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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玄及其注解的研究与讨论（第1页）

对“三玄”及其注解的研究与讨论

魏晋清谈的主要谈资是“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这一点大概没有疑义。“三玄”之名最早见于颜之推（531—590以后）的《颜氏家训·勉学》：

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然而济世成俗，终非急务。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88]

比颜之推还早百余年的王僧虔（426—485）在其《诫子书》中已使用了“诸玄”一词：

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赏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89]

从上下文不难看出，这里所谓“诸玄”即《易》《老》《庄》，与“三玄”同义。《王僧虔传》在《南齐书》，但《诫子书》则作于宋世，看来“三玄”一词之成立当不晚于晋宋之际。至于清谈中以“三玄”为主要谈资的事实，则早在正始时就是如此了，这不仅可从前述颜之推的话间接推出，而且有更直接的资料可以证明。下面一段引文摘自《三国志·二九·魏书·管辂传》裴松之注所引之《管辂别传》：

辂后因得休，裴使君问：“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实何如？”辂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见者清，所不见者浊。神在广博，志不务学，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则智由此惑。故说《老》《庄》则巧而多华，说《易》生义则美而多伪；华则道浮，伪则神虚；得上才则浅而流绝，得中才则游精而独出，辂以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诚如来论。吾数与平叔共说《老》《庄》及《易》，常觉其辞妙于理，不能折之。又时人吸习，皆归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见得清言，然后灼灼耳。”[90]

《管辂别传》的作者是管辂的弟弟管辰，他自己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从他的叙述看来，正始时清谈家们经常谈到的话题就是《易》《老》《庄》，也就是“三玄”。

总之，以上诸家的话证明从何、王开始到南朝齐、梁间，“三玄”始终是清谈的重要内容。此外，王僧虔的话还说明，有关“三玄”的注解也是谈士们必须熟诵的，“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数语即指王弼、何晏、马融、郑玄诸家对于《易》《老》的解释。显然，谈士们在清谈时一定也会就这些注解展开讨论或辩论。如果不熟悉这些注解及其异同，那就像在猜谜（或猜物）时，前边的人已说出谜底，后边的人还不知道怎么猜出来的，岂非贻笑大方？

所以，熟悉“三玄”及其注解就成了魏晋清谈家们的基本训练，不熟悉“三玄”及其注解，差不多就没有“谈”的资格。即使是天分很高的人，也只有在研究过“三玄”之后，才能在清谈中与人匹敌。前章第三节中引过的诸葛厷的故事（《文学》一三条）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玄”在魏晋清谈中的重要地位，我们也不难从一个简略的统计中看出来：

《世说新语·文学》前半从一条至六五条，记载汉末至魏晋之学术人物及其故事，除前四条为东汉事外，其余六一条几乎条条都与魏晋清谈有关，是现存正面记载魏晋清谈的唯一生动资料来源。这六一条中，不涉及内容（或说内容不可知）的共一八条，涉及内容的共四三条。在知道内容的四三条中，明确提到三玄的共一五条，占三分之一强。其中提到《易》的三条（二九、五六、六一），提到《老》的三条（七、一〇、六三），提到《庄》的六条（一五、一七、三二、三六、五五、六二），《老》《庄》共提的三条（八、一三、一八）。

下面我想分别考察一下“三玄”在魏晋清谈中的情况。

1。《周易》

《周易》是儒家五经中最富哲学意味的一部书，也是最易与道家思想沟通的一部书，因此也就自然成为醉心哲理、希望融合儒道的魏晋清谈家们最喜爱的一部经典。相对于两汉而言，魏晋南北朝时儒学呈现衰落之势，儒家经典不再像两汉时那样被士人们重视了，但独有《周易》是一个例外。学者们研究《周易》的兴趣不亚于两汉，而且历久不衰。凡是著名的清谈家，可说没有不精《周易》的。

从现存资料来看，谈《易》之风最盛的是清谈早期，即魏正始（241—249）前后。

《世说新语·规箴》二条注引《管辂别传》云：

辂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声发徐州。冀州刺史裴徽举秀才，谓曰：“何、邓二尚书，有经国才略，于物理无不精也。何尚书神明清澈，殆破秋毫，君当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当相问，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辂曰：“若九事皆至义，不足劳思。若阴阳者，精之久矣。”辂至洛阳，果为何尚书问九事，皆明。何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也。”时邓尚书在，曰：“此君善《易》，而语初不论《易》中辞义，何邪？”辂答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何尚书含笑赞之曰：“可谓要言不烦也。”

管辂以阴阳术数闻名，尤精占卜，故《三国志》以之入《方技传》。其实他也是很好的清谈家，他的谈《易》相当注重哲理，并不只是说吉凶祸福，例如此处的“善《易》者不论《易》”一语，即与王弼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说暗合。据《三国志·二九·魏书·管辂传》及裴注所引之《管辂别传》，当时与管辂谈过《易》的除裴徽、何晏、邓飏外，至少还有下面几个人：

①列人令鲍子春[91]；

②安平太守王基[92]；

③魏郡太守钟毓[93]；

④平原太守刘邠[94]；

⑤清河令徐季龙[95]。

此外，我们还知道荀粲、荀俣兄弟讨论过《周易》中卦象能否尽圣人之意、《系辞》能否尽圣人之言的问题[96]，荀与钟会讨论过《周易》是否有“互体”的问题[97]，荀融和王弼讨论过《周易》之“大衍义”等等[98]，都是闻名一时的。

著作方面则有王弼的《周易注》及《周易略例》[99]、钟会的《周易无互体论》及《周易尽神论》[100]、钟繇的《周易训》[101]、阮籍的《通易论》[102]等。其中王弼的两种著作最有名，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后世清谈家必读之作。

总之，正始前后的清谈家对《周易》的兴趣极浓，论《易》之风极盛，提出的问题最多，有关的著作也特别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