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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4（第2页）

“一、要设法营救所有被捕的同志；二、一定要尽快查出打入我们内部的敌人！”周恩来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何孟雄和左联五作家被捕遇难；鲁迅极度悲愤，周恩来尽力营救；王明雪上加霜

陈赓通过内线很快搞清楚：与何孟雄、林育南等同时被捕的还有鲁迅先生最得意的弟子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左联的知名作家。为此，周恩来请陈赓找来负责左联工作的潘汉年，让他转告冯雪峰：请冯立即向鲁迅先生报告这一不幸的消息，并请鲁迅先生利用他的社会影响，设法营救这五位曾受过他恩泽的党员作家。

当鲁迅由冯雪峰的口中获知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青年作家被捕的消息后，其悲愤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了！他当即表示：“雪峰，请一告朋友们，我会忍住悲哀与愤怒，和你们一起营救他们的‘”

抉着，上海工部局决定公开审讯何孟雄等，鲁迅先生请朋友代为请大律师张横海出庭辩护。由于一个女叛徒（即王掘夫在苏联留学时的女友）在幕后指认被捕人员，因而当工部局宣读完所谓罪行之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强行要求引渡，致使张大律师孤掌难鸣。

对此，鲁迅先生唯有怒指苍天了！同时，他清楚国民党监狱中的规矩：既然殷夫、柔石等人已经工部局转到中国的监狱，按照规定，被捕人员的亲人就可以探监了。他历经深思熟虑，又对冯雪峰说道：“如果你们有办法和狱中的人取得联系，请带去我的致意。另外，如果他们可以和狱外的人通信，请他们给我写信来，我会帮助他们做些事情的。”

“不行！”冯雪峰断然地说道，“这对大先生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

“他们为了苦难的祖国的明天，连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刚好半百之人，还怕什么危险嘛！”

“大先生的确是很危险的，朋友们让我转告您：必须立即从这里搬走，暂时到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声。”

“为什么？”

冯雪峰望着震愕不已的鲁迅先生，沉重地道出其中的原委：

柔石在明日书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明日“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店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地走了。其时是1931年1月16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面，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

鲁迅先生是一位洞察世事的大思想家，在他的身上绝少有热血青年所具有的行为。当时，他听后的直感是：“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他事后曾说：“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桨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当天夜里，“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

鲁迅先生接受党组织的劝告，暂时躲在一个客栈里避难，但是，他还继续利用自己的影响营救被捕的同志。

与此同时，顾顺章、陈赓等人在获悉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何孟雄、林育南等之后，遂又在半路上设伏，以武力解救这些被捕的同志。遗憾的是，狡猾的敌人也许想到了“熟路生非”，突然中途改道，致使这次武装解救失败。

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引渡到龙华监狱不久，陈赓就通过内线查到了出卖这些同志的叛徒是王掘夫——当时改名叫唐虞。案发原因有二：其一，在他管理党的财物期间，被李立三查出有贪污行为，当即把他调离工作单位，并给予了纪律处分；其二，诚如前文所述，他在留苏期间的女友被捕，与侦缉队刘队长有染。也就是在蒋介石上次来沪不久，王掘夫向蒋介石写信邀功的同时，还向工部局告密。由于在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周恩来严令加强保卫措施，使得敌人没有得手。不久，王掘夫与她的女友利用拥护罗章龙等派观点的办法，从内部获悉何孟雄等人将在东方旅社召开会议的消息，遂化装打入会场，终于导致与会的全部同志被捕。更为可恨的是，他又利用所谓“卧底”的办法，又在会后抓获了一些同志。

‘鉴于上述情况，周恩来以命令的口气指示：“陈赓同志，请把王掘夫叛变一事通知王明等同志：王掘夫是他们留苏时的同学，要采取断然措施，切断一切联系；再者，何孟雄等同志隶属江苏省委，要他调动省委的力量，协助中央营救这些被捕的同志。”

然而，王明在何孟雄等被捕前后又做了哪些事情呢？请看刘晓同志如下的记述：

当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江苏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好像是潘汉年或李竹声来会上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常冷淡，只说，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后来，他又幸灾乐祸地分析：这是何孟雄等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什么“咎由自；取”；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是在反党话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等。接着就布置兼管特科的潘汉年同志（注：这时潘汉年尚未调入特科）进一步了解情况。

当大家提到如何处理善后，如何设法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解决，叫省委不要管。在以后的省委会议上，王明没有主持过如何营救这些被捕同志的讨论，也没有详细地提到这批同志被捕的原因以及中央准备如何营救他们。只是在有人问起时，他回答说：“正在了解中。”有一次他说：根据现有材料，这次大破坏的原因，一个可能是由于被捕者中间出了叛徒；另一个可能是由于文化人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自由主义习气，使得国民党特务有机可乘。

王明为什么不说明叛徒即是他留苏时的同学王掘夫呢？笔者认为主要是为了避嫌。当中央特委会完全掌握了王掘夫叛变投敌，并出卖何孟雄等的情报之后，他在即将出版的《两条路线》小册子中，又有意加进了如下这段话：

