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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1页）

十一

张学良秘密离开北平，回到了奉天，翌日移住北陵，立即传见有关文武部属，商谈对苏用兵之事。令他不解的是，东北军中那些有真知灼见的将领，私谊较深的同辈友好，都持反对意见。就说辅帅张作相吧，也犹豫不决。当日夜晚，他请来了顾问端纳，一块计议对苏联作战的大事。

端纳的真实身份，是一位反共、反苏，同时又是在华和日本作对的高级谋略家。就其本意而言，他恨不得早日消灭“赤祸”，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复辟沙皇的统治；然而他身为张学良的顾问，又不能不虑其交战的结果。因此，他显得格外深沉的样子说；“汉卿，对苏用兵我是同意的。可是战局一开，会不会形成后患：全力以赴打熊，空虚的前门又放进狼来的局势呢？”

张学良力主反苏，加之他获得的苏联的军事、经济情报的错误，那种少年得志，不可一世的弱点全然暴露出来了。他望着愁眉难舒的端纳微微一笑．说：“我认为你的担心是多虑的。咱们家后门的这只熊虚弱得很，没有什么大的抵抗力，说不定此役，还能起到打熊惊狼的作用呢！”

对此，端纳实不敢恭维。当他想到这次重返沈阳的前夕，蒋氏夫妇的重托以后，遂淡然一笑，巧妙地说道：“我对军事是个十足的外行，一切由你裁夺就是了。”

翌日，他召见心腹旅长刘翼飞，告之辅帅张作相对苏用兵犹豫不决，要他偕同张廷枢于明日去吉林见辅帅，告之根据各方面的报告，苏联决不能打仗，以坚其信心。随后，他又约见王树翰、王树常、邹作华和刘翼飞开会研究。他信心十足地说：“我拟派十个旅开赴东铁沿线，你们仔细研究研究，我一会儿再来。”

正如当事人刘翼飞所记述的那样：“张说完即进里屋注射毒品去了。我们四人相向而坐，皆默不作声。少顷，张由里屋回到客厅，首先向我说：‘翼飞，你们研究得怎么样？’我乃直率回答说：‘我们如果仅仅出十个步兵旅就能击败苏联的话，那我们就不致退回关外，老帅也不致遇害了。’张说：‘根据各方情报，苏联决不能打。’我说：‘从军事学来看，打仗有没有把握，不在于敌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们怕不怕和行不行。’张当时没有说什么，但第二天就不让我去吉林了。据别人说：‘张长官说，怎么翼飞这次也气馁了呢？’这大概就是他中止派我赴吉说服张作相的原因。后来听说吕荣寰曾携带所谓情报和接收中东路的计划到沈阳和张学良商谈，张遂派王树常为第一军长，率刘翼飞、张廷枢、孙星五等旅进驻哈长、哈绥沿线各要隘；胡毓坤为第二军长，率领董英斌、徐永和、黄师岳三个旅进驻昂昂溪支援黑龙江方面对苏作战。当时驻防于满洲里、海拉尔中东路沿线的部队还有黑龙江万福麟所属的张鸣九、梁忠甲、韩光弟等旅。骑兵军长郑泽生率白凤翔、李福成、荣三点（绰号，忘其名）等骑兵旅进驻密山，与边防第七旅赵绍武部统归丁超指挥。

“战事发生后，奉军遭到苏联红军的反击，各军情况均很不利。满洲里方面，旅长韩光弟阵亡，梁忠甲被俘，旅副魏长林阵亡。哈绥密山方面，荣三点在张三沟作战不利，被郑泽生枪决。丁超也枪毙一营长。松花江下游的富锦县失守后，据情报说，苏联兵舰数艘并带拖船若干，满载兵士，逆江而上，将直取哈尔滨云云。王树常令我率领本旅由双城、阿城、一面坡等地星夜开赴滨江县构筑阵地，拒止苏军。”

张学良面对惨败的危局，完全失去了主张，立即召见外事秘书王家桢，表情非常悲伤地说：

“我最心爱的好军人韩光弟旅长战死了，他所统帅的全旅人马也伤亡惨重，俄国军队已经越过海拉尔，指向哈尔滨了。”

王家桢本不赞成对苏联用兵，但一见张学良沮丧的表情，又低沉地问：“你打算怎么办呢？”

张学良喟然长叹了一声，旋即取来一沓由南京国民政府发来的电文，用力向桌上一摔，甚是愤慨地说：“我有什么办法？南京只叫我们打，什么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们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

王家桢一听张学良的口气，知道对苏用兵是上了蒋介石的当，故进而又从外交惯例方面有意地说：“和外国打仗，这是多么大的事情呀，怎么由一个地方独当其任呢？前清末年，丧权辱国，就是这样造成的。现在是什么时代，南京还来这套旧把戏，其中必有诡计。至于如何处理这件事，这是关系东北存亡利害的问题，你可以不必顾虑那么多，自己独断专行好了。”

“这恐怕不妥吧？”可以随意进出张学良官邸的端纳突然出现在门口。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张学良问。

“起初，我并没有支持你对苏联用兵；而今，这样不光彩的休兵罢战我也不赞成！”端纳操着英语，滔滔不绝地分析了国际局势，遂又极其严肃地说，“时下主和，我认为不仅挫伤东北军将士的锐气，而且还必然要影响汉卿你的威望。只要再坚持一下，我深信英美诸国会出面干涉此事的。”

“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家是靠不住的！”王家桢下意识地反对说。但是当他一看端纳那愕然的表情，知道自己的话语是超越了身份的，故忙把视线又投向了张学良，出他所料的是，这位言听计从端纳的上司竟然赞同地点了点头，他又大着胆子说：“从历史上看，只有英国、美国帮着其他强国瓜分我国的先例，从来还没有帮着我国抗御俄国、日本侵略我国的事情。”

“这……”端纳就像是吃了一团棉花，咽了好一阵子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他灵机一动，十分尴尬地说，“汉卿，那怎么了结此事呢？是不是要向俄国割地赔款啊？”

“苏联人并无领土要求，也没有提出赔偿战争费用。”王家桢转身取来有关的电文，“他们唯一的要求，是把局势恢复到事变以前。”

张学良渐渐地从愁雾迷途中走了出来，他猝然一挥右拳，果断地说：“立即宣布停战，派蔡运升为交涉专员和苏联谈判！”

“那……这样的大事，还是需要请示南京政府吧？”端纳忙又提醒。

“不用了，”张学良说罢又沉思了片刻，漠然而笑地说，“打是我决定的，和也应该由我来做主。”

“万一南京政府要治罪于你呢？”端纳又引而不发地问。

“那就让他们治罪好了！”张学良愤慨地站起身来，发出了冷漠的笑声。

不久，蔡运升衔命出使苏联，在伯力和苏联签订了伯力协定，一场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始告结束。正如端纳所预先警告的那样，南京政府外交部以越权签约为名，对蔡运升予以撤职查办的处分。

对此，张学良犹如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只好安慰自己的部属蔡运升。

中东路之役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了。张学良于此失败中反省，回忆起白俄将军鼓动东北军对苏宣战，日本总领事表示日本朝野一定支持中国此举，事后却见风使舵，攻击张学良，这些使张学良痛感上了白俄将军和日本人的当。

这时，张学良突然想起了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夕告诫他的话：“东北处于两个帝国主义中间，东北青年责任重大。”他感慨万端地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