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6
挥代英临危不惧,振臂高呼:
“打倒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砰,砰……”枪声响了,浑代英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三十六岁。
对于浑代英的栖牲,周恩来十分悲捅。对于浑代英光辉战斗的一生,周恩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的无产阶级意识,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蒋介石得知顾顺章的口供之后,“立即布置了一个企图将上海我党中央一网打尽的行动计划,派国民党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及党派组组长顾建中率领大批军警宪特,由顾顺章亲自带路赶到上海,会同英、法捕房执行。4月28日早上,敌人的大搜捕开始了。我党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址被搜查,党中央机关和电台被查抄”。由于周恩来坐镇大中华饭店五六室,抢在敌人的前面完成了党中央、远东局、江苏省委等机关、单位的转移工作,使得敌人一网打尽上海地下党中央的阴谋未能得逞。
与此同时,党中央估计顾顺章到达南京之后,很可能立即引敌人到上海参加破坏计划,“党即指示陈赓部署力量,准备在火车站等顾顺章一下火车,给他来个措手不及,明正典刑”。可惜的是,由于蒋介石的召见,顾顺章没有来,致使这一计划落空。
需要向读者交待的是,虽然顾顺章向敌人供出董健吾乘坐建国号客轮,但由于董在武汉改乘洛阳号客轮,使得这位上帝的使者得以脱险,终于安全回到了上海。
周恩来见到董健吾的到来十分高兴,同时他也想到顾顺章熟知董的一切,故严肃地指示:必须立即撤出上海,到外埠教堂中去讲经布道,待事过境迁之后,再回到上海工作。
董健吾奉命从上海撤离,在外埠教堂中隐蔽了近四个月,直到杨度先生谢世的前夕才又回到上海。
钱壮飞告别南京之后,驱车东下上海,他料到了敌人会在上海车站设伏,当即决定在上海的前一站真如车站下车,化装混进上海。周恩来指示陈赓:把钱壮飞安置在一个同志的家里,等待党中央的命令。与此同时李克农奉周恩来之命向天津的胡底病夏迷归”,瞪不局势产夏。立即返回上海。由于李克农在沪熟人太多,周恩来命令他暂时隐蔽。就这样,钱壮飞、胡底、李克农三位深入虎穴的英雄,突然之间在大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中消失了。
周恩来获悉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很快就想到杨登流的安全问题,遂代表党立即派陈养山通知他立即转移。
当时,杨登流考虑到自己与张道藩等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关系,决定留守不走。陈养山也认为杨说得在理,遂对杨进行气节教育:“只要矢口不讲,国民党不敢对你怎么样!”
接着,陈养山等对杨登流的家属作了妥善安排,免除了杨的后顾之忧。
不久,顾顺章来到上海,引敌人逮捕了杨登流。杨的表现不错,没有供出他与党中央特科的工作情况。当敌人审讯他的时候,他总是说这样一句话:“我的事顾顺章完全知道,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诚如杨登流自己估计的那样,由于他和张道藩有着极其特殊的关系,敌人只关了他半年多,就由张把他保出来了。
周恩来虽然以他那特有的大智大勇,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之下,胜利地扑灭了由于顾顺章叛变投敌所引起的这场灾难,但是,他作为政治家又不得不正视这样严酷的现实:三年多以来在敌人内部所建立起来的力量,绝大部分遭到了破坏,许多好不容易才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不仅暴露了身份,而且在上海再也难以存身。怎么办?为了保存党的骨干力量,这批长年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如陈赓、李克农、胡底,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必须撤出上海,分散转移到全国各地去。这就意味着负责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同志的原有的中央特科必须进行改组。为此,周恩来历经深思熟虑,并报请党中央批准,及时地调整了“中央特别委员会”,重新组建了中央保卫机关的领导机构。新的中央特科由陈云负总责,康生从旁辅佐。可是由谁接任即将撤离上海、时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的陈赓的职务呢?周恩来与陈云等有关的中央领导同志,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潘汉年。就在重组中央保卫机关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地宣布:新的中央保卫机关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组成,由陈云负总责,并兼任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项工作;康生副之,兼任三科科长,直接负责指挥、执行保卫或警报工作;潘汉年担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方面的工作。从此,潘汉年完全脱离了党的文化战线的领导工作,成为党的职业化的情报工作的领导人。
