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史迪威在缅战失败的看法上是非常对立的,但是,在收复缅甸、加强中国战区的军事实力诸方面蒋介石却与史迪威有着共同或近似的看法。再者,他懂得由史迪威出面间美国呼救,远比由宋子文通过外交途径求援要有力得多。所以,他不但理智地做到了以微笑和大度相待怒不可遏的美国参谋长,而且还指示在美的宋子文做史迪威的工作。
蒋介石为了上述整体利益,明令不准国内各界批评史迪威在缅战失败的责任,同时,还电告时在美国充任军事代表团团长的熊式辉和外交部长宋子文,“不必逮与美方或马歇尔言及,以待美军部之自悟”。
在此期间,史迪威利用在重庆官邸养病的特殊机遇,继续运筹空运中国三十个师至印度的蓝伽(即拉姆加尔基地)进行整训。他“不顾蒋氏夫妇的冷遇而乐此不疲的原因,除去个人要雪缅战失败之耻外,他还坚信建立一支完整、有战斗力、可用的军队显然符合现政府的利益”。另外,他还深信“有美国站在蒋一边,支持他,蒋不致于轻易放弃这个千载难遇的良机”。“即使不谈军事,仅从整编能减少在农民中强拉壮丁这一点来说,它对于中国的社会福利也将起重要作用”。因此,他的病情一候有所好转,就主动地要求见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这时考虑的中心不是史迪威整训三十个师的所谓“蓝伽计划”,而是赶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会晤结束之前,设法通过史迪威、宋子文这两条不同的渠道争得更多的美援。因此,蒋介石依旧是耐着性子听完史迪威的所谓“蓝伽计划”以后,就直言指出:“根据中国战区的实际情况,我正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空军援助的计划,希望前线借给五百架飞机为标准之空军,中印交通每月能有五百吨之空军能力。惟有如此,方能维持中国继续作战之局面。我希望史迪威将军……”
“能利用我的特殊地位,帮着委员长得到这些军用物资,对吧?”
“对,又争……”宋美龄笑颜常驻地望着史迪威,有意奉承地说道,“你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嘛,有责任帮着中国战区获得更多的军援物资。”
“那……我的整训中国军队的蓝伽计划呢?”
蒋介石直言相告:“蓝伽计划固甚重要,而空运之飞机数目与吨位之供给,则尤急切。”最后,他看着焦躁不安的史迪威,复又加重口气地补充道,“中国军队是需要整训换装,但作为中国战区全局而言,却是要求贵国兑现军援物资。”
史迪威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火气了!用他事后写在日记上的话说:“又是那一套―什么飞机、坦克、大炮才能赢得战争等等。”他发怒地说道:“我再强调一次,就是提供再多的物资装备,这支军队也还是会继续腐败下去!”
“你……”
“我的结论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整伤地面部队。”
蒋介石何曾受过这样的顶撞?他气得浑身微抖,双日直冒金花,几乎拍案而起,下令送客。但他还是在“和为贵,忍为高”的古训教导之下,为了他的最高目的―争取更多的美援物资。还是强忍下了这口窝囊气。
这时,聪明的宋美龄急忙出来打圆场,告诉史迪威:“委员长还得考虑到‘某些势力’的影响。”接着,她为了缓和气氛,有意转移话题,“你在印度期间,见到英国驻印最高司令长官韦唯尔将军了吗?”
“见到了,还谈到了打回缅甸的汁粼。”
“什么?”蒋介石拌然冷笑起来,似乎要把方才的怒气一泄而出,遂又操着鄙夷的口吻说道,“没有中国军队的支援,他们想都不敢想!”
