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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第2页）

新的“剿共”大战迫在眉睫，十月三十日，张学良约阎锡山一起去见蒋介石，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再次呼吁停战。蒋介石回答说，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张学良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蒋介石就是不接受，板起面孔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十一月一日，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上，蒋介石不指名地对张学良大加训斥。张学良极为沮丧。

事后，老奸巨猾的阎锡山对张学良说：“蒋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是说不通的。我回晋以后，部署我的军队做守土抗战准备，希你也做你自己的打算好了。”张学良大失所望地回到西安，当即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继续痛陈其词。这时，赵一荻端来一杯香茗，放在桌上，侧目看见信中写道：“家仇国难集于一身，东北父老盼望国军收复失地，有若大旱之望云霓。”她很是动感情地说：

“容我讲句不当讲的话吧，你总不能为了尽忠于一人，而负于三千万东北父老吧？再说，像阎锡山这样的人怎能为你打回老家去卖力？我看，还是自己早做准备的好。”

张学良望着赵一荻那希冀的眸子，深沉地点了点头。

虽说蒋介石亲自坐镇洛阳，监督对红军的作战，东北军和西北军依然是阳奉阴违，按兵不动。胡宗南率中央军第一军按蒋介石下的命令孤军深入，在山城堡被红军击败，损失两旅之众。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严电斥责张学良见危不救，并声称追究责任。张学良处于夹缝之中，上下为难，只有凄然对赵一荻说：

“我遭国难家仇，受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部下，处此环境，我有何脸面再见部下，再见沦为亡国奴的东北三千万父老？！……”

就在震惊中外的“七君子”案发不久，蒋介石又收到了红军内部分裂，张国焘所部两万余名红军在虎豹口渡河西征，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激战多日，损伤惨重的情报。他急忙偕宋美龄、端纳等人再度飞赴洛阳，筹划“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是日夜，他指着军用地图侃侃而谈：

“共军的西路军进入狭长的河西走廊，必败于马步芳所部手下；陕北所余不足两万共军，地处不毛之地，此乃是消灭共党的千载难寻的良机！”

宋美龄可没有这样乐观的见解，她淡淡地一笑，遂又微微地摇了摇头说：“达令！你拿什么去消灭陕北的红军呢？靠张学良的东北军？还是用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

“我决定动用中央军！”蒋介石冷漠地笑了笑，“我准备把数十万中央军调到陕西的家门口，以实力做后盾，逼迫东北军和西北军剿共！”

“我看并非上策！”沉默不语的端纳说话了，“逼迫剿共，无外乎有两种结果：一是违愿地和共党作战，二是和共党结盟。如果真的出现第二种局面，这就和委员长的原意相违拗了。”

蒋介石十分感谢端纳这忠诚的进谏。瞬间，他又估量了驻扎在陕甘一带的兵力，三方合计起来约有三十万人枪，一旦结盟动武，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他沉吟片刻，严肃地问：“端纳先生，依你之见呢？”

“还是和东北军、西北军相安为好。”端纳望着微微摇首的蒋介石，“当然，相安无事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央军不能和东北军、西北军同时在陕甘一带驻军。”

“端纳先生的意思……”

“那还用说吗，”宋美龄打断蒋介石的问话，抢先下了结论，“把东北军和西北军从陕甘一带调走！”

“对！对……”蒋介石甚是得意地笑了，“近期，我准备移师西安，和党政军要人会商剿共的大事。一句话，心祸不除，国无宁日。”

“达令，”宋美龄脸上显出倦意，“近来我的身体不适，想回上海体检。不过，我很担心你的处境，希望你的行营……”

“不要安在西安，对吧？”蒋介石颇为感动地说，“谢谢夫人的提醒，我把行营安在临潼的华清池。”

是日夜，宋美龄在端纳的陪同下乘专列驶离洛阳，东赴上海。

与此同时，张学良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这些天来，他长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二十多年以后，他曾在所谓的《忏悔录》中记下了这时的心境：

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甲）有关刺激军队者：（一）请求抚恤、补充，皆无结果。（二）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于良个人者：（一）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说。（二）双十节政府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认为中央有轻视和鼓励不正行动之意有焉。（三）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队长，此事痛伤良之心，愤怒不已。

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愤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一）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二）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念。（三）停止内战，团结做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尚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讥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其志而已。

翌日——十二月四日，张学良为迎驾赶到洛阳，获悉蒋介石调集陆军向西安进发，还命令空军总司令王叔铭进驻洛阳。仅洛阳机场就驻有轰炸机、战斗机若干飞行大队，颇有兵临城下之危。沿途，张学良苦苦哀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被蒋介石骂为“只有你一个人这样想！”当张学良再次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时候，蒋介石竟然又大声训斥张学良无知，像是教训小孩子似的说：“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一路上二人争得面红耳赤，没有一点结果。

蒋介石为了实施自己剿灭陕甘一带红军的计划，遂又采取恩威并举的策略，一面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长以上的军官，一面又在训话中严厉地指出：“我们眼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很远，我们打仗要先近后远，如果远近不分，或者是先远后近，那便是先后倒置，一定失败，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共，中央军做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你们不要自误。”

蒋介石训话的真意是：你们再联共抗日，不听命令，中央就要处置你们了！这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即日夜，张学良收到了发自武汉的密电，蒋介石已经向有关的部队通报了处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两个方案：一是服从他的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北前线，向红军进攻；一是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顿感形势严峻，遂约杨虎城到他的官邸商量对策：

“时至千钧一发之际，你打算怎么办吧？”

杨虎城自然明白十七路军调离陕西后的下场，但有碍于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他不敢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唯有蹙眉不语，静观张学良的表现。

“你怎么不说话？难道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吗？”张学良有些急了，大声地责问。

“不！”杨虎城断然地答道。

“快把你的高明之策拿出来吧！”

杨虎城打量了一下张学良焦急待答的表情，稍作沉吟，严肃地问：

“汉卿，事关重大，我们之间……”

“诚心相待，患难相依！”

“好！请你指天而誓：是否真有抗日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