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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3（第1页）

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3

对于想借此夺取党权的王明等人而言，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中央政治局作出的这一决议。为此，他们利用自身的优势和能量，集合党内各种反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势力，一起把矛头对准了瞿秋白、周恩来，以及经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一时间，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成员变成了他们攻击的靶子。而且，势头一天比一天大，调门一天比一天高。在王明他们看来，时下的党中央，在他们强大的攻势之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塌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对此，周恩来认为党中央必须作出反映，其中，对带头闹事的王明等人，也需要给予有理有据的批评。为此，他于12月1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批评立三路线的报告时，不仅严肃地点名批评他们反对中央和拒绝组织分配的错误，而且还“指出陈绍禹在与李立三的争论中，有许多观点如‘夺取武汉’、‘革命转变’等问题，与柏山（李立三）同志是同样的错误。”第一次严肃地指出：当前“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之超越组织的活动”。

诚如史家所评说，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是有许多问题的。它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揭露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且还站在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场上来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把他的“左”倾错误当作右倾来反对，从而为王明推行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铺平了道路。请看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中这段最有代表性的指示：

只有完全和布尔塞维主义不相干的人，才会把这种路线当作退却。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执行这条路线的时候，并不是退却，而恰好相反，正是进攻。革命并不停止，而是展开着。任务并没有降低，而恰好相反，正是具体地和实在地成为革命底任务。武装起义底方针已经抱定了。应当用布尔塞维克的坚定精神和一贯精神，用列宁主义的坚持精神，去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一定要去教育、团结、组织群众，把他们引导到决战的阵地上去。不要消极，而要进行布尔塞维主义的群众工作。不要谈论武装起义的“左派”空谈，而要切实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

或许是周恩来从十月来信中看到了原则错误，也或许是为了教育全党同志，甚至是为了回答党内的反对派，他花了几天时间，终于写成了《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一文。他认为立三路线之理论基础有如下五点：

一、不懂得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

二、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的特点与对革命**认识的错误；

三、组织观念不正确。对此，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立三同志对于组织的解释，常常以加强主观力量来回答，他完全是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

四、在估量斗争形势与布置工作中含有军事投机与军事冒险的观点；

五、用托洛茨基的理论来补充他革命转变的理论。

纵观这篇论文，对形成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较之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要中肯得多。

12月6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长篇发言。同时，他针对王明等人非组织活动再次作了严肃的批评。周恩来指出，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绍禹）、秦（邦宪）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一切中心任务。”他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不是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

王明等人的非组织活动，引起很多领导同志的反感。李维汉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依然是带着极大的情绪写下了如下这段话：

12月1日，恩来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同时也指出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当时中央一再对他们让步，还是不行，分配工作他们也不干，硬要召开紧急会议。有一次政治局开会，我主张跟他们进行斗争。我说，他们不像话，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还闹，分配工作还不干，党中央开的会还不行，还要开紧急会议。这个时候中央很软，他们很硬。

随着双方争论的深入，在王明等人看来，处于守势的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同志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如此了。换言之，是到了王明他们全面出击的时候了！到这时，王明等人不仅不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放在心上，而且他们对批评所谓立三路线也失去了兴趣。他们认为立三路线已经成了死老虎，绝不可能阻止他们上台；而今，最大的阻力是来自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所以他们集中一切火力，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瞿秋白与周恩来等同志。恰在这时，王明抛出了他的代表作《两条路线》。

王明等人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指责它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要求由国际组织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他们对进一步揭发李立三的错误没有多大兴趣，置党的一切中心任务于不顾，而把重心放在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求改组中央上面，把这说成是紧急任务。

与此同时，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比较早的反对立三路线，且又受到六届三中全会无端批评的这些资深的老同志，他们见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后，自然也会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批评，并建议召开像当初“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提出改选中央领导机构的主张。由于这些老同志反对立三路线以及反对六届三中全会是为了党的整体利益，决无王明等人向党夺权的野心，所以，他们的行为是堂堂正正的。其中，林育南向中央郑重建议：重新发出一个更为严肃的决议，要明确指出6月11日以后的路线是“立三路线”，要指出三中全会的错误，并修改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实事求是地说，何孟雄等虽然也有不少怨气，但其出发点还是出于公心的。

