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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汪精卫的急行先锋要反正（第1页）

第十六章汪精卫的急行先锋要反正

1939年10月。这个季节，在北方正是水瘦山寒，而在地处亚热带的香港，却是一年中的舒适期。

从上海流亡到香港的大亨杜月笙在他的吸烟室里，没有开空调，只是将翠绿色的窗帘拉上，挡着了窗外强烈的阳光。室内的光线淡淡的，给人一种舒服感。时年51岁的杜月笙躺在烟榻上，由丫环雪儿陪着抽烟。一缕烟卷从杜月笙的银质烟枪嘴上袅袅升起，异香满屋。瘦骨嶙峋的杜月笙舒服得眯起眼睛，他感到有种七窍通畅感，进入了飘飘欲仙的快乐境界。

“杜公――！”是誰的声音，隔帘传来，这么熟悉而又陌生且急切！杜月笙闻声不禁睁开了眼睛，湘帘一动处，进来的不是徐采臣还是谁？杜月笙一惊，一骨碌翻身坐起，他对徐采臣的莾撞很不高兴。

“你不是刚回上海吗，怎么又来了？”杜月笙问。问时用一双见微知著的眼睛上下打量起显然因为兴奋满面通红，两眼发亮的徐采臣，不无诧异。徐采臣是杜月笙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主将，其人四十多岁，面皮白浄，向来遇事有主意，办事有张法，沉稳。自月前陈恭澍在上海被汪记“76号”逮捕叛变后，重庆设在上海的中统、军统系统几乎被日汪特务组织摧毁净尽。蒋介石这又秘密派遗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统高级瓴领导人吴开先潜回上海开展工作，同日、汪展开了更为隐蔽、尖锐、复杂的斗争。作为杜月笙心腹大将的徐采臣往来香港、上海间更为频繁。

“杜公，我特来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站在杜月笙的烟榻前，因为激动，向来口齿伶俐的徐采臣的话说得结结巴巴的，“汪精卫手下大将……高……高宗武，要……要反正！”

“什么，什么？！”杜月笙眼都大了，口气也变得急促起来，他用瘦手指着前面的一把软椅：“采臣，你别急，坐下来慢慢说。”

徐采臣却并不坐下，而是从怀里摸出一张字条，上前递到杜月笙手里，挺神秘的样子。杜月笙赶快接在手中，展开匆匆流览了一眼，见纸条上是一行字，字迹流利而又陌生：“高坚决反正，速向渝洽。”看来事情重大。杜月笙让徐采臣坐下，让雪儿给上了茶点，再让雪儿出去，关上门并嘱咐雪儿，不准任何人来打扰。雪儿点头去了，轻轻关上了门。

杜月笙要徐采臣将事情的来由详细说说。徐采臣开始说下去。

杜月笙在上海时，与之过从甚密的徐寄廎是个贤达人士。而徐寄廎同汪精卫的外交干才、手下大将高宗武的父执黄溯初老先生又是多年的朋友。黄溯初是老一辈留日生，早年加入过进步党，当过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也作过国会议员。是黄溯初将高宗武接去日本读书，并一手将他培养成人成名。

日前，高宗武受汪精卫派遗，去东京与日本人拟议签定的“中日密约”进行秘密谈判时惊讶地发现，日本人又涨价了，开出的签约条件竟比当初开给袁世凯的“二十一条”还要荷刻、狠毒，他不禁犹豫起来。然而，消息报告给汪精卫后，汪精卫因为要急于还都南京，建立他的国民党中央，竟不管不顾地指示高宗武同日本人签约。高宗武怕了。他知道，这个密约一签，他就是遗臭万年的中华民族千古罪人。他不愿当这个历史罪人，但他又不得不签。在极为苦闷、徘徊中，高宗武去到长崎晓滨村，找住在那里的父执黄溯初请教。黄老先生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听高宗武说后，劝说高宗武万万不可签这个出卖民族利益的密约，并劝高宗武反正……

徐采臣把事情的来由说完后，补充一句：“听说，汪精卫的手下另一大将陶希圣，因私下同高宗武相交密切，受了高宗武的影响，也要反正。但他们在反正前，需要得到重庆方面最高当局在他们反正后的人身保证！”

杜月笙听完了徐采臣的报告，用瘦手摸了摸寡骨脸上光光的下巴，沉思着说：“汪精卫小朝廷不得人心，分崩离析是早晚的事。但是，我总觉得高、陶二人变化太快了些，这中间会不会有诈？这两个人是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急先锋，是汪伪集团的首义九人，也是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最先牵针引线人。他们怎么说反正就反正了呢？”

“杜公，事情是真的，只怪我没有说清楚。高、陶二人之所以反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狗咬狗的斗争中的失败，促使他们下了反正的决心。”看杜月笙精神一振，徐采臣接着说下去：“月前，汪精卫还都南京，建立中央政府的各部重要人选已定。围绕着各部重要人事，汪伪政权内互相倾轧，争权夺利。高宗武一心以为他在外交上有大功，外交部长非他莫属，汪精卫却要亲自兼任。公开的理由是，高宗武太年轻，只有三十来岁，资历和经验都浅了些，要高宗武先当一段时间的外交部次长再说。而同样野心很大的陶希圣上层关系一团糟，尤其是同梅思平关系很僵。陶希圣现在是汪伪的中宣部长，汪精卫准备还都后让陶希圣官职不变。但陶希圣嫌他的宣传部是个清水衙门，他一心垂涎想捞取的是实业部长这个肥缺。而这个肥缺，汪精卫却给了他的老对头梅思平。

