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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5（第1页）

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5

这时，邓颖超已经把偎好的鸡端上餐桌，周恩来伸手打开那瓶女儿红老酒，分倒在几个杯子中，笑着说：“来！今天就算是为和森同志壮行。”

钱壮飞智取徐恩曾密码本；负责中央特科保卫工作的顾顺章生活腐化。对顾护送张国寿去苏区，周恩来再三关照，为防万一，派董健吾与顾同行

随着蒋介石调兵遣将速度的加快，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就要打响了。作为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责任也就越来越重了。他除了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有关情报外，还要严肃地审时度势，提出切合实际的反第二次“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供朱德、毛泽东等前线同志参考。3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中央给一、三集团军总前委的信，明确指出根据中央掌握的谍报材料，敌人第二次“围剿”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他们认为江西苏区是主要的危险，这次进攻时最主要的是进攻江西苏区与打击红军一、三集团军；

二、为了改正第一次进攻指挥不统一的弱点，委任何应钦为进攻苏区的总指挥他们现在预定不取包围形式，而取集中力量，以便打击你们。

周恩来在发信前再次审看一遍，感到言犹未尽，遂又提笔增加了如下这段极重要的话语：

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总之不应执著一端，而固守某一办法成为不可改变的定理，这是容易造成失败的前提的。我们作战，只有一个是不易的法则，即是时刻不忘与群众武装斗争的配合，此外，都是要我们站在主动地位而支配作战形势的。

上述这段话，比较全面地且又是正确地反映了周恩来反“围剿”的战略思想。

周恩来自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中央主持军委工作，就十分重视军事情报工作。而今，随着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日益迫近，他越发地感到情报工作的重要。但是，由于陈立夫废弃了原有的密码，而那本最机密的密码本又放在徐恩曾的贴身处，使得军委无法得到敌人确切的第二次“围剿”的战略部署，所以他为此而焦虑不安。

一天，陈赓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连声说着“好消息”。

周恩来故作沉稳地问道：“是不是那件绝密的东西搞到手了？”

“不搞到手，哪敢在你面前称好消息啊！”

“快说说看，壮飞同志是怎样搞到手的？”

说到钱壮飞同志搞到徐恩曾这本贴身的密码，就必须先要讲一讲他们二人近来发展成的特殊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恩曾对钱壮飞信任有加，连他自己的私生活也从不隐讳。诚如前文所述，徐恩曾道貌岸然，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长期以来，一直在上海大搞“金屋藏娇”。在他与一个姓王的娇妇同居期间，恰是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的时候，他怕张扬出去影响自己的仕途。因此，总有点惴惴不安。钱壮飞把这都看在眼里，向其献策：“我在上海住的房子，前楼让给你，你们可以在那里同居。如此掩人耳目，可谓万无一失。”徐恩曾听了之后当然乐为从之，于是每次到上海就下榻于钱壮飞寓所的前楼。从此，他对钱壮飞更是丑恶不背，视为心腹。同时，也为钱壮飞搞到徐恩曾那一贴身的密码本提供了机会。

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去开会，钱壮飞与李克农趁机向他宣传，某地有漂亮姑娘，徐一听动了心，立刻要去，李克农说：“你不能带密码本到那里去，万一出了事情，你可承担不起啊！”徐沉思片刻，即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了一个小密码本，交给钱壮飞，说：“你替我保存一夜吧，明天交给我。”于是李克农连夜赶紧拍照。

接着，陈赓把钱壮飞搞到的第一份有关第二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情报交给了周恩来。这份情报涉及到“围剿”方针、“围剿”兵力编制及战斗序列以及内线部署等。

周恩来看罢这份情报既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我们终于能获取敌人最核心的机密情报了；不安的是，中央苏区即将面临着敌人如此强大的军事压力，尚不知如何才能粉碎这次敌人的“围剿”。为此，他将上述军事情报交与军委参谋长聂荣臻，立即送往中央苏区，供朱德、毛泽东在制订反“围剿”战略时作参考。

接着，他又间陈赓：“还有什么好消息吗？”

“有，我的那位姓刘的师弟。也就是上海现任侦缉队长被杨登流利用计谋干掉了。”

周恩来一向反对搞暗杀活动。因此，他十分警觉地间道：“你们介入了吗？”

