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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以后清谈的逐渐式微（第2页）

又《文学》五八条还载他与司马道子的一段对话：

司马太傅问谢车骑：“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

从这一条看来，谢玄似乎在名家学说上很下过一番工夫，否则司马道子不会这样问他。他的叔叔谢安年轻时曾向阮裕请教《白马论》，是否谢家有钻研名家的传统？魏晋玄学之兴起，名家曾经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但是后来“三玄”迭兴，名家思想似乎就失去吸引力了。但这一条记载告诉我们，至少在东晋中期，玄学清谈家们对名家学说仍然保有相当的兴趣。

以上五人，虽然有的活到4世纪的80年代，但他们的清谈活动，却似乎主要是在六七十年代，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是在支遁逝世之前，即公元366年（庾龢亦死于是年）以前，至少从《世说新语》的记载来看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以上五人的清谈活动基本上可视为咸康至永和间清谈热潮的余绪。事实上，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有的是亲身参与了那个热潮，有的是那个热潮的目击者，总之，他们都可以说是那个热潮熏蒸出来的幼苗。

自支遁卒后，东晋清谈就更给人一种老成凋谢而后继乏人的感觉。东晋后期几十年中，真正比较出色一点的清谈家似乎就只有一个殷仲堪。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殷仲堪，连带谈谈几个与他同时的以谈见称的人。

6。殷仲堪（？—399）[434]

殷仲堪是殷浩的侄儿，殷融的孙子，可说出身于一个清谈世家。他是孝武帝司马曜的亲信，由黄门郎擢迁荆州刺史，为东晋后期军政要角之一。后与桓玄争权，兵败死。

殷仲堪“有思理，能清言”[435]，对“三玄”最有心得，尤好《老子》。他自己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436]当时人说他于玄论“莫不研究”[437]。《世说新语·文学》六一条载他与惠远论《易》，六二条载他与羊孚论《庄子·齐物》，六五条载他和桓玄清谈。看来，他的确是当时修养最好而又相当活跃的清谈家。有人把他与韩康伯相比，认为在玄学修养及清谈方面两人在伯仲之间[438]。

但就是这样修养最好的清谈家，也自称不懂才性之辨。《世说新语·文学》六〇条云：

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

这同他那位族叔殷浩比较起来，可就差得远了。东晋后期清谈之渐趋衰落，从此也可窥见一斑。

7。羊孚（约372—约402）[439]

羊孚字子道，泰山人，《晋书》无传。根据《世说新语·言语》一〇四条、一〇五条，《雅量》四二条，《伤逝》一八条、一九条，《宠礼》六条等记载，可以知道他是桓玄的亲信幕僚，是谢混、卞范之的好友，人非常聪明，应答敏捷，尤长于文，只活了三十一岁，在桓玄篡位前已经去世。

羊孚善清言，曾与殷仲堪论《庄子·齐物》，居然赢了，使殷仲堪大为赞赏，“叹为新拔者久之”，见《世说新语·文学》六二条，前面论清谈内容时已经引过并有分析，兹不重出。从“叹为新拔者久之”这句话也可以看出，当时善于清谈的人的确不多了。

8。桓玄（369—404）[440]

桓玄字敬道，一名灵宝，桓温少子，温死时玄方四岁。桓玄颇肖乃父，是一个枭雄式的人物，后来造反篡位，做了他父亲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但只做了八十天皇帝，就被刘裕等人攻灭了。桓玄人极聪明，尤好文学，他的亲信幕僚中有不少是当时知名的文士，像羊孚、卞范之、殷仲文等。桓玄也好清谈，羊、卞等人大概同时是他的清谈伙伴。殷仲堪做荆州刺史时，桓玄的封地在荆州境内，他从义兴太守任上“弃官归国”，“在荆楚积年，优游无事”[441]，便经常去仲堪府上清谈。《世说新语·文学》六五条注引周祗《隆安记》曰：

玄善言理，弃郡还国，常与殷荆州仲堪终日谈论不辍。

该条正文云：

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年余后但一两番，桓自叹才思转退，殷云：“此乃是君转解。”

从这条记载看来，桓玄虽然也很能谈，但大约还不是殷仲堪的对手。

除以上诸人外，还可以一提的是王珉与张天锡。

9。王珉（351—388）[442]

王珉字季琰，小字僧弥，王导之孙。他与哥哥王珣（小字法护）都有名当时，而他的名声还在哥哥之上，时人说：“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443]王珣为东晋后期重要政治家，王珉也官至中书令，但他在书法与清谈方面的成就似乎更值得我们注意。《晋书》本传云：

（珉）少有才艺，善行书。

《续晋阳秋》云：

珉风情秀发，才辞富赡。

《世说新语·赏誉》一五二条云：

张天锡世雄凉州，以力弱诣京师，虽远方殊类，亦边人之桀也。闻皇京多才，钦羡弥至。犹在渚住，司马著作往诣之，言容鄙陋，无可观听。天锡心甚悔来，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弥有俊才美誉，当时闻而造焉。既至，天锡见其风神清令，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又谙人物氏族，中来（表）皆有证据。天锡讶服。[444]