虽说蒋介石的话语道出了未来收复缅甸之战的某些真理,但傲岸不逊的史迪威却忍受不了蒋介石这充满鄙视之情的态度,他有点激动了。或许是史迪威就像是许多美国男人那样,不愿意在他尊敬的女士面前暴露自己的性格弱点,他一见楚楚动人的宋美龄正在朝着他微笑示意,遂又强迫自己把激动的心潮平息下来。
接着,史迪威“与蒋介石谈这谈那。第五军将留在印度,我(史迪威)保留指挥权,因为这样做对中国人便利一些,他们用不着和美国人打交道。杜幸明将留任。”对此,史迪威认为“他(杜幸明)的面子保住了,我的脸却丢了。”
在这种气氛中,宋美龄知道蒋介石不会真心投入谈军队整编这等大事,即使是决定了的事也是不作数的。她担心史迪威和蒋介石再次话不投机而引起争吵,遂巧妙地宣布这次会晤结束:“史迪威将军该休息了,有关‘蓝伽计划’具体实施之事留在下次再议吧。”
这次会晤,蒋史二人都未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史迪威为了验证自己对蒋介石的印象准确与否,曾和一位中国将军进行了如下谈话:
“你说蒋介石是否会进攻缅甸?”
“我看史将军是能说服他的,其他人是办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敢告诉他什么不好的消息。”
“何应钦将军呢?”
“何虽是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也不敢告诉大元帅(蒋介石)任何不好的消息。”
“大元帅对战局是否真的焦虑?”
“他在内心里是的,但却装出一副全局在握的样子。”史迪威听后非常失望,他禁不住地想起了他所熟悉的北洋政府时代的军阀和政客的表现。为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
中国政府是一个建立在威恩兼施基础上的机构,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它与家族和财团关系密切,一旦与之脱离,这一政府就会轻而易举地土崩瓦解。面对危急情况,它除了硬撑下去之外,拿不出其他办法来。即使有必要的爱国之心,占有支配地位、盘根错节的势力一个也不会出面接管和进行内部清洗,更何况没有这种爱国之心。只有外来的影响会对中国发生作用―或是被外来浸略打得四分五裂,或是立即形成一些新观念并马上加以实施。
至此,史迪威也很自然地联想到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他的为人和价值,他沉吟良顷,又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段话:
蒋介石是怎样看待我的呢?我认为他意识到我告诉他的是事实情况,到目前为止他对此不屑一顾。我成为他逃避英国人的便利工具。他认为给我下一道命令(你不是我的参谋长吗?),他就能够利用美国的每一件物资和每一支部队。他知道我对中国怀有友情,并希望我在所有问题上都站在中国人一边;我是美国援助的可见标证。
但他在缅甸问题上使我备受欺骗。他从未通过正式官方渠道任命我为总司令。他与杜、林蔚和侯直接联系,他没有对俞飞鹏、余或杜发挥影响。
他对答复我的备忘录毫不上心,他不肯对中国军队进行整顿。
现在的问题是,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是袖手旁观,还是辞职而去?
正当史迪威于养病中独自揣度蒋介石的时候,蒋却把注意力转到正在美国举行的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会谈上来。他指示宋子文要随时报告情况。
宋子文是国民政府中最富活力的外交干才。二十余年以来,他坚持走拒日亲美的外交路线,被美国“华尔街”视作中国亲美路线的代表人物,实事求是地说,宋子文在以美抗口,尤其是在争取美援用于抗击日寇方面是有着特殊勋劳的。他收到蒋介石的电报以后,自然明白蒋的全部用意,在遵命报告罗斯福和丘吉尔会谈的情况同时,还迭电在重庆养病的史迪威,以软硬兼施的手段逼史迪威就范。
与此同时,宋子文获悉:丘吉尔于6月17日飞赴美国,在华盛顿稍事休息之后,就动身到罗斯福总统在纽约州的海德公园住宅进行拜访,双方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还是执行“体操家”计划争论不休。6月20日晚,丘吉尔同罗斯福一起乘火车回到华盛顿。第二天,罗斯福在白宫交给丘吉尔一份电报,说非洲的托卜鲁克陷于敌手,二万五千人被俘。丘吉尔听后震惊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该如何对策。罗斯福对丘吉尔显而易见的悲痛迅速作出反应,并表示关切,使丘吉尔很感动。罗斯福非常动感情地问道:“我们能帮你什么忙?”
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之后非常紧张,他认为罗斯福不是中了丘吉尔的苦肉计,也会再次屈服于丘吉尔的压力,除继续赞同“欧洲第一”的战略之外,又必然会增加一个“非洲第一”。结果,在满足英国军需的前提下,势必减少对中国战区的支援。怎么办?惟有借助于史迪威的力量,才能保住已经向美国提出的军援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