周恩来在完成“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改组之后,遂又实施安全转移原有的情报战线上的同志的工作。权且不论周恩来一一送别这些战友的时候那难以言述的情潮,就说在敌人眼皮底下把这些同志送出上海是何等不易啊!但是,胆大心细的周恩来在很短的时间内,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请看如下事实: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相继离开上海,他们绕道进入中央苏区。不久,红一方面军成立保卫局,钱壮飞出任局长;一年以后,钱又调任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红军长征之后,钱壮飞被编在军委纵队,随军长征;遵义会议之后,钱壮飞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35年3月31日,红军主力在渡乌江后途经息峰的时候,因躲避空袭掉队失踪,后被敌人害死。胡底后转到鄂豫皖苏区,在长征途中因反对张国煮分裂红军,被张害死在长征路上。李克农进入中央苏区半年之后,周恩来也转移到中央苏区来,从此,李克农就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工作,成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的英雄。对于他们三人在上海所建立的特殊功勋,周恩来在李克农的悼词上加了这样一段话:李克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道,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负责电讯机要工作的李强等也因同样的原因,于这年5月撤离上海,由党决定经天津、东北到了莫斯科,后回国参加祖国解放的工作,并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周恩来获悉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他考虑转移的第一人就是陈。因为陈与顾顺章认识较早,早在1926年9月,陈赓就和顾顺章一道在上海乘船赴海参威,一块在苏联远东地区滞留三个多月,在苏联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接着,他们二人又于1927年2月1日回到上海,并于年底参预组建了中央特科。从此,他们二人同在中央特科共事近四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共同战斗的经历中,陈赓的事情顾顺章几乎全部知晓,就连陈赓的亲戚朋友顾顺章也全都认识。时下,顾顺章被捕叛变了,周恩来立即叫陈赓隐蔽起来。很快,陈养山在跑马厅旁边,原华安保险公司大楼的下边为陈赓租了房子。机警的陈赓选定了前后都有通道的一间房子住下,白天隐蔽,夜晚出来活动,协助周恩来工作。然而,上海认识陈赓的人实在太多了,加之他和许多特情关系都有所交往,一不小心就会出事。当周恩来完成“中央特委会”的改组之后,又开始考虑陈赓自上海撤退的事情。
陈赓是湖南人,自参加革命起就活动在大江南北,因此江南诸城市中都有认识他的敌人。换言之,陈赓不适宜在南国城市‘中做地下工作。也就是在这时,周恩来又获悉派往北平、天津的胡鄂公、杨献珍尚未开展工作,中共顺直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有很多被捕的同志极需营救出狱。周恩来决定派陈赓与陈养山等去天津,并明确交给他们如下三项任务:
一、营救被捕的同志,了解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有何办法可以援救;
二、研究在天津能不能建立特科性质的工作,以保卫党组织的安全;
三、清查叛徒的情况,了解哪些叛徒对党威胁严重,必须加以惩处。
陈赓接受任务之后,遂扮作商人模样,穿一件灰色的丝绸长衫,绸裤,布鞋,俨然是一位老板的派头;陈养山也是商人打扮,对外说是陈赓的帐房先生;自然,陈赓的夫人王根英就是名副其实的老板娘了。他们一行乘船北上,经四天四夜的航行到达塘沽港,转乘火车安抵天津。从此,他们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周恩来在极端困难、危险的情势下,不仅完成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而且还在重建“中央特委会”的同时,又把数以百计的领导同志撤出上海,安全地转移到各地去。面对敌人。尤其是顾顺章带头制造的白色恐怖,周恩来以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的活动范围不得不更加缩小。“那时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向忠发、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工人,后叛变)四人,总书记仍是向忠发。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很少进行。为此,中央决定改变工作方式,采取分头负责的办法。周恩来仍然被指定负责军事工作和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工作。”正当周恩来自问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哪里的时候,军委参谋长聂荣臻送来了惊人的喜讯:
中央苏区胜利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中央红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由于顾顺章的出卖,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向忠发被捕后叛变
历史的进程竟然是这样的难以预料:当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煮、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并滞留武汉期间,中央苏区中央局经过多次激烈的争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反“围剿”战略,并在策略上也接受了毛泽东先打王金钮的第五路军的主张;当“朱德、毛泽东于4月19日命令各军、师分别由瑞金、宁都、石城地区,向苏区中部的龙冈、上固、石头坑、回龙地区集中”,并于4月23日以前陆续到达指定地区的时候,顾顺章于4月24日在武汉被捕叛变了;当周恩来坐镇上海,指挥扑灭因顾顺章叛变而引起的这场灾难的期间,毛泽东指挥三万多红军在东固这个山区隐蔽了二十多天,以逸代劳地等候王金饪的第五路军的到来;当周恩来奉命改组“中央特委会”,并把陈赓、钱壮飞、胡底、李克农等陆续撤离上海期间,毛泽东、朱德于5月13日晚,下达了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第二次反“围剿”战役打响了!“从5月16日起的半个月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非常兴奋地写了这首有名的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