。

与此同时，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决定，起草《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一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对十月来信的态度，再是应付王明等“攻击中央的人”：

从政治局准备起草的决议到每一位同志的发言，都认为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核心是有权威的。或者说，是能够领导全党渡过这暂时的困难的。

但是，王明等人早在获悉十月来信之后，就已经不承认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了。实出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所料的是，他们给中央写信，以及他们在私下进行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夺中央的领导权。把话说白了，周恩来让位，瞿秋白下台，中共中央应当由我王明、博古等人重新组成。因此，他们从根本上讲，不仅不承认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而且还下定决心要夺权。

事有凑巧，也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的11月22日，王明兴致勃勃地从敌人的监狱中接回了孟庆树，23日，又在博古、陈昌浩等人的帮助下，举行了婚礼。当时，王明与孟庆树结婚的场面是可以想见的。王明当场即兴赋诗一首：“出狱两天便结婚，双心结合胜千军。三年多少悲欢剧，银汉女郎不可分。”

在王明看来，苦苦追求孟庆树整整三年，且又演出了“多少悲欢剧”，但终于迎来了“银汉女郎不可分”的结果。更令王明欣喜若狂的是，他与孟庆树的结合一定胜过千军，必将开创政治上的新天地。换言之，他终于迎来了大显身手的好时机！为此，他把自己的婚礼变成了向党夺权的造舆论大会。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先讨论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形势，与会者都为反“围剿”战争焦虑不安。

在讨论红军和苏区问题的时候，周恩来讲：“红军的战略与党的政治策略不同，政治的策略是要向敌人进攻，但在军事方面，有游击的进攻，有防御的进攻，有暂时的退守。若军事必如政治，只有硬碰是不对的。”

周恩来说这段话必有所指，是针对党内那些不懂军事，却一味要求用进攻来对待蒋介石发起的第一次“围剿”的同志呢？还是隐喻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继续提倡反右呢？在没有准确答案之前，我们依然从上述讲话可知，周恩来在军事指挥方面，的确有着比其他政治局常委高明之处。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这是根据共产国际最近来信的精神，所作出的“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央政治局，包括周恩来都认为：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的会议，虽犯有调和主义的缺点，但大方向是不容怀疑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领导核心是符合党的章程的，有能力带领全党贯彻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精神，肃清立三路线带来的一切危害。鉴于王明等人借反立三路线，公开要求辩论孰是孰非的做法，“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