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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第2页）

“没有！”

张学良微微地点了点头，旋即又问：

“潘文郁后来又加入过共产党吗？”

“不清楚。”

“他有什么把柄落在那些人的手里吗？”

黎天才清楚张学良说的“那些人”，是指蒋介石的特务机构。他沉吟片时，答道：

“可能有，但要问问。”

张学良沉重地点了点头。

黎天才为什么怀疑潘文郁可能有把柄落到特务的手里呢？这是有前因的：

黎天才叛变之后，依然襄赞张学良救亡抗日，而且和蒋介石集团有一定的矛盾，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影响。中共北方局经过缜密的研究，决定由北方局特科出面，派吴成方同志说服黎天才为党工作，以赎前愆。黎同意了。未过几天，吴成方又要黎把潘文郁推荐给张学良，目的是争取张救亡抗日，并负责收集一些情报。黎天才有碍于党在白区工作的禁忌，从未问过潘文郁是否重新入党的事。但作为曾任过两次北京市委书记的他——依照党的白区工作的惯例，仍能猜到潘文郁的政治身份。

黎天才猜对了，潘文郁的确又重新入了党，介绍人是吴成方，他的组织关系隶属中共北方局特科。

张学良十分器重潘文郁的才识，夸奖黎天才具有社会主义者的组织才能。他仔细研究了蒋介石发给他的密电，以自己和蒋的特殊关系，认为仍有回旋的余地，不足惧。但是，他最怕的是蒋系设在武昌的特务猝然绑架潘、黎二人，引出许多政治上的麻烦。为此，他当即给黎天才派了四个卫兵，又发了两支手枪。接着又问：

“潘文郁有枪没有？”

“有四支手枪。”

“不够！再给潘家发四支手枪。”

“是！”

张学良看着黎天才有些不安的表情，十分镇定地安慰说：

“你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即令他们有潘文郁的证据，怎么还要押你一同晋京？你是我用的人，那么我得一同被押晋京？他这样做法，真叫我这样衷心拥护他的人伤心，他批评我过去用腐败的官僚，今天我用了有才干的人，他又责备我用共产党。天才，你充其量犯了失察的过失，你回去代我安慰潘秘书。过几天要开四中全会，你们跟我一同去南京。你回去把潘秘书叫到你家里住，叫他不要怕。”

黎天才感激地点了点头。

张学良说罢这段话后，仍然放心不下，他当即给潘文郁写了一个便条，要黎天才立刻给潘送去，并再三叮嘱他们二人不要随便出门。

国民党四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张学良带着黎天才、潘文郁飞赴南京。会议期间，他亲自登门向蒋介石说明，希望蒋介石刀下留人。他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也清楚自己在蒋家王朝的天平上的分量，二人一见面，他就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说：

“黎天才如因用人不当，而与潘文郁同罪的话，我也只有辞职不干了。”

蒋介石淡然一笑，毫不生气，从文卷中取出潘文郁送给中共北方局有关豫鄂皖总部的军事情报、图表，往张学良的面前轻轻一放，不冷不热地说：

“这都是你的机要秘书潘文郁送出去的。不相信的话，还有他们自己的人——一个叫杨青林的可以当面作证。”

张学良完全地怔住了，他望着这些“实物”，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汉卿，”蒋介石又换作另一副嘴脸，分外亲热地说，“你的部下，还是交给你吧！”

张学良在斗智方面，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蒋介石的招数高，未经一个回合的较量，营救黎天才、潘文郁的策略就失败了。

与此同时，戴笠命令特务强行搜查了黎天才在武昌的家，以及黎在北平的办事处，找不到任何与潘案有关联的线索。因而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后，又匆忙赶来宽慰黎天才：

“蒋孝先把你说得太过火，我是知道的，今天领袖对我说过没有你什么事了。你还要劝劝副司令，不要为这小事不干，太小题大做了。”

黎天才无罪，去了张学良一半的心病，但是，他一想到潘文郁的才华和为人，就又动了恻隐之心。遂又以潘文郁“通共”有罪，但有才，懂得六国文字等为由，再次向蒋介石求情，力保潘文郁不死。

信奉“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共产党”的蒋介石，自然不会因张学良求情而“开恩”，并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催问潘案如何发落。又过了几天，蒋孝先奉命致电张学良，询问潘案处理结果，并声称一周之内来武昌奉命查办潘案。

至此，张学良再也无法保全潘文郁的生命了。可是，当他想到潘文郁一旦被蒋孝先带往南京，必定要受酷刑，万一熬不住严刑审讯，又必然牵连更多的共产党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历经痛苦的权衡，遂决定在武昌处决潘文郁。当天，他亲自通知潘文郁：

“我保护不了你了，我不杀你，蒋介石也得杀你。”

对此，潘文郁早有准备，他望着痛苦的张学良，镇定地答说：

“副司令，你在这里处置我好了。”

张学良再也忍不住了，转身大步踉跄地走去。即日夜，他又派部属吴裕忠去看望潘文郁，问潘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还有什么话要说。潘文郁想了想，说了下边这些史有所记的话：

“请转告副司令：叫他有自信心，他是有前途的，他一定会实现他的抗日目的……我死以后，我老婆叫她赶紧回到乡下爷爷奶奶那里去。这两个孩子念到高小毕业，有点文化，能写会算，做个工人农民就行了。我老婆和我感情最好，她疼爱我，不过我死了，她还年轻，叫她赶紧嫁人，生活没问题，我就放心了。”

潘文郁是自愿牺牲的，他从容就义，死前还留下遗言给共产党，可惜没有交到。诚如一篇专著所评述的那样：“西安事变时期张学良终于成为新时期联俄联共政策之首先提倡者与首先实行者，潘文郁的工作是立下了功劳的。潘文郁战斗在国民党敌特的心脏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献出了生命，中国人民应当永远怀念他。”

潘文郁牺牲之后，张学良十分难过，他当即给了潘文郁的家属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传说是六七千大洋之多），并送潘的老婆和孩子回乡下老家去了。翌年夏天，他对刘鼎谈及此事，仍深为内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