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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清谈尾声（第2页）

《梁书·二七·到洽传》：

天监初，沼、溉俱蒙擢用，洽尤见知赏，从弟沆亦相与齐名。高祖问待诏丘迟曰：“到洽何如沆、溉？”迟对曰：“正清过于沆，文章不减溉，加以清言，殆将难及。”[477]

《梁书·二七·明山宾传》：

山宾七岁能言名理。[478]

《梁书·四一·王规传》附子《褒传》：

褒著《幼训》，以诫诸子。其一章云：“……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479]

《梁书·四三·张嵊传》：

（嵊）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480]

《梁书·四八·儒林·伏曼容传》：

（曼容）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业。……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曼容执经[481]。

《梁书·四八·儒林·范缜传》：

初，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482]曰：“……”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483]

《梁书·四八·儒林·严植之传》：

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484]

《梁书·四八·儒林·太史叔明传》：

少善《庄》《老》，兼治《孝经》《礼记》，其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485]

《陈书·一九·马枢传》：

马枢字要理，扶风郿人也。……六岁，能诵《孝经》《论语》《老子》。及长，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

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于是数家学者各起问端，枢乃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流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486]

《陈书·二四·周弘正传》：

弘正幼孤，及弟弘让、弘直，俱为伯父侍中护军舍所养。年十岁，通《老子》《周易》，舍每与谈论，辄异之，曰：“观汝神情颖晤，清理警发，后世知名，当出吾右。”……十五，召补国子生，仍于国学讲《周易》，诸生传习其义。……累迁国子博士。时于城西立士林馆，弘正居以讲授，听者倾朝野焉。……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请质疑滞。[487]

《陈书·二四·袁宪传》：

大同八年，（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诏下国学，宣制旨义。宪时年十四，被召为国子《正言》生，谒祭酒到溉，溉目而送之，爱其神彩。在学一岁，国子博士周弘正谓宪父君正曰：“贤子今兹欲策试不？”君正曰：“经义犹浅，未敢令试。”居数日，君正遣门下客岑文豪与宪候弘正，会弘正将登讲座，弟子毕坐，乃延宪入室，授之麈尾，令宪树义。时谢岐、何妥在坐，弘正谓曰：“二贤虽穷奥赜，得无惮此后生耶！”何、谢于是递起义端，深极理致，宪与往复数番，酬对闲敏。弘正谓妥曰：“恣卿所问，勿以童稚相期。”时学众满堂，观者重沓，而宪神色自若，辩论有余。弘正请起数难，终不能屈。[488]

《陈书·二六·徐陵传》：

徐陵字孝穆……八岁，能属文。十二，通《庄》《老》义。既长，博涉史籍，纵横有口辩。……少而崇信释教，经论多所精解。后主在东宫，令陵讲《大品经》，义学名僧，自远云集，每讲筵商较，四座莫能与抗。[489]

《陈书·三三·儒林·全缓传》：

缓治《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490]

《陈书·三三·儒林·张讥传》：

讥幼聪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经》《论语》。笃好玄言，受学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为先辈推伏。……天嘉中，迁国子助教。是时周弘正在国学，发《周易》题，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讲席。讥与弘正论议，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厉声，助其申理。讥乃正色谓弘直曰：“今日义集，辩正名理，虽知兄弟急难，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仆助君师，何为不可？”举座以为笑乐。……

后主在东宫，集官僚置宴，时造玉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讥耳。”即手授讥。仍令于温文殿讲《庄》《老》……后主尝幸钟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勅召讥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勅取松枝，手以属讥，曰：“可代麈尾。”顾谓群臣曰：“此即是张讥后事。”[491]

《陈书·三三·儒林·顾越传》：

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聪慧有口辩。说《毛氏诗》，傍通异义，梁太子詹事周舍甚赏之。……越于义理精明，尤善持论，与会稽贺文发俱为梁南平王伟所重，引为宾客。……时有东阳龚孟舒者，亦治《毛氏诗》，善谈名理。[492]

以上摘自宋、齐、梁、陈各史中之记载共三十条，当然还会有些遗漏。其中较为重要的人物有张绪、张融、周颙、范缜、马枢、周弘正、张讥等。

与魏晋相较，南朝清谈有三个趋向颇可注意：（1）魏晋清谈是从东汉之太学与讲经中脱胎出来，南朝之清谈则又逐渐往太学、国学[493]与讲经中回复过去；（2）魏晋清谈以“三玄”为主，南朝清谈则在“三玄”之外，显著增加了儒家的典籍，如《孝经》《礼记》，乃至《毛诗》等；（3）魏晋清谈后期盛谈佛理，这个倾向在南朝清谈中有增无减，这个时期中比较有价值有创见的清谈成果都与佛理有关，如前述周颙的《三宗论》与范缜的《神灭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