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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4（第1页）

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4

说到大会的发言，也是可以想见到的。最为荒唐的是每人发言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可是王明等人却不在此限制之列。这又引起了不少与会者的反对。说到具体发言，也是可以想见到的，无论是王明宗派集团的多数成员，还是罗章龙的绝大多数的支持者，都是重复他们在四中全会前的一些意见。所不同的是，四中全会仅仅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面对面相互攻评的场合。当然，也有像何孟雄这样比较实事求是的发言，他首先肯定了“秋白同志已找到了他思想上的错误根源，这是进步的”。继而又指出秋白“对于目前时局的任务没发挥这是缺点”。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虽然同属王明宗派小集团中的骨干成员，但他对王明的一些做法也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王明党性不纯，“应该引起党特别是他本人的注意。”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是他一贯的“左”倾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如果说他这篇洋洋数干言的结论有什么特别用意的话，那就是通过他这位共产国际权威人士之口，变相地说出四中全会的人事安排。请看：

米夫为了达到轰瞿秋白下台的目的，在会上公开指责三中全会后的领导：“他一方面向共产国际行鞠躬礼，另一方面向立三主义行鞠躬礼，这样行鞠躬礼的时候，将国际路线推到立三路线后面去了。”“特别是秋白的文章，不仅没有揭破立三路线的根源，而且他一句不讲，比三中全会的决议还退后。”他这样露骨批评的终极目的，就是告诉与会者：一定要把瞿秋白从政治局中赶出去。

米夫为了把王明等人拉入权力机关，借批评瞿秋白高抬这些弟子。他颇有情绪地说道：“在组织上三中全会是执行了斗争的，但不是反对立三同志，而是反对那些反对立三同志的同志，如陈绍禹、沈泽民……他高度“赞扬”王明他们坚决地执行国际路线。

米夫为了把何孟雄等排除在四中全会选出的领导核心之外，他以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言语批评何孟雄。说何孟雄“不是站在国际路线来反对立三路线的。”

诚如前文所述，在四中全会上周恩来被完全放在了“被告”席上。罗章龙等人公开“提议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并单独交付表决，由于十八人不同意，只有六人同意，才没有被通过”。这一方面说明了周恩来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另一方面也说明罗章龙等人的动议不得人心。由此，米夫也更加证实了他提出的“赶瞿留周”的方案是正确的。正如他在结论中讲的那样，对“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政治家都懂得，发言是为夺权造舆论，选举才是真正的夺权。因此，六届四中全会的选举则成了各派争吵的**。诚如前文所述，米夫等在会前已经拟好了如下这个名单：

1．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应退出的：罗迈、贺昌；

2．新加入的中央委员：韩连会、工尽仁、沈先定、黄苏、夏曦、陈绍禹、徐畏三、沈泽民、曾炳春；

3．政治局应退出的：李立三、瞿秋白、罗迈；

4．新加入政治局的：陈郁、卢福坦、陈绍禹、王克全、刘少奇。

上述名单一公布，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就群起而反对，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名单，简单地说，不仅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成员全部拿掉，而且也把王明、沈泽民排除在外，清一色是他们一派的人。争论结果，双方互不相让，只好付诸表决。结果，罗章龙等人占少数，米夫的方案获得通过。

当时，罗章龙愤而起身，威胁道：“如果按照你们的名单付诸表决，我将以退场抵制！”

对此，米夫也来了火气，严厉地说道：“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绝不允许的！”

结果，米夫预先拟定的名单以简单的多数获得通过。

在这场争权夺势的吵闹中，周恩来只是一位暗自生气的旁观者，他没有表态支持哪一方。但是，当以举手表决通过了米夫等人提出的名单之后，他以公心向大会建议：“既然王明和几个同他持相似观点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是否也可以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

米夫听后当即表态否决了，因为他清楚周恩来指的是何孟雄等。

四中全会之后，中央政治局于1月10日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分工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等问题。共产国际远东局与米夫十分清楚，这是把王明塞进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机会。同时，他们通过六届四中全会，又亲眼看到了王明在党内是何等的不得人心！时下，罗章龙、何孟雄等还在下边积极活动，不仅要推翻六届四中全会的一切决议，而且还要把王明，甚至米夫都要拉下马，如果一步把王明推到权力的极点，一定会引起更大的逆反行为。他们经过审慎研究，米夫躲在幕后，由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陈绍禹为候补常委。周恩来自然清楚这一提议的真实用意，为了确保党的实权不落入王明之手，他当场反对，并作了如下提议：“陈绍禹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

由于周恩来的这一提议，王明暂时没有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核心。这次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煮为中央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总书记一职仍由向忠发担任。

