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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荒年（第5页）

三伯怔怔地。他后来对我讲，他当时感觉毛主席像一座高山一样矗立在他的面前。

毛主席走后不久，三伯调Ａ省任副省长。是时1963年春天，中国已经远离了那个可怕的荒年，但另一个可怕的年代正在悄悄向人们走来。

1960年夏天，村里的食堂已经办不下去，只好解散了。各家各户重新起了炉灶，只是稀少了炊烟。

每天都有人死去。时值盛夏，田野里已经没有了绿色的植物，以至连树根、草根，凡能够咀嚼的东西，统统被人们拿来充填了肚皮。可是村里的红薯地，却没有人去挖。村里杜二娘七岁的儿子杜小山饿得抗不住，半夜到地里摸了一块红薯，就狼似地吞起来。不曾想被偷偷跟踪来的杜二娘从后面一把夺过去了，一向温和的杜二娘变得狰狞极了，嘴里骂着：你个贼崽子，几时学会偷了。就乱打起来，杜小山立刻鬼叫起来。等村里人赶来拉开疯了似的杜二娘，杜小山已经被打得浑身是血，一张小嘴被二娘拧得烂烂的，昏死过去了。杜二娘凄惨的声音在村里炸响着：燕家村可从没出过贼啊，为什么就让我家遇到了啊，这叫我如何在村里做人啊。小山啊，你丢了你祖宗的脸面啊。呜呜。

那天，大伯从地区回来，在地里转了转，就把村支书志河喊来了，听了志河的汇报，就让志河带着乡亲们把地里的红薯挖掉。

志河惊讶地摇头道：还没熟啊。

大伯恼怒地骂道：你混了，真要到人都饿死的时候，才算熟了嘛？

志河也有些火了：哥，你是大官，要说你去说嘛。就转身倔倔地走了。

我们几个孩子拥过来，饥饿的目光狼一样盯着大娘。大娘看懂了我们的目光，歉意地笑笑：这回没带回来吃的。玩去吧。

孩子们失望地走开了，大娘轻声地喊住我，等别的孩子走尽了，从怀里掏出一块烤红薯塞给我。我记得那块烤红薯是黄绿色的，其间有许多坏了的苦丁。我至今常常在梦中忆起那种诱人的颜色。

大娘对我说：吃吧，快点吃吧。

我晕晕地看着大娘，怯怯地接过来。刚刚咬了一口，突然身后伸过来一只大手，夺走了那块红薯。我回过头，竟是大伯，硬硬的目光盯着我。

你回来了，大娘朝大伯笑道。

大伯不理大娘，凶凶地问我：哪来的？

我的几个哥姐听到了大伯的吼声，都拥过来，狼一样的眼睛盯着我。我至今记得那目光中有许多仇恨。

大伯骂道：是从地里偷来的吧。你这个贼崽子。

大娘急忙说：你怎么这样骂孩子啊。

你还护着她不成？大伯一扬手，给了大娘一记耳光。

大家都愣了。

大娘嘴角就冒出血来，跳脚跟大伯吼起来：你不问问清楚，就打人啊。

大伯骂：我打你给他们看的。看谁敢去偷。

我突然扑过去；狠狠咬住大伯的手。我恨透了他。大伯被我咬得疼了，一甩手，我就飞了出去。

死崽子，看我不打死你。大伯冲过来，扬扬手，威吓着我。

袁娘跑过来，拉住大伯：你也不问问明白，这块红薯是大嫂从县里带回来的。

大伯就怔住，看看大娘，声音一下子软下来：你说清楚嘛。

大娘一下子哭了：你容人讲话嘛？

大伯摸摸我的头。我抬手挡开了。

大伯叹口气，转身出去了。

三伯缓缓走出屋子，走到我的身边，抚摸着我的头，低低的声音道：孩子，别怪你大伯。说罢，再也无话，就踱出院门。

月亮胆怯怯地从云层后面露出头来，一张惨白惨白的脸，显得消瘦极了，很快又淹死在黑黑的云朵里了。

当天夜里，志河站在村委会的房顶上，拿着喇叭嘶哑地喊话，要社员们到村里的东大场上去开会，秦书记要讲话。村民们就去了，见大伯早早等在了场上。志河、袁娘几个村干部呆呆地站在大伯身边。大伯身边放着一张木桌，桌上燃着几支昏黄的土蜡，受惊似的烛光在夜风中慌慌地窜动着。

大伯看看人来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夜开这个会，是告诉大家，村里已经决定了，让大家去挖地里的红薯。村民们听得愣住了，直直地看着大伯。

瘦成一根柴似的杜二娘颤颤地走到前边，傻傻地看着大伯，社员们也都呆呆地看着大伯。大伯声音有些发涩，喑哑下来：二娘，我老秦替孩子给你道歉了。说罢，大伯突然弯下腰去，给杜二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头来，已是满脸的泪。

杜二娘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猛转身跑出了会场。哭声在黑黑的旷野里响得烈。没有人去劝杜二娘，村里人知道，杜二娘的孩子，昨天下晚已经死了。

袁娘带头喊了一声：去挖红薯啊。就转身向田野里走了。社员们紧紧随着袁娘，拥进了田野，空****的场里，只剩下了孤单单的大伯，在那里久久地呆呆地站着。我不知道怎么突然觉得大伯变得十分的可爱了。我没有随人们去挖红薯，我坐在空空的场上，远远地看着大伯。大伯也远远地看着我，脸上似笑非笑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三伯也来了。大伯看了他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说。三伯拉起我的手，往村里走了。我感觉三伯的手冷冷地颤动。

黑黑的夜色像水一样在村道上沉沉地涌动着。

又过了两个月，就进入了1960年的冬天，寒风漫不经心地掠过已经没有多少生气的村子。村里已经没有炊烟。整日整日的没有一点声息，像一座古墓那样可怕的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