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然,蒋介石睁开了眼睛,惊诧诧地看定儿子,好像才从一个噩梦中醒来。
“经国,”蒋介石想起了什么似地问儿子:“你说过,你在俄国留学时,邓小平与你是中山大学的同学?”
蒋经国看定父亲点点头,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忽然问起了邓小平。
“其人性格简约实际,棉层有针,厉害得很啊!”已经挺起身来的父亲像是中了一枪似的,又硬硬地将身子挺到马架上去,并轻轻嘘了口气:“在事关大局的淮海大战中,邓小平是共军的灵魂人物,前敌总指军,我们就是败在他的手上。现在,他又是我们的主要对手!”他看定儿子问:“那时的邓小平,表现出什么过人的才干没有?”
蒋经国回忆道:“莫斯科中山大学是1925年秋天开学的。我们是第一期,学员有600多人。当时邓小平是我们的团小组长。不过,当时他的名字不叫邓小平,而是叫邓希贤。
“他是1920年12月由四川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那时他才16岁。到法国后,他加入了共产党。1925年初,他是中共旅法支部负责人。后来他因受到法国政府通缉,1926年共产国际将他和傅钟、任卓宜等从德国柏林转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我只是突出地感到他性情爽直、活跃、有组织才能。”
“你发现他有军事才能吗?”蒋介石追根究底。
“没有。”儿子摇摇头,“当时我们没有打过仗,没有发现他有这方面的才能。”
“厉害啊!”蒋介石又是谈虎色变地牙疼似地咧咧嘴。略为沉吟,蒋介石不依不饶地问:“这个人当时有什么特点吗?”
蒋经国想了想说:“当时,他脖子上经常围一条蓝白相间的大围巾。莫斯科的冬天很长,气候很冷,风景很美。”蒋经国似乎沉入了对往事深沉的回忆,话说得有些动情:“冬天的克里姆林宫,那些极富民族特色的红楼、还有教堂像是一座座水晶宫。尽管天寒地冻,在下午那段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我最爱同邓小平一起到莫斯科河畔和教堂旁边的大广场散步。我爱听他讲故事,他的记忆力特好。有次我问他怎么脖子上总是围这样一条大围巾?他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和许多同学课余时间都去当清洁工,捡狗粪。法国人爱养狗,捡狗粪挣钱多。往往干一天挣的钱就够一个星期的花销。法国的清洁工脖子上都爱围上那样一条围巾,他围上那样一条,是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
“这就是邓小平的过人之处。”蒋介石说:“一般留学生,纵然是勤工俭学生,都不愿意这样的事让别人知道。可是邓小平却为此而自豪!嗯?”
蒋经国点点头,继续说下去:“那时我俩的个子差不多一般高,站队都排在最后一排,关系也还不错。不想现在成了生冤家死对头。”说到这里,他注意到父亲脸上浮起的厚重愁容,赶快转移了话题,想转移父亲的思绪。“爹爹!”他说:“你不是答应过我,到青城山不谈国事吗?”
“嗯,好的,好的。”蒋介石看着儿子,素常严厉的脸上竟有一些暖意。他不无惋惜地说:“可惜时间和局势都不允许。不然,我真该带你去看看峨眉山。你母亲生前吃斋念佛,她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带她上一趟峨眉山,朝朝佛。可惜国事蜩螗,我最终连她这样一点微小的希望都没有满足她。”蒋介石说这话时,有些伤感。
蒋经国是个孝子,听父亲这样一说,觉得身为一国之尊的父亲虽然早就与母亲离异了,但心里还是有感情的。于是,他在感到欣感的同时,又有些酸涩,不由眼睛红了。他想起了那些令人伤心的日子。
1937年4月的江南。梅雨绵绵,黄浦江上春潮滚滚,水天云雾。江外海面上,一艘远航客轮,穿云破雾而来。离开祖国12年的蒋经国带着他的妻子,俄罗斯少妇蒋方良和在苏联出生的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回来了。
他之所以能回到祖国,关阻重重,最后还是靠张学良和周恩来帮了大忙。
那是1927年,蒋介石迫不急待地调转枪口,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消息传到苏联,蒋经国一下成了万众瞩目的人物,千万双眼睛观注着他如何表态。