然而，还有一位何孟雄的老战友——罗章龙也在举旗反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

罗章龙，湖南人，用他自己的话说：“1912年，我由浏阳至长沙求学，就读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于1917年上期毕业，其间我结识了毛泽东。”不久，他加入新民学会，翌年决定东渡日本留学，毛泽东作长诗《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为之一壮行色。其中的“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寄托着毛泽东的厚望。后来，由于罗章龙分裂党的错误，被开除出党，他晚年深感有负毛泽东的心意，遂将“世事纷纭从君理”改为“世事纷纭何足理”。由于罗章龙在沪候船期间，获悉日本政府迫害中国留学生等事件，他决定北上故都，考入北京大学。后在恩师李大钊、陈独秀的帮助下接触马克思主义，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他任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书记61923年，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与毛泽东一道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一同在中央机关工作。“八七会”之后，他留在白区工作，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由于他与何孟雄等均为陈独秀当年在北大的弟子，在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他们毕竟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觉察会早一些。

由于罗章龙在党内有着这样久远的历史和很高的地位，他一定有着极其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和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再加之他又是全总的负责人，所以，由他带头反对三中全会的影响是会远远超过王明等人一一甚至何孟雄等的。也或许是矛头所指一致的原因，这三派反立三路线、反六届三中全会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的势力，在最初阶段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合为一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把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完全地放在了被告席上。面对这三派势力，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一下去。

如果说周恩来在前一阶段努力揭批立三路线的错误，勇敢承担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的责任，是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时下，他如此出于公心“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他就不能不想这是为什么了？也就是在这前后，他渐渐相信瞿秋白同志的话了：王明等人如此而为是有背景的。不言而喻，这背景就是指的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少数人。因此，他认为在这样的前提下再坚持工作，不仅会给王明等人以“恋栈”嘲讽的把柄，而且也会贻误党的工作。

怎么办？他在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上痛苦地讲：“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再也经不起了，撤换指导机关是没有甚么要紧的，问题是会发生许多派别，党会受大的损失。”

也就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坚持要王明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最后，与会者一致同意中央召开紧急会议。

悍代英作《狱中诗》；手执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米夫来华；在米夫的扶持下，王明等在党内得势；周恩来愤然提出辞职。

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周恩来同意王明、罗章龙、何孟雄等人提出的召开紧急会议，这不仅标志着双方的斗争已经开始向着王明等人倾斜，而且实质上等于向全党宣布中央政治局，尤其是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瞿秋白、周恩来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并失去了领导全党克服立三路线的能力。这对当时的每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而言都是痛苦的！

然而作为党的负责人，当自己已经向组织坦承所谓的错误，且准备交出党授给自己的权力之后，他理应有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可是，周恩来却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因为他依然在考虑中央苏区打得正激烈的反“围剿”战争的发展，他还要采取一切措施，防范敌人利用党内的危机破获党的组织，逮捕业已分成各派的党的干部。也就是在这种心绪如麻的氛围中，陈赓突然叩门走进，他分外紧张地问：“陈赓同志，有什么情况吗？”

“有，是关于浑代英同志的事。”陈赓答说。

“他若不被敌人逮捕该有多好啊！他可以到中央苏区去，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敌人的围剿。”周恩来颇多感慨地说罢又问，“代英同志的情况怎样？”

“我们通过内线，打通了南京上层的人士，不仅做到了减刑，提前释放，而且还派人到狱中探望了代英。”

“他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陈赓边说边取出一张纸，“这是他在狱中写的诗，或者说是代英借诗向党表达自己的心志吧！”

周恩来双手接过这张纸笺，缓缓展开，上边写着：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周恩来看着看着两眼模糊了，双手也有些颤抖了，渐渐地这写有《狱中诗）的纸笺化作了挥代英的形象，似乎在向他倾述着什么。也就是在这瞬间，他从挥代英的被捕到挥毫写下这震颤心魄的诗篇，从李立三狂妄地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对抗到王明等人对三中全会发难……想了很多很多。同时，他想的这些事情，又在他那难以平静的心湖中化作了一个又一个间号，很快这些问号又化作了无数个惊叹号，像是一把把锤头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

然而，他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很快就又从这复杂的情慷中解脱出来，当他的双眼再次看见这首（狱中诗）的时候，他发自内心地感叹道：“写得好啊！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应该会背诵浑代英这首诗。我也应该……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了！”

陈赓听后，他的心湖中也禁不住地涌动着酸楚的波浪。为了转移周恩来的情绪，他又小声地说：“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情报，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已经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