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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7（第1页）

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7

8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为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曾走出战史上少见的险棋：那就是处于敌军重重包围的红军为实行中间突破，首先给敌人造成错觉，“红军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红一方面军主力却在8月5日晚出其不意地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岭悄悄东进，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之间二十公里的空隙，于中午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接着，于7日拂晓向驻守莲塘的敌军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全歼敌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又一个营，击毙旅长谭子钧，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毛泽东、朱德乘胜追击，于当天下午1时，攻占良村，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棋；8月11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在“黄阪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数，俘虏官兵六千余人”。从此，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第三次反“围剿”朝着胜利的坦途前进。

正当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中央苏区派来向中央汇报的代表欧阳钦到达了上海。周恩来在听取了关于中央苏区情况的报告后，又于8月30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

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实施苏维埃政纲。

在军辜策略方面，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不是说要集中主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了，也不是说只有诱敌深入的办法，才可各个击破敌人，在力量许可时，我们还要用追击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

从上述这段指示来看，就单纯的军事理论，乃至于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规律而言，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从这段话的字里行间，似乎还感到了周恩来对机械地实用理论的厌恶。事后推论，身受教条主义之苦的周恩来，是否担心一些缺乏或无实战经验的同志，把教条主义的坏毛病带入中央苏区，从而导致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呢？

这封指示信的内容也有明显的错误，对此，《周恩来传》一书作了如下评述：

信中也批评“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批评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这些批评是不正确的，反映了当时中央指导中的“左”的错误。

由此可知，再天才的理论家，再虚心的政治家，只要脱离了革命的实践就必然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而出，不仅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就连设在上海的地下党中央，也不可能指挥中央苏区的军民进行反“围剿”的战争。像这样显而易懂的道理，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竟然反其道而用之，岂有不败之理！

正当周恩来在焦急地盼听中央苏区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的时候，潘汉年又给他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杨度先生参加过杜月笙的家祠落成典礼，回到寓所后就卧床不起。

周恩来听后问道：“汉年同志，你亲自去看过杨先生吗？”

“看过了，从他的气色上看，不太好。”

周恩来听后久久不语，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无限的悲哀。

“另外，董健吾从外地回到了上海。”

“他是杨先生的学生，听说恩师病了，回来看看是情理中事。不过，请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另外，告诉健吾，请他代我去看看病中的杨先生。”

杨度为何一病不起呢？时人、后人都有不少议论。笔者认为起因有二：一是自身的体质较差，加之年过半百，抗不过病魔缠身；再是杨度作为一位苦苦追求真理的名士，有感于国难维艰的时局，引起了很重的“心病”。随着中华民族所谓的国运日衰，他这难于医治的“心病”也就加重了。请看如下史实：

杨度先生早年虽然做过不少助封为虐的事情，但始终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中原大战结束之后，他通过国民党上层人士以及中外报纸获悉：蒋介石为实施既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治国方针，决定不惜牺牲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也要消灭所谓心腹之患共产党。时下，随着国民党军队频频“围剿”中央苏区红军战争的进行，这就等于授给了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机遇。在这前后，日本军国主义乘此天赐良机，积极地向东三省调兵遣将，早就想动用武力解决所谓满蒙问题的关东军更是跃跃欲试，只要天皇一声令下，他们就会把日本的太阳旗插遍白山黑水。另外，他还听说在北平养病、戒毒的少帅一切听命于南京政府——实质上是听命于蒋介石，而蒋介石又于8月16日给张学良发来了有名的卖国“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以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病中的杨度不用揣摸蒋介石这“铣电”就知其真意，禁不住地仰天悲叹：“东北三省失矣！中国将亡！……”

杨度先生早年混迹宦海，他作为游弋宦海中的干将，几乎沉沦于海底；讨袁革命胜利之后，他虽然被孙中山先生赦免“筹安会”之罪，由于历史的渊源等因，他依然与北洋政府失意的政客、民国时期的权贵等时相过从。因此，他对清末、民国这两个最为黑暗的官场不仅了如指掌，而且也是深恶痛绝的。当他看到国民政府大小政客如同封建官僚一般，他真不知这种官场恶习何日才能根除？当他再看到当代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善玩阴谋的大纵横家蒋介石权倾一时，凭借手中的军队，悠意干着倒行逆施的卖国勾当，他怎能不为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枪然慨叹呢！结果，又必然加重了他的“心病”。

杨度先生是受着救国良知的驱使，通过研读马列主义一步一步地找到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理论上讲，他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从各种渠道获悉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到六届四中全会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以及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叛变，他的心中必然生起许多不解的疑惑。当这许多不解的疑惑与他入党时的理想发生激烈的碰撞时，他又必然会发出这是为什么的疑间。当这伤情的疑问再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相联系的时候，他本来已经十分痛苦的“心病”就会自然而然地加重了！

值得重笔一书的是：杨度先生虽然害了忧国、优民，甚至是优党的“心病”，但他对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理想并没有半点怀疑。请看如下两件事例：

董健吾在探望病重的恩师杨度先生的时候，转达了周恩来对他的问候，杨度听了甚为感动地自语：“翔宇，翔宇，我谢谢你啊……”这不仅代表了他对周恩来人格的敬仰，而且也说明他跟着像周恩来这样的共产党人革命是无悔的；另外，当董健吾向他讨取墨宝的时候，他沉吟片刻，在董健吾的搀扶下走到书案前，提笔写下他生平最为欣赏的对联：

但哦松树当公事

愿与梅花结后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