“这两棒子简直把高、陶二人打懵了，让他们怒火攻心。他二人愤愤不平，随着汪精卫还都南京日近，他们同汪精卫、还有周佛海的矛盾越来越大，隔阂越来越深。‘首义’之人，都住在愚园路1136弄中的一间间花园洋房里。他们二人却住在外面。现在上海蒋记、汪记特务之间相互暗杀层出不穷。汪精卫、周佛海对高、陶二人的离心离德有所警觉，以安全为由，屡劝二人迁入，而高、陶二人却一味托词延宕，这就为我重庆特工从中策反提供了可乘之机。

“为了高宗武的反正，黄溯初先生专门从日本回到上海，找到了老朋友徐寄廎一说，希望徐寄廎能通过有关方面，争取得到重庆方面对高、陶二人反正的保证。徐寄廎老先生当即拍了胸脯说，‘放心，我可以通过杜月笙先生，保证作到届时作好配合，既让高、陶二人平安离开上海，又要让重庆方面对高、陶二人过往不咎，准许他们将功折罪……”徐采臣将事情的来由报告完毕后，很小心地陪着笑说：“徐寄廎老先生说了，因为事情紧急，事前来不及请示杜公，不知我们这样作对不对？”

杜月笙也不回答，只是点了点头，沉思着问：“高宗武反正后，不知他有何打算？”

“从此退出政坛，远赴美国定居。”

“陶希圣呢？”

“他反正后的打算不明。”

杜月笙毕竟处事老练，又问：“高宗武、陶希圣如此表现，难道就没有引起汪精卫集团的怀疑？他们目前的处境是不是已经很危急？”

“还不至于如此。”徐采臣回答得很肯定，“这是因为，高、陶二人在汪精卫阵营里一开始表现得非常出色，是和平运动的急先锋。比如，汪精卫、周佛海虽然已经同蒋（介石）委员长分道扬镳，可至今仍然称蒋委员长为先生。而高、陶二人却要偏激得多。陶希圣在他拟定的《宣传大纲》中，开始就将锋芒对准委员长：‘蒋为国殉共，以党殉人，挟持军民，诬主和者为汉奸，以暴力相摧毁’等作语，表现得比谁都要激进。现在，汪精卫、周佛海只以为二人在耍脾气，闹待遇，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从重庆营垒中反了出来，又要再反回去。当然，局势瞬息万变，不可知不可预见因素很多，恐怕我们也得加快步伐才行！”

徐采臣把话说到了这里，杜月笙的态度仍不明朗，他说：“我可以让重庆方面作到准许高、陶二人反正，也可以答应他们的反正条件。但这之中，我想他们得有对应的一个条件，这就是，他们是否能够将汪精卫与日本人签下的见不得人的密约带出来，让我们公诸于世？”

徐采臣说，“这事我也问过，那边保证将‘密约’带出来，没有问题。

“采臣，你这事办得漂亮！”杜月笙这才眼睛一亮，双手一拍，眉飞色舞道，“这是件大事，事关抗战前途、国家大局。我明早就乘飞机去渝，当面向委员长请示报告。你在港休息两日，等我回来你再回上海。”

1939年11月5日，午后一时，杜月笙在香港启德机场乘一架民航班机直飞陪都重庆。

难得的冬阳嵌在重庆灰濛濛的天空，像是嵌在灰玻璃上的一块浑浊的鸡蛋黄。

国民政府战时大本营（军委会）秘书长张群站在珊瑚坝机场上，手搭涼棚向东方天际久久瞭望。他今天穿一件黑呢大衣，脚上黑皮鞋擦得锃亮，头戴博士帽，仰着头。那张下颏上长有一颗朱砂痣，很有些福相的圆脸盘上，神情显出焦急。他在等一个人，在茵茵草坪上很站一会了――都知道，这位出生于成都的政学系首脑，在国府中的地位很特别。他是蒋介石留日，读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几十年的密友。他出场往往代表蒋介石。以张群的身份之尊，来得这样早，长时间地站在停机坪上等一个人，这是极为罕见的。今天，机场上气氛也显出特别，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好像在等待什么重大事件发生。

东方天际忽然响起了隆隆的马达声。倏忽间，一架美制B型银色双引擎飞机――从香港飞重庆的一架民航班机，从云层里钻了出来，随即降落在了跑道上。张群由身边一位副官陪着，急步向班机走去。客机停稳了，舷梯放下，从飞机上缓缓下来三人――班机得到通知，其他乘客缓下。

张群一看，走在前面那位人很瘦，身着长衫，一手轻拽袍裙，一手将博士帽握在手中的，不是杜月笙是谁？他的后面，有两个彪形大汉保镖。一段时间不见，本来就瘦的杜月笙更瘦了，走起路来有些飘。

“杜公――！”张群缓行鸭步，迎上前去，拱起手来：“我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不敢，不敢！”杜月笙紧走两步，下了舷梯，双手作拱道：“有劳岳军兄了。”抬起头来，那双有些凹陷的眼睛很有光亮。

“杜公，沿途可还顺当？”

杜月笙点头应答时，张群那辆锃黑发亮的高级防弹轿车“克拉克”已经缓缓开了过来。副官趋步上前，替他们拉开车门，张群手一比，请杜月笙上车，说：“委员长在等你。”

两人谦让了一下，先后上了车。他们乘坐的“克拉克”轿车由两辆轿车前后保护着，离开机场，首尾衔接，沿着山区公路向黄山别墅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