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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哲学命题的提出与辩论（第3页）

东晋以后，倒是有一种理论，极力想消灭忠与孝的矛盾，把二者调和起来，就像他们极力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情与礼的矛盾一样。如袁宏（328—376）在《三国名臣赞》中论王经时说：

君亲自然，匪由名教。爱敬既同，情礼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挠。求仁不远，期在忠孝。[161]

其实王经的故事是典型的把忠君放在孝亲之前的例子，《世说新语·贤媛》一〇条载其事，刘注引《汉晋春秋》叙之更详，兹录于后：

初，曹髦将自讨司马昭，经谏曰：“昔鲁昭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寸刃无有，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听。后（司马昭）杀经并及其母。将死，垂泣谢母，母颜色不变，笑而谓曰：“人谁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

就王经而言，是将忠君置于孝亲之前的，所以才“知死不挠”；但王经的母亲亦赞同他的做法，以为死得其所，甘心与儿子“并命”，这样，忠与孝就在母亲的伟大自我牺牲中完成了伦理上的统一。

6。才性之辨

《世说新语·文学》五条云：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该条刘注云：

《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又《文学》九条注引《傅子》：

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如论才性，原本精微，鲜能及之。司隶钟会年甚少，嘏以明知交会。

同条又引《魏志》：

（傅）嘏尝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

上引资料数条，足证才性之辨是正始清谈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曾引起过热烈广泛的讨论。有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等四种主要观点，其代表人物分别为傅嘏、李丰、钟会、王广。

除上述四人外，当时参加过这场讨论的人一定很多，论点也不必都同于四本，我们现在还可以找到一些旁证。例如《三国志·二二·魏书·卢毓传》云：

毓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黄门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162]

又如与嵇康、阮籍都是朋友的袁准写过一篇《才性论》，此文之残存部分载《艺文类聚·二一》，其中有云：

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钩，直者中绳，轮桷之材也。贤不肖者，人之性也。贤者为师，不肖者为资，师资之材也。然则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明矣。[163]

稍前还有刘劭曾著《人物志》，书中也论到才性的关系，学术界人所习知，我就不举例了。更早一些的荀悦（148—209），在他著的《申鉴》一书中曾讨论过才与行的关系，其中有“合而用之，以才为贵，分而行之，以行为贵”[164]的话。行即操行，是“性”的外现，所以才行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才性关系。荀、刘二书可视为正始才性之辨的先声。

究竟什么是“才”，什么是“性”？东汉思想家王充（27—约91）之《论衡·命禄》云：

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165]

又《骨相》云：

操行清浊，性也。[166]

那么，按王充的意见，所谓“才”当指一个人的“临事知愚”，所谓“性”则指一个人的“操行清浊”。王充是对魏晋清谈家有大影响的人[167]，正始间讨论才性问题很可能即以他的定义为起点。但观点不同的人很可能对才与性的定义也不完全一致，可惜原始材料佚缺，无法细论了。

至于“四本论”各自的精义如何，我们所能做的也仅止于推测。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认为当时对才性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人与其政治背景有密切联系，主张才性离、异者为曹氏党羽，而主张才性合、同者为司马氏党羽。此说诚不可易，然亦有不足，即未能对才性论的学术渊源提出分析，因而不能解释为什么才性之辨在魏晋之争结束之后二百多年还能一直引起清谈家们的兴趣。《世说新语·文学》三四条云：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

又《文学》五一条：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168]：“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又《文学》六〇条：

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

又《晋书·阮裕传》：

裕虽不博学，论难甚精。尝问谢万云：“未见《四本论》，君试为言之。”万叙说既毕，裕以傅嘏为长，于是构辞数百言，精义入微，闻者皆嗟味之。[169]

以上资料足以证明东晋时还有不少清谈家从事《四本论》的研究与讨论。甚至到南朝也还是如此，《南史·隐逸·顾欢传》：

会稽孔珪尝登岭寻欢，共谈“四本”。欢曰：“兰石危而密，宣国安而疏，士季似而非，公深谬而是。总而言之，其失则同；曲而辩之，其涂则异。何者？同昧其本而竞谈其末，犹末识辰纬而意断南北。群迷暗争，失得无准，情长则申，意短则屈。所以四本并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岂容有二？四本无正，失中故也。”于是著《三名论》以正之。[170]

总之，正始以后直至南朝，“四本论”成了清谈家中无人不晓的大题目，正如王僧虔说的，是“言家口实”[171]。但是要精通却也很难，连殷仲堪都叹不解，那么真懂的人大概也就不多了。

1987年出版的王葆玹《正始玄学》一书第九章第二节“才性之辨”对才性论的学术渊源做了许多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王氏的主要观点有四：第一，才性之辨是正始玄学辨形上形下、辨本末体用的总体哲学思想在人才论上的表现。他根据袁准“性言其质，才名其用”的话，说明性为形上、为本、为体；才为形下、为末、为用。第二，才性之辨乃上承汉末仁孝之辨，中经智行之辨，演变而来。盖“孝”完全是伦理的，与“性”有相通之处；而“仁”却含有事功之意，与“才”相近。第三，才性之辨可以由言意之辨的角度来解释。言意之辨有意及言两个因素，才性之辨则有性与才两个因素。意可通性，言可称才。言意关系有二，一为“言尽意”，一为“言不尽意”，而才性四本亦可分为合、同及离、异两端。欧阳建《言尽意论》曰：“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锺、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王氏之推测盖由此而出。第四，才性之辨又可从名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才性同”“才性合”有似于惠施的“合同异”，“才性异”“才性离”则有似于公孙龙的“离坚白”[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