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太和以后清谈的逐渐式微（第1页）

太和以后清谈的逐渐式微

永和年间，几位清谈高手相继去世，先是王濛、刘惔于永和初年去世，后来是殷浩于永和末去世，次年谢尚又卒，京师谈坐很快就显得有点冷清了。大概正是因为如此，哀帝（361—365年在位）才要把支遁从会稽请来。至于会稽那边呢，谢安于360年或稍后出山，做桓温的司马，阮裕、许询也在这前后辞世，支遁不久又被皇帝请走，只剩下一个王羲之。至太和初（366）支遁也去世，东晋清谈就真正呈现出一幅衰落的景象来。

当然，此时贵族的生活依旧，社会也没有什么大变化，除了桓温的几次北伐弄得有点**不安外，其余尚可算是平静，且其时司马昱、谢安仍在，先后主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可以推测当时清谈的风气应当还是一如往昔的，前面论谢安时所引《世说新语·言语》七〇条就是一个证明。说它衰落，不是说没有清谈，只是说热潮不再，光辉不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没有后起的清谈高手出现，较年轻一辈中以清谈闻名的如谢朗、庾龢、韩伯、王坦之，到更晚一点的如殷仲堪，没有一个可以同从前殷、支、王、刘相提并论的；第二，没有新的理论出现，如有，也只是在佛学之中，如僧肇的不真空论及道生的学说，但那多多少少有点离开玄学与清谈的正轨了；第三，没有大的论争，其中王坦之著《废庄论》，算是掀起一些波浪，但也没有看到在清谈中正式讨论，正始、元康、咸康都曾出现过的那种辩论激烈的清谈盛会，在永和以后似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既然清谈的风气依旧，我们就有必要把这一段清谈也做一个回顾。下面我就仍以人物为中心把东晋永和以后的清谈面貌简单勾勒一下。

1。庾龢（329—366）[417]

庾龢字道季，是庾亮的儿子。《晋书》本传说他“好学，有文章。”[418]徐广《晋纪》则说他“以文谈致称于时”[419]。他和谢朗、韩伯、王坦之年龄差不多，是常在一起清谈的好朋友。《世说新语·言语》七九条云：

谢胡儿语庾道季：“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

如此看来，庾龢自认其清谈本事超过王坦之而次于韩康伯。他是很自负的人，但颇敬重王、韩，《品藻篇》六三条云：“思理伦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度。自此以还，吾皆百之。”他敬王坦之的是“志力”，至于清谈，则坦之似乎还不是他的对手。

2。王坦之（320—375）[420]

王坦之字文度，王述之子，父子都有名当时。桓温死后，他与谢安共辅幼主（孝武帝司马曜），是东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可惜死得太早了（桓温卒后两年坦之亦卒），故不如谢安有名。

王坦之的确是一个“志力强正”的人，看他屡谏谢安之纵情声色及著《公谦论》《废庄论》，可以知之。尤其是那篇《废庄论》，与清谈颇有关系，值得一谈。

清谈“三玄”中，《庄子》最后起，但渡江以后却最盛，大有驾《易》《老》而上之之势。考《庄》学之始兴，乃在竹林七贤之时，本意是借庄子**的生活态度作外表以掩饰（同时也表达）其对当时政局的不满与不安。后来向、郭作注，大畅玄风，一方面把《庄子》引向深入、玄奥的学理探讨，使之成为清谈中比《易》《老》更流行的话题；另一方面则渐渐抹灭了嵇、阮当年的牢骚态度而发展了其中的**成分。颓废放任、纵情酒色一时成了名士们的时髦作风。这样，玄学清谈就通过《庄子》而与**的生活态度结下不解之缘。但这二者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玄学清谈完全可以离开**而发展。要离此二者，其关键就在于废《庄》。王坦之《废庄论》的出发点和用意就在这里。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懂得了王坦之何以废《庄》而不反《老》的原因，也就知道了王坦之的态度并不是站在玄学与清谈的对立面上。下面我从王坦之《废庄论》中摘引两段，从第一段我们可以看出他反的是因庄子而带来的风俗**，从第二段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反对玄学与清谈，玄学清谈所提倡的哲理态度（道）他是很赞成的，但他认为那已完全包含在孔、老的著作中了，庄子讲的并没有超过孔、老，因而是可废的。

若夫庄生者，望大庭而抚契，仰弥高于不足，寄积想于三篇，恨我怀之未尽。其言诡谲，其义恢诞。君子内应，从我游方之外，众人因藉之，以为弊薄之资。然则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鲁酒薄而邯郸围，庄生作而风俗颓。礼与浮云俱征，伪与利**并肆，人以克己为耻，士以无措为通，时无履德之誉，俗有蹈义之愆。骤语赏罚不可以造次，屡称无为不可与适变。虽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