“也可以说是介入了，也可以说没有介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陈赓扼要地说出了处决刘队长的全过程：杨登流预设圈套，让姓刘的来逮捕陈赓等人。然后，陈赓等按照计划将其逮捕，并将一封预先写好的感谢信放在刘队长的身上，旋即撤离现场。待到杨登流带人赶到一看陈赓写给刘队长的感谢信，遂以通共罪将其处决。

周恩来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

过了几天，陈赓又是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周恩来一看陈赓那难以掩饰的喜悦表情，又问：“一定是又有什么好消息，对吗？”

“对！挥代英同志再有两个月就提前释放了。”

“好消息，好消息！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办成的？”

诚如前文所述，挥代英被捕之后，先关入潜河径模范监狱，后解苏州军人监狱，由于浑代英被捕时抓破面部，在狱中一直未被敌人认出来。不久，周恩来由苏联回国，亲自指示陈赓等进行营救，结果挥代英被判二年有期徒刑。待到挥代英解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之后，陈赓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通过南京高等法院法官的地下关系，讲定提前到六月释放。

周恩来听后非常激动，紧紧地握住陈赓的手，说道：“好！挥代英一出狱，立即派人护送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一定会欢迎他的。”

不久，蒋介石在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的同时，又积聚兵力对鄂东南与红一军进行第二次“围剿”。为此，周恩来于3月24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红一军、鄂东南苏区等问题。他在会上指出，红一军最近的胜利，已冲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但敌人正在进行第二次新的进攻，这是不能轻视的。鄂豫皖特区必须在巩固的基础之上向外发展，扩大苏区。同时，他还谈到加强敌军工作的原则，并明确指出，当我们向当前的敌人进攻时，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击溃之。他还说，我们可以与次要的敌人结成暂时军事联盟，以打击主要敌人，但绝不能存什么幻想等。

接着，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讨论鄂豫皖苏区问题。周恩来在详细地分析了鄂豫皖地区的地理、人文等条件之后，遂得出结论：此地较中央苏区为好，更易发展，而形成对敌人平汉铁路的威胁，必须加强。会议决定由张国煮前去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

张国煮，江西萍乡人，生于1897年，长周恩来一岁。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学习，后转入哲学系。那时，他是北大的活跃分子，学生会的负责人。不久，他与陈独秀、李大钊两位恩师捻熟，遂又成为北大最早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与此同时，他当选北大学生干事会副主任和总务主任，积极参加领导了著名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夏天，他在陈独秀、李大钊的指导下，开始参预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他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致力于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对创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是出了力的。1921年7月，他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南下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主持了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分管组织。之后，他一直在中央出任要职。只是因反对国共合作，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落选，但在中央依然有很大权力。1924年5月，他在北京被捕叛变，但当时未被组织发现。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央政治局于7月改组，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奉命东下，曾试图阻止南昌起义。后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兵败潮汕之后回到上海，去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留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瞿秋白回国之后，他接任团长。但是，就在他刚刚上任两个月，共产国际突然把李立三的错误上纲为路线错误，并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所谓十月来信。接着，共产国际在决定派出米夫使华的同时，又考虑张国蠢回国。自然，何孟雄、罗章龙等党内“老干部派”请求共产国际派回张国煮主持工作，调解矛盾，也是促成张国煮回国的重要原因。

何孟雄等“老干部派”为什么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煮回国呢？这其中既有远因，也有近因。所谓远因，张国煮与何孟雄、罗章龙等同是北京大学的先后同学，他们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又都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实事求是地说，大革命失败前北方掀起的革命风暴，他们都有一份功劳。随着大革命失败所带来的危局，党内不断进行分化改组，逐渐形成了上面所说的鼎足而三且又势不两立的三大派。作为被米夫派等称之为右倾的何孟雄、罗章龙等，长期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驻上海的代表有矛盾，希望在共产国际任职已有两年多的张国煮回国是可以理解的；所谓近因，除去何孟雄、罗章龙等人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煮回国以外，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共产国际希望张国熹借批判李立三路线的同时，利用他与这些老干部源远流长的关系，把何孟雄、罗章龙等人拉到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米夫一边，支持王明等人接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权。也或许就是出于上述原因，米夫等人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把尚在归国途中的张国蠢抬上政治局常委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