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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角逐的牺牲品（第1页）

政治角逐的“牺牲品”

罗斯福私人顾问柯里来华调解蒋史矛盾，将中美关系紧张的原因归于史迪威；柯里提出撤换史迪威，遭马歇尔反对

柯里来华后，和蒋介石进行了七次会谈，还和史迪威进行了多次会晤。

史迪威和高斯对柯里这次访华的评价是：为讨好总统罗斯福，想用一种不费气力的办法―不惜靠贬低美国在华工作人员，以平息蒋介石的愤怒。就史迪威的性格而言，他听了柯里盛气凌人的训导，一定会给予无情的还击的。但是，时下柯里的身分是总统特使，自然是代表总统说话的，所以他这种尖刻的本性又让位于军人的“服从”了。他当时缄默不语。夜间写日记的时候，又在笔下怒斥柯里是个“神经不正常的小人”。

柯里并不知道史迪威复杂的内心活动，从表面看，他认为自己的言行完全慑服了傲岸不逊的史迪威。他本着所谓乘胜追击的原则又严厉地质问道：“据委员长讲，你曾经公开对他说：如果‘委员长同意，你将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有这样的事情吗？”

“有！不过那是我影射他无意收复缅甸说的一句玩笑话。”史迪威为了验证自己的这句玩笑话，又补充说道，“他当时也近似开玩笑地回答说：‘那我愿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

“你理解错了，当时，委员长可不是在说笑话。”

“那他……”

“是对我们美国的一种抗议：说我们表面上拥护国民党，而心里却相信共产党。”

这种解释，又等于砸了史迪威的“醋坛子”，他当时大讲了一通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又说了周恩来曾经允诺把八路军交由他指挥抗日。最后，他无比愤慨地说道：“我们美国人的最高宗旨是消灭法西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帮助蒋委员长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

“可你毕竟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啊！”

“那我们的罗斯福总统还是同盟国的领袖呢，可他不仅公开支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抗击希特勒入侵俄罗斯，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支持东欧地下的共产党抗击法西斯的入侵。而我史迪威仅仅说了句玩笑话……”

“好啦，好啦……”柯里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阻止史迪威借题发挥，“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不要介人国共两党的纷争中去。”

“看样子，你此行是没有会见驻在山城的中共要人的任务了？”

柯里淡然一笑，遂点了点头。

“那周恩来先生一定会感到十分遗憾了！”史迪威沉吟片刻，下意识地叹了口气，操着十分惋惜的口吻说道，“我认为阁下此次中国之行不见周恩来，也是一种遗憾。”

周恩来坐镇重庆，时刻关注着蒋介石和史迪威这一对矛盾的发展。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战区抗击日本侵略，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军事实力的增长。所以，他对以调解蒋史矛盾为己任的柯里使华，也必然会给予特别的重视。

周恩来十分熟悉蒋介石的治国之策，也清楚蒋介石和史迪威这对矛盾的核心，是把美援物资用于时下的抗战，还是成为将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的物质基础。就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支持史迪威的做法的。另外，周恩来对柯里是有所了解的，尤其对柯里公然反对美国有条件援华租借法案更为担心，如果他这位总统特使站在蒋介石一边，说服美国政府改变这一政策，这必将从根本上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给战后打败国民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带来极大的困难。因而，周恩来有责任遏制美国援华租借法案的改变。

周恩来作为一位纵观国际风云的战略家，非常清楚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是权宜之计。因为从根本上讲美国是反对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含中国共产党的。自然，美国的援华物资也没有八路军的份。如何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呢？周恩来的基本方针是：广交朋友，加强交流，化解一切不利因素。为此，他和约翰。戴维斯等一批思想敏锐的美国在华人员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但他也清楚，真正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还必须设法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人。

基于上述理由，周恩来于7月31日约见了戴维斯，坦言：“中国抗战目的只在保存实力，供争取国内优势之用，除用交换压迫方法外，租借物资将被囤存，反攻缅甸必须以美国人为统帅。”最后，他又诚恳地表示：“我希望会见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柯里先生，当面向柯里先生转述共产党人对抗战、对中美关系的意见。”

约翰。戴维斯或许是太了解腐朽、黑暗的蒋氏政权了，也或许是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不但完全赞成周恩来的上述分析，而且也非常同意柯里能听一听中共方面的意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影响罗斯福的对华外交策略。因此，他作为史迪威的“国务卿”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请求，并要史迪威当面转告这位总统特使柯里。