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为而不争，圣之德也。群芳所资而莫知谁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弥贯九流，玄同彼我，万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421]

不难看出，王坦之坚持的正是正始间王、何一系的玄学正宗，即援道入儒、孔老并尊，他反对的是玄学末流的**之风——他认为是从《庄子》而起。显然，这个问题是很可以争论的，可惜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这个问题的论争的记载，例如元康间王衍与裴，或永和初殷浩与孙盛的辩论那样。

世传王坦之与支道林“绝不相得”，王谓支非高士，又批评他的清谈是“诡辩”，支则说王不解风雅，骂他是“尘垢囊”[422]。支、王之不相得，恐怕与一擅庄一废庄多少有些关系。他们之间倒是曾经有过清谈交锋，但令人奇怪的是，清谈声名籍籍的支道林那天却居下风：

王文度在西州，与林法师讲，韩、孙诸人并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孙兴公曰：“法师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

（《世说新语·排调》五二条）

西州即扬州，王坦之并没有做过扬州刺史，但他的父亲王述从354年2月到364年5月则一直是扬州刺史，而东晋时扬州治所在京城建康[423]，所以这次清谈多半是发生在支遁为哀帝迎至都而王述尚在扬州刺史任上的时候，即362年至364年前后[424]。文中“韩”应是韩伯，“孙”是孙绰。如此说来，王坦之的清谈本事应当还是不错的。

3。韩伯（332—380）[425]

韩伯字康伯，是殷浩的外甥，官至丹杨尹、吏部尚书，领军将军，后改授太常，未拜而卒。他小时候就表现得很有清谈天才，殷浩夸奖他，说：“康伯未得我牙后慧。”（见《世说新语·文学》二七条）就是说，他有他的见解，并不只是跟着舅舅学舌。殷浩又说：“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见《世说新语·赏誉》九〇条）《世说新语·夙惠》五条记他小时的一则故事，可见他推理的能力的确不错：

韩康伯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谓康伯曰：“且著襦，寻作复裈。”儿云：“已足，不须复裈也。”母问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故不须耳。”母甚异之，知为国器。

他长大后果然“善言理”[426]，司马昱引他为谈客[427]。王坦之作《公谦论》，袁宏难之，他作《辩谦》以折中，开头说：

夫寻理辩疑，要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则彼我之趣可得而详也。夫谦之为名，存乎降己者也。以高从卑，以贤同鄙，故谦名生焉。孤寡不毂，人之所恶，而侯王以自称，降其贵者也。执御执射，众之所贱，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贤者也。[428]

你看，他说辩论要先下定义，弄清概念，确定内涵；接着他就给“谦”下定义，然后又举例以明之。这的确是思理清晰的辩论文字，即以今天的逻辑学来要求，也是很严密的。我特地录出这一节，以见当时清谈说理之一斑。

韩伯又注《周易·系辞》，折中儒道，思想体系接近王弼，是继王弼《周易注》之后魏晋《易》学中又一重要著作。

4。谢朗

谢朗字长度，小字胡儿，谢安的侄儿，仕至东阳太守。他的生卒年不可考，但他的几个清谈好友庾龢、王坦之、韩伯既都生于329年至332年之间，则他大概也生于这前后。《晋书·七九·谢万传》又说他“早卒”[429]，则其卒年不会晚于370年。

谢朗从小就知名，得叔父谢安的赏爱[430]。在他那一辈的谢家子弟中有四个人最出色，用小名叫起来，就是所谓的“封、胡、羯、末”[431]，他就是胡，羯是谢玄，后来以他们两个名气最大。《晋书》本传说：

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名亚于玄。[432]

《世说新语·文学》三九条记他儿时与支遁的一次清谈很有意思：

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谢公语同座曰：“家嫂辞情忼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

谢朗以一总角小儿而能与支遁相抗，真是难能可贵。而此则故事记述生动，也可使我们对当时的清谈情景仿佛一二。

5。谢玄（343—388）[433]

谢玄字幼度，谢安之侄。他是东晋的名将，淝水之战的主要功臣。他成年以后的主要精力和事业都在经国大事上，但他青年时却也以清谈闻名。《世说新语·文学》四一条注引《玄别传》曰：

玄能清言，善名理。

那一条正文则记他与支遁的一次清谈：

谢车骑在安西艰中，林道人往就语，将夕乃退。有人道上见者，问云：“公何处来？”答云：“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

据《建康实录·八》，谢玄的父亲谢奕卒于穆帝升平二年（358），时谢玄十六岁（足岁十五）。从支遁的答语之兴高采烈看来，那次清谈颇热烈，而支遁对青年谢玄的表现也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