时年17岁的蒋经国毫不含糊。他走上讲坛严厉谴责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的演说赢得了台下数千人的掌声。他还在《消息报》等报刊上发表声明:“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那时,蒋经国说这些话并不是故意做给人看的,而是字字句句都出于真心。他信仰共产主义,为此,他要大义灭亲;他甚至带着同学们到国际大厦前游行示威,反对他的反革命父亲。
他的一连串很革命的讲话和声明在苏联引起巨大反响,被,《消息报》和塔斯社等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散发。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蒋经国一下成了众望所归的大红人。
但是,斯大林并不信任他,苏联政府也不信任他。为了挟持蒋经国,以作为共产国际对蒋介石谈判的一个筹码,中山大学在将蒋经国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同时,将他单独送到了列宁格勒的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去学习政治、军事。
蒋经国只身到了列宁格勒,有种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他想念中山大学的同学、朋友,更思念母亲。
秋天到了。
夕阳的余辉照耀在冬宫,照耀在阿芙乐尔巡洋舰上……踏着箫箫落叶,迎着瑟瑟秋风,他心事重重地踯蹰在涅瓦河畔。
迎面来了个身躯高大,背微驼面目慈祥而睿智的老人。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世界大文豪高尔基。散步的高尔基凭借他作家知人识事的过人敏锐,注意到了这个面容忧戚的中国青年,停下步来。他也停下步来,问了高尔基好。
长着大胡子,眼睛里充满了智慧的高尔基问他:“年青人,你好象有什么心事?”17岁的蒋经国在高尔基面前局促不安。他没有将自己的名字和心事告诉高尔基。但高尔基一点架子都没有,像个慈祥的爷爷,又像是个早已熟悉的朋友,亲切地拍着他的肩,娓娓动听地给他讲人生经验,又讲苏俄,讲他心仪上的中国,鼓励他,如果在生活中跌了跤子不要灰心,一定要振作起来。高尔基对他谈了许多,一直看到他情绪好些了才放心地离去。
1930年,蒋经国在红军学校毕业了,他要求回国工作,但被拒绝了。当时,王明担任了中共中央驻苏全权代表。王明说他是“国民国本质的共产党员,他父亲是反革命,他也不是好东西!”建议苏联政府把他弄到西北利亚去劳动改造,苏联当局将他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场去劳动。
他大病初愈,脸色憔悴,带着简单的行李到石可夫村报到时,村民们对他很冷淡,说:“你是个只知吃面包,不能工作的人。”谁也不肯收留他,入村的第一夜就只好睡在冰冷的教堂里。
第二天晨光曦微中,他到农场去了。“早安!”他对上工的村民们很客气地问好。
“你应该和我们一道耕田。”一个戴着翻皮帽,穿件没有布的羊皮袍的翘胡子老汉对他说。
“好。”于是,他们借给他一匹马和其他农具。他和他们共同冬耕。
他很快学会了耕田。只是技术不熟练,在转弯处要留下一小块空田。农民们不客气,要他重耕。他憋着一股气耕田,也没有回到饭店去吃午饭。一直耕到晚上,技术熟练了,但身体也快散架了。
又回到空**冷寂的教堂,吃了点干粮,倒在冷森森的车房中睡着了。
“朋友!朋友!”他醒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位身量高大,面容慈祥的老太太。她叫沙弗牙,68岁了,儿子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她说:“这儿冷,到我草屋里去睡吧!”
“十分感谢你,我慈爱的老朋友!”他说:“不过我今天很疲倦了,明天我再去吧。”
“不用怕我,孩子。”沙弗牙弯下腰,用一只粗糙的大手摩挲着他的肩:“在这儿睡,是要生病的。我住的虽是草屋,可要比这里好得多,一同去吧!”见沙弗牙很真诚,他便去了。夜半姗姗而行。沙弗牙已为他备好了床铺,又请他吃了些东西,就睡了。
睡了四小时,又是晨光曦微,他又起身到农场去上工。
“好早呀!耕田比吃面包难罢?”抽着莫合烟、衣衫褴褛的村民们这样嘲讽地问他。
就这样耕了五天田。
第六天村民们请他参加会议。
10天后,他被村民们派到城里去接洽许多关于土地、借款、购置农具及捐税等问题。办得尽善尽美。接下来村民们就不要他下田耕作了。一个月后,他被村民们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