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列夫看看表格的标题,又凝视了这个年轻人几秒钟,然后默默地拿起钢笔。在介绍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同志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介绍人党龄一栏里,用刚劲的笔迹填上了“1903年”几个字,又在旁边一丝不苟地签了名。
“填好了,孩子。我相信你永远不会叫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丢脸。”
屋子里又闷又热,大家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离开这里,到火车站附近的索洛缅卡区的林荫道上去,到栗子树底下乘凉。
“快点结束吧,保尔,我再也受不了啦。”茨维塔耶夫热得汗流浃背,央求道。卡秋莎和其他人也齐声附和他。
保尔合上书,小组学习结束了。
正当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墙上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电话机急躁地响起来。茨维塔耶夫提高嗓门,竭力压过屋子里的说笑声,同对方交谈着。
他挂上听筒,转身对保尔说:
“车站上停了两节专车,是波兰领事馆外交人员乘坐的。他们的电灯坏了。列车过一小时开,得把电灯修理好。保尔,你带上工具箱走一趟吧。任务挺紧急。”
保尔走到豪华的客车跟前,抓住扶手,打算走进车厢。
突然,有一个人从站房那边快步跑了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问:
“公民,您上哪儿?”
这声音挺熟悉。保尔回头一看,来人穿着皮夹克,戴一顶大檐制帽,细长的鹰钩鼻子,流露出戒备的神情。
他是阿尔秋欣,直到这时他才认出了保尔。于是,他放下了搭在保尔肩膀上的手,严厉的表情也随之消失了,但是目光仍然疑惑地盯着工具箱。
“你上哪儿去?”
保尔简短地说明了情况。这时,从车厢后面又走出一个人来,说:
“我这就去叫他们的列车员。”
保尔跟随列车员走进了做客厅用的车厢,里面坐着几个人,穿着非常考究的旅行服装。一个女人背朝门口坐在桌子旁,桌上铺着绣有玫瑰花图案的绸台布。保尔进来的时候,她正和站在对面的一个高个子军官谈话。保尔一进来,谈话就停止了。
保尔迅速检查了车厢里通往走廊的电线,没有发现毛病。于是他走出车厢,继续检查。那个列车员寸步不离地紧跟着保尔。他又肥又壮,脖子粗得像拳击手,制服上钉着许多刻有独头鹰的大铜纽扣。
“这儿没毛病,电池也没坏,咱们到那节车厢去看看吧。问题大概出在那儿。”
列车员转动一下钥匙,打开了门,他们便走到了黑暗的走廊上。保尔用手电筒照着电线,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短路的地方。几分钟后,走廊上的第一盏灯亮了,暗淡的灯光照着走廊。
“这间包厢得打开,里面的灯泡烧坏了,要换一换。”保尔对跟着他的人说。
“那得请夫人来,钥匙在她那儿。”列车员不愿意让保尔单独留下,就带他一起去了。
那女人第一个走进包厢,保尔跟在她后面。列车员站在门口,用他那肥胖的身子堵住了门。保尔首先看到的是放在壁网里的两只精致的手提皮箱、一件随意扔在沙发上的绸袍、窗旁小桌子上的一瓶香水和一个翡翠色的小粉盒。女人在沙发的一角坐下来,一面整理她那淡黄色的头发,一面留心地看着保尔干活。
“请夫人准许我出去一会儿,少校老爷要喝冰镇啤酒。”列车员费劲地弯下他那牛脖子,鞠着躬,讨好地说。
女人像唱歌似的拖着长腔,娇滴滴地说:
“您去吧。”
他们说的是波兰话。
从走廊里射进来一道狭长的灯光,落在那女人的肩膀上。她穿着一件由巴黎的第一流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料子做的连衣裙,**着肩膀和双臂。耳垂上一颗圆润的钻石耳钉微微晃动,闪闪发光。她的脸在暗处,保尔只能看见她的仿佛是象牙做成的肩膀和胳膊。保尔快捷地用螺丝刀换好了天花板上的灯泡,包厢里立刻亮了起来。接着,他还得修理另一盏灯,那盏灯恰好在女人坐着的沙发上方。
“哦,是的,我妨碍您了。”她操着一口地道的俄语回答,随即轻盈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几乎和保尔并肩站着。现在,保尔可以完全看清楚她了。那熟悉的又尖又细的眉毛,那傲慢的紧闭着的双唇,毫无疑问,站在他面前的正是涅莉·列辛斯基。这律师的女儿不可能不注意到保尔那惊愕的眼光。但是保尔虽然认出了她,她却没有看出这个电工就是她那个不安分的邻居,四年来他已经长大了。
她轻蔑地皱一皱眉毛,作为对他那惊讶表情的回答,然后走到门口,站在那儿不耐烦地用漆皮拖鞋的鞋尖叩着地板。保尔动手修理第二盏电灯。他把灯泡取下来,对着亮光看了一下。突然,出乎他本人的意料,更出乎涅莉·列辛斯基的意料,脱口用波兰语问道:
“维克多也在这儿吗?”
他问的时候并未转过身来,所以他看不见她的脸,但是长时间的沉默表明了她的困惑不安。
“难道您认识他吗?”
“甚至可以说非常熟。我们从前还是邻居呢。”保尔转过身来对着她说。
“您是保尔,是那个……”她结结巴巴不说话了。
“是的,”保尔提醒她说,“那个厨娘的儿子。”
“您长得真快啊!记得您那时候还是一个野孩子。”
她放肆地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您打听维克多干什么?据我所知,您和他并没有什么交情。”她用她那歌唱般的女高音说,希望这一不期而遇能给她解解闷。
保尔一边用螺丝刀迅速地把螺丝钉拧进墙壁,一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