以上数条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清谈的字眼，但“才辞富赡”“言话如流”这样的考语在当时风气下，几乎可以确定是指清谈，“陈说古今”也自非一般的聊天。顺便可以注意的是，远从凉州（今甘肃）而来的张天锡本以为“皇京多才”，期待甚高，结果竟至“心甚悔来”，幸亏有一王珉，否则不知要怎样失望。这件事很足以说明当时清谈人才之凋零寥落，试与咸康时的京师谈坐比一比，就不免令人感叹东晋后期清谈衰微之骤了。

10。张天锡（约344—约404）[445]

张天锡字纯嘏，为前凉后主，376年降于苻坚，国亡。383年淝水之战时，张天锡为苻融征南司马，于阵前奔归东晋，孝武帝拜他为散骑常侍，并恢复他的西平公爵。后来做过庐江太守，桓玄当政时，又封他作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当然只是一个空名），不久就死了[446]。

《晋书》本传说张天锡“少有文才，流誉远近”[447]，《世说新语》载他的故事凡三条，一条已见上文，是听王珉清谈，另外两条见《言语》，都与清谈有关。兹分别录析如下。

《言语》九四条：

张天锡为凉州刺史，称制西隅。既为苻坚所禽，用为侍中。后于寿阳俱败，至都，为孝武所器，每入言论，无不竟日。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北方何物可贵？”张曰：“桑椹甘香，鸱鹗革响；淳酪养性，人无嫉心。”

晋孝武帝司马曜为简文帝司马昱之子，从小聪明，善言理，颇有父风，谢安曾称叹说：“上理不减先帝。”[448]他所宠爱的人大都是会清谈的人，例如殷仲堪。这里说“为孝武所器，每入言论，无不竟日”，无疑是与孝武清谈，而不是论政对策。因为张天锡归晋时，孝武不过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政权掌握在谢安手里，孝武并不真正过问大政；何况即使要讨论国策，也绝没有要找一个刚从苻坚那边投奔过来的人谈论“竟日”的道理。张天锡答问者之语，则是随口引用《诗经》上的典故[449]，巧妙地讥讽了对方，可见其对传统典籍之精熟及口才之敏捷，这都是一个好的清谈家所应当具备的天分与修养。

《言语》九九条：

王中郎甚爱张天锡，问之曰：“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有何伟异？后来之彦，复何如中原？”张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因时修制，荀、乐之风。”王曰：“卿知见有余，何故为苻坚所制？”答曰：“阳消阴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岂足多讥？”

这里张天锡答王中郎[450]的两段话都非常精彩。第一段，王中郎问他对于渡江以来制度人物的看法并与曹魏、西晋作一比较，他的答语可谓非常“简至”。“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是说东晋的学术乃渊源于正始，但没有超过王、何；“因时修制，荀、乐之风”，是说东晋的制度乃承袭晋初而有所更益[451]。这里讨论的问题虽较实际，因而不能视为标准的清谈，但其内容则再一次证明了张天锡的犀利眼光和学术素养。第二段，王中郎问他何以为苻坚所败，张天锡答语不卑不亢，极纯熟而恰当地运用《周易》的思想为自己辩护。“屯”“蹇”“否”“剥”皆《周易》卦名，都有艰难困顿的意思[452]，用在这里天衣无缝。张天锡对于传统典籍，尤其是玄学典籍之熟，至此再也没有疑问了。

以上我对张天锡的几则故事做了较为详细的剖析，因为他的情况相当值得重视，我愿意再做一点申论。前凉政权在东晋北方割据诸国中是唯一由汉人士族建立的政权。前凉创始人张轨是汉常山王张耳的十七世孙，“家世孝廉，以儒学显”，张轨“少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453]。张轨于永宁元年（301）被任命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他知道天下将乱，有意经营河西之地，乃兴学行礼，建官旌贤，把凉州一带搞得很有一点平安兴旺的气象。当时有识之士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454]永嘉之乱，天下鼎沸，中原沦为豺狼狐貉之野，当时士族可以投奔的地方，除江南建康一带，便只有西北凉州一隅。故中原文化，包括魏晋以来之新学术，除在江南继续发展外，在北方保存得最好的就是张氏统治下的凉州一带了。张氏割据凉州凡九世七十六年，其间绝大部分时间仍存晋之年号，与东晋政权亦时有联系[455]。前凉各主中，亦不乏好学有文之士，除一世张轨及末世张天锡外，二世张寔（轨子）“学尚明察，敬贤爱士”[456]，三世张茂（寔弟）“虚靖好学，不以世利婴心”[457]，四世张骏（寔子）“十岁能属文，卓越不羁”[458]，七世张祚（骏子）“博学雄武，有政事之才”[459]。张氏各主既然多文，而凉州又为当时中原士族“避难之国”，则其文化、学术必有可观者，可惜史料缺乏，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详考了。我特别把张天锡的故事提出来，即是想借此为前凉学术存一证，希望研究者能注意及此。张天锡的才智修养，决不逊于当时东晋名士、王谢子弟，于此亦可见前凉集团在乱世中保存中原文化之功实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