但是，这位只想讨罗斯福总统喜欢的柯里，不愿冒和蒋介石闹翻的风险，婉言拒绝了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获悉柯里婉拒会见的消息，深表遗憾。

也就是在这次和柯里晤谈之后，史迪威接受了“我们到这里是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思想，从此打消了自己再度访晤周恩来的念头。

但是，史迪威认为柯里婉拒周恩来除去政治原因而外，还有反对周恩来关于由美国统管对华租借物资大权的意见。果如斯，史迪威认为对自己未来在华工作是十分不利的。为此，他给柯里写了一份备忘录，除继续坚持“美国为缅甸战役提供大量援助，但要求蒋介石保证，以改革军事和进行战斗作为增加援助的条件”外，同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政权可能把美国当傻瓜捉弄；这个政权敷衍塞责，言而无信；它虽期望盟国胜利，但却不尽本分的努力去获取胜利；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从而让自己永存下去。”

对此，柯里并不关心，因为这并不是他此次使华的任务。

历经柯里的外交折冲，使蒋介石和史迪威都感到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在短时间内谁也不可能离开谁。既然如此，他们都很理智地克制了个人的情感，设法找到重新暂时合作的机缘。或许是蒋介石想留给柯里一个豁达、大度的一国领袖形象，也或许是蒋介石按照中国的传统，想给客人一个完满离开中国的面子，他主动地采纳了史迪威提出的反攻缅甸的“脱身之计”。但他却“狡猾地提出两个参加缅甸战役的条件，即美军必须参加海上和地面战役，和必须得到空军的强有力支援”。最后，他又向柯里郑重地强调：“中国参战与否，首先取决于中国认为英国政府是否有意参战。”

柯里使华的任务，是使剑拔弩张的史迪威和蒋介石坐下来，面对面地消除各自内心的愤意，把暂时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搁置一边，在反攻缅甸方面取得统一。因而他一听蒋介石的口气，便十分聪明地答说：“可以，可以！为了不再生出其他枝蔓，趁我在重庆期间。委员长和史迪威当面讲清，由我向罗斯福总统汇报。”

就这样，蒋介石同意再度会晤史迪威。他为了做得自然，把再见史迪威的日子选在欢送柯里的宴会上。

但是这次相见对史迪威而言，唯一使他高兴的是再次见到了他所敬重的宋庆龄女士，但对蒋介石依然没有好感。

史迪威或许是受够了蒋介石的冷淡之苦，在褐谈中，史迪威面请蒋介石准其赴印视察蓝伽训练事宜，并察看英缅军对于反攻缅甸之准备，蒋同意了。他就像是一只逃离樊笼的小鸟，于8月4日和柯里同机飞往印度。他为了倾述此时此刻真实的情感，曾高兴地写信告诉自己的夫人：“从‘白痴机构’的有毒气氛中解脱一时。”

但是，蒋介石却企盼着柯里回到华盛顿，能给他带来解除史迪威一切职务的消息。

柯里随史迪威飞赴新德里，对印度进行短暂的考察，遂乘机飞回美国，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中国之行。

柯里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表现出强烈的美国意识，完全依据罗斯福总统支持史迪威的电文行事。但是，他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却为“迎合罗斯福的心意”而大谈中美关系。他以无庸置疑的口吻告诉罗斯福总统：“我们有着难得的机会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施加深刻影响。据我看来，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委员长是完全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的。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这种支持规定什么条件或附带什么担心……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们完全能够信赖他按照我们的愿望推行一项有力的战争政策，并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和民主的强大国家。”

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中美外交关系的紧张呢？柯里坚持认为，“过去中美之间的误会和紧张关系主要是由蒋介石、史迪威、宋子文和陈纳德之间个人的纷争引起的。这个间题可以通过改变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方式和个人表现得到解决。”柯里进一步指出，国民党和它的领袖代表着中国合法的民族主义，这是美国必须加以鼓励和支持的一股力量。所以，他竭力要求罗斯福撤换引起摩擦的史迪威将军，代之以一位愿意安抚蒋介石的“外交”将领―或许就是陈纳德。同时，罗斯福最好召回不得人心的高斯大使。

这就是柯里给罗斯福开的解决中美紧张关系的药方。

罗斯福为了作出最后的对华政策，再次召见了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