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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中国共产党局促陕北一隅，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逐步改变了“抗日反蒋”的路线，打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门。张学良是首推其功的。对此，周恩来多年以后，曾深情地说过如下一段话：

“当年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党内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

自然，中国共产党改变“抗日反蒋”的路线，还受着其他条件的制约。例如，“两广事件”爆发以后，两广地方实力派高举“反日”的大旗，与蒋介石集团公开决裂。这不仅促使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明显改变，而且还使其被迫与共产党进行秘密谈判。南京当局企图利用共产党给南方实力派施加压力，还希望共产党发表一项声明，表示与国民党合作。这等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与此同时，共产国际针对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提出的“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于八月十五日致电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外，不可能左右开弓，既顺利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又顺利进行反蒋斗争。同样，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队全都是日本的同盟者。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九月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标志着由“抗日反蒋”路线向“逼蒋抗日”过渡的完成。

随着时日的推移，诚如徐帅所云：“原来，我党与友军联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计划，因蒋介石亲临西安大力‘剿共’，已濒临‘流产’危局。加之，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数万红军，在敌人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难以过冬，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部队开动前，我党向张学良做了通报。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两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

这时的张学良处于举棋不定的境地。换言之，是处于发动西安事变前夕的矛盾抉择中。对此，共产党人无从知晓。

红二、四方面军已经出川，下一步向何方向发展，均在未知数中。诚如张学良事后所记：“共党曾派叶剑英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挥。”张学良由叶剑英口中获悉红军困难，他当即拨五万元请宋庆龄转交。当他获悉红四方面军要出甘南北上，受到胡宗南所部以及东北军于学忠所部阻拦后，他又出谋划策地说：

“从甘南穿过西兰公路就到陕北。西边兰州方面是于学忠军，陇东是胡宗南的中央军，如果陕北红军南下静宁、会宁一线，向胡部取攻势，四方面军向北挺进，尽量向于部边防区靠拢，我已令于部坚守城池，不出城。请你们靠兰州附近相机夺路，胡宗南不便入于军防区，还有云南军在胡部侧后，他更不敢轻动。四方面军就可以无阻拦地过来了。”

但是，十月末的陇东已经寒气逼人了。红二、四方面军出川北来，缺少御寒的冬衣。张学良闻讯立即命令东北军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一万套棉衣，悄悄地送到红军的手里。

没过几天，蒋介石突然偕宋美龄、端纳飞抵西安，分别召见了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蒋介石当面问张学良：

“汉卿，你知道全国形势发展到了一个什么阶段了吗？”

“简单地说，团结抗日，共赴国难，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心声。”张学良看了看蒋介石那不悦的表情，迅然变色，很有情绪地说，“我的东北将士已经浮动难控，开始反对你倡导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强烈地要求我率领他们披甲还乡，雪耻报仇！”

“够了！”蒋介石猝然发怒，但是当他看见全身戎装、绝不屈服的张学良，又有意地缓和下来，“汉卿，先不谈这些，你应当知道红军的处境吧？”

“知道一些！”张学良有意回避早已进抵陕北的中央红军，“据说，流窜到四川的徐向前所部与贺龙所部汇合以后，已经突围出川。”

“严重的是，这两股共军近期就要和陕北的共军汇合了。”蒋介石有意补充说。

“据我所知，陕北红军派出欢迎的部队，是由陈赓、聂荣臻所率领。”

“对！对……”蒋介石倏地伸出右拳，在空中点了两下，分外严厉地，“我们必须迅速出兵，将他们合围在陕甘一带，全部歼灭之！”

“我看不如改为怀柔政策的好。”

“怎么个改法？”蒋介石又习惯地哼了一声，问。

“徐向前和陈赓是你的学生，聂荣臻等人是你当年在黄埔的教官，为什么不可以通过谈判达到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的目的呢？”

“谈何容易！”蒋介石欲言又止，不无伤心地摇了摇头，“算了，不去谈这些了。”

“那……”

“我想听听你对新的‘剿共’计划的高见！”

“容我直言，”张学良肃然起身，“我不赞成你的继续‘剿共’的政策，全体东北军将士，也不会赞成继续打内战！”

“你……再说一遍！”蒋介石蓦地站起身来，指向张学良的右手都颤抖了。

“我希望你停止一切内战，共同抗日！”张学良毫不退让地说。

“胡闹！”蒋介石气得浑身抖瑟不已，“时下是天赐良机，剿共势在必行！”

“那……请你调中央军来西北围剿红军吧！”张学良继续抗辩，“时下绥远前线的形势日益严重，请求你批准我率部援绥，抗击日寇的侵略。”

“不行！”蒋介石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俨然以最高独裁者的身份大发雷霆，“你难道不懂吗？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准问为什么！”

蒋、张的会见就如此不愉快地结束了。蒋介石召见杨虎城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最后，善于掩饰自己的杨虎城忧心忡忡地说：“委员长，部队抗日情绪高，剿共士气低，很是值得我们忧虑啊！”

“没有什么了不起！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士气问题由我来解决。”蒋介石说罢看了看惊愕的杨虎城，不容置辩地说，“请通知汉卿，我要亲自向军官团训话！”

十月二十七日上午，蒋介石在张、杨陪同下，向参加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讲话。除训练团的全体学员外，还有西北“剿总”和十七路军总部上校以上军官和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参加。讲话是向中、高级军官发出继续“剿共”的动员令，也是对反对他继续剿共的中、高级军官进行威胁。他说：“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近；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会后，参加会议者议论纷纷，许多人表示不满。

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到洛阳住了一个月，做了一系列“剿共”部署。他调集了嫡系部队，摆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线上，共约三十个师。他下令扩建西安、兰州两地的飞机场，要求具备容纳一百架轰炸机的战时地勤设备。同时，对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一次大镇压。十一月二十三日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国会七位领袖，并先后封闭了十四种进步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