周恩来虽然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并坡选为三人常委之一，但是党内的领导都清楚，继任总书记向忠发没有多大的工作能力，另一名入选的常委张国燕才奉命回国，尚在路途之中，因此，四中全会后中央的担子仍然由周恩来挑着。与四中全会以前所不同的是，已进入政治局的王明仗着米夫这个“太上皇”，为所欲为，明目张胆地把手伸进了中央常委，一步一步地促使总书记向忠发成为他的代言人，且窃取了党的最高权力。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

由此可见，六届四中全会近似一场闹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任何积极意义。事后，刘少奇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作的这段结论是公允的：“本来，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周恩来作为一位政治家，深切地知道，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是难以行使职权、开展工作的。他清楚，只要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留在中国一天，一切重大的问题都由他决定。换言之，中央政治局处理任何问题，事先都必须请示他。另外，王明是米夫的得意高足，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大事，王明必然先于政治局知道米夫的态度。如此一来，就很自然地形成了这样一个领导格局：米夫是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王明是米夫这个“太上皇”的传令官，中央政治局就变成了毫无主动权的办事机构了！再者，周恩来十分清楚：“在中国共产党内，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派别活动频繁，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讨论已难于进行……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中，共产党正处在敌人的严密搜捕下，一旦出现这种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正当周恩来面对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势自间该怎么办的时候，又获悉已正式转正为江南省委书记的王明，对坚决反对他的何孟雄等展开无情的打击与批判。

正当周恩来陷入痛苦的思索——如何阻止王明这种不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时候，他又获悉：罗章龙、何孟雄等十六位参加六届四中全会的代表，因对米夫在会上采取欺骗手段和高压政策十分气愤，遂在罗章龙的领导下，于四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1月11日，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该会议通过了由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很快，周恩来收到了这份反对四中全会的纲领性的文件，他认真地逐条研读，分辨是非。

但是，罗章龙等人以反对四中全会为名，竟然“派人四出，到处串连，煽惑鼓动，加紧分裂党的活动”，并悍然成立了一个第二党的组织，叫“非常委员会”，江苏搞了一个“第二省委”，上海的一些区搞了“第二区委”等等。这样的做法是分裂党的行为。周恩来为了党的团结大局，同时也为了挽救罗章龙等己经走到自绝于党的边缘的同志，他代表党中央与他们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即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回到党这边来。告诫他们：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次谈话没有生效，王克全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最后，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四天内作出答复。”

罗章龙、王克全等对周恩来的劝说和正告置若阁闻，继续沿着分裂党的路走下去，终被党所抛弃。

与此同时，米夫为了慑服反对王明的代表，于1月13日，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反对王明上台的同志开会，极力美化王明，吹嘘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内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塞维克，是百分之百执行国际路线的。他还严肃地说，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国际；谁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要受到处分。

米夫召集这次会议，不仅增加了反对王明派的人对米夫的反感，同时也加重了每一个反对王明的同志的精神负担。为了研究所谓对策，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以及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等反对四中全会的干部决定，1月17日在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开会。

恰在这时，陈赓等从内线获悉：投敌变节者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有些同志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周恩来听后当即作出决定：中央各单位相互联络，必须严格遵循白区工作原则；要调动一切力量，设法尽快地查出投敌变节者。另外，由于设在上海的江南省委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再加之何孟雄等与王明等人的矛盾日趋尖锐，从客观上势必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因而，周恩来又指示陈赓，通知王明，要江南省委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获党的机关；同时，也请王明转告仍然隶属江南省委的何孟雄等，敌人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陈赓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向土明作了通报。但是，王明又是如何对待这一极其严峻的事件根据刘晓的回忆，王明在江苏省委不止一次地诬蔑何孟雄，说根据中央特科的消息，国民党特务已打进何孟雄等人的内部。他还说，国民党特务也是通过文化人的关系混到何等人中间去。他布置省委和区委都要提高警惕，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牵连。有一次在省委会议上，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还一再声称何等人情况复杂，活动暴露，有可能遭到敌人破坏，要省委和各级组织都提高警惕，并说要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险的，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1月17日，正当何孟雄等人在东方旅社开会研究对策的时候，周恩来刚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他在发言中严厉“批评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完全停顿一切实际工作，是帮助敌人和托陈取消派”。接着，他又指出：“这是极严重的问题，前方血战，后方这样，一面反对立三路线，一面离开实际工作，这是非常要不得的。”

会议尚未结束，陈赓等快步走进，严肃地报告：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几位同志在东方旅社被敌人逮捕了！”

“知道是谁出卖这些同志的了吗？”周恩来严肃地问道。

“还没查出。”陈赓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