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把一切托陈派分子，开除党籍很久的分子，来历不明的分子等等收集起来，并且哄骗一部分我们的同志去和那些反动分子一块在旅馆里和其他公开地方开几十人一次的反党会议，把我们党的主要干部的名单，在一切传单小册子上公开散布，结果使得我们二十几个同志（即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五人）在上海被捕牺牲，在北方被监禁（上海东方旅馆的破获，林育南等二十五个同志的牺牲为罗章龙派的王掘夫——唐虞——告密，北方大破坏的告密人，便是罗的亲信韩连会等等），这除却直接帮助敌人来破获我们组织和消灭我们干部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王明写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借王掘夫是罗章龙派的人，避开自己和叛徒有同窗之嫌；其二是借用这段文字栽赃罗章龙等人，回避自己在何孟雄等人被捕问题上的责任。不久，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壮烈殉难龙华监狱，全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为了掩饰自己那难以推楼的责任，还有意写了如下这首七绝：“廿六英雄同遇难，而今“二七”更枪然；育南师辈孟雄友，泪洒春风泣杜鹃。”

说到何孟雄、林育南等被捕与遇难，除却王掘夫与女友叛变投敌以外，王明是难辞其咎的。除去当事人刘晓记下了他在江南省委的言行外，李海文等撰写的《东方旅社事件》一文还提供了如下证据：

当时工部局内潜伏有我党中央特科的敌工人员，得到情报立即通知了组织。可是，王明这时已酝酿将何孟雄等激烈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开除出党……王明早已视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敌人结果，林育南等同志没有得到敌人即将进行逮捕的通知，他们全部被捕了。

何孟雄等被捕之后，在王明看来，等于为他处掉了一个最大的反对派。为了巩固既得的地位，继续把他的“左”倾错误推向全党，遂又“残酷打击”与他持不同政见的同志。其中最典型的是打击虽已下台，却在党内有着相当威望的资深领袖人物瞿秋白。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瞿秋白不仅被清除出中央领导核心而且为了党的整体利益，还遵照党的要求，违心地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在表明承担责任的同时，接受所谓“指斥”，说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就其常理而言，米夫与王明等人就可罢手了。然而，王明为了确立自己在中央的绝对权威，为了达到所谓以傲效尤的目的，就在何孟雄等被捕以后，并在狱中慷慨对敌之时，他们一伙又在米夫的帮助之下，迫使党中央于1月27日作出决定，在警告“立三主义者”必须真正认识自己错误的同时，还特别点名要瞿秋白“须写声明书表明积极反右派与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

这时，已走下领导岗位的瞿秋白，其身心的摧残是可以想见的。他那久治未愈的肺病犯得十分严重，极需卧床全休，加强药物治疗与营养保健。但是，当他接到中央的决定以后，出于一个老布尔塞维克对党的忠诚，忍着各种难以述说的苦衷，又被迫于1月28日写了第二次声明。

但是，王明等人对瞿秋白的迫害并未就此停止。他们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所谓清白，又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作出《关于1929至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宣称李立三处分王明等人是瞿秋白施加影响的结果。反过来，瞿秋白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决不是偶然的”，简而言之一句话：是一脉相承的。为了彻底把瞿秋白搞倒、搞臭，正式发表国际决议，在全党展开对瞿秋白的斗争。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对瞿秋白实行政治打击、组织处理的同时，还在经济上作出决定：减发瞿秋白的生活费，每月只象征性地发给他十六七元。

对此，周恩来是绝不赞成的。他清楚，当时“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为五十元到九十元，中等工资二三十元，最低工资八元到十五元。给瞿秋白这点生活费，仅能维持他们夫妇的最低生活需要，连温饱都谈不上，更不能求医治病了”。因此，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意见：“秋白同志虽然离开了中央，但他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加之他又有较严重的肺病，我建议保留他的原待遇。”

“我坚决反对！”王明盛气凌人地说道。

对此，周恩来能说些什么呢？唯有愤然不语。

另外，这些天来，由于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儿位党的骨干成员被捕，极少生还的可能，搞得他痛苦不堪；与此同时，罗章龙等人坚决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对抗到底，搞得本来就面临分裂的党更加危险，党中央不得不作出开除罗章龙等人党籍的决定，这又加重了他内心的痛苦；当他看到王明等人借着米夫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内大搞苏联肃反那一套时，他内心的痛苦真是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了！因此，他每天回到自己的住处，一言不发，经常一人驻步窗前，望着那沉沉的长夜陷入沉思。在中央做出对瞿秋白减少生活费的那天，他回到住处后依然独自站在窗前，无限怅然地望着星空，听着不时传来的警笛的响声，他真想大呼一声“为什么！？”

邓颖超非常理解周恩来此时此刻的痛苦心情，但她也清楚自己没有良药帮着解除其痛苦，唯有默然相伴、暗自分忧。晚上，她看到周恩来实在是痛苦到了极点，悄然走到周恩来的身旁，侧首一看那双就要冒火的怒眼，刚要说句安慰的话儿，只见周恩来蓦然转过身来，紧紧抓住邓颖超的双手，近似吸泣地说了这句话：“我内心充满着痛苦！……”

就在这时，室外传来了信号似的敲门声，周恩来忙把这痛苦藏于心底，小声说道：“秋白同志到了，快开门去。”

邓颖超开门迎进微然作笑的瞿秋白。周恩来一见先是一怔，接着又惨然一笑，说道：“我一看你的表情，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