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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玄及其注解的研究与讨论（第2页）

到西晋时，《易》学则颇有衰落之势。《晋书·四九·阮修传》云：

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王衍当时谈宗，自以论《易》略尽，然有所未了，研之终莫悟，每云“不知比没当见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谓衍曰：“阮宣子可与言。”衍曰：“吾亦闻之，但未知其亹亹之处定何如耳！”及与修谈，言寡而旨畅，衍乃叹服焉[103]。

从王衍“不知比没当见能通之者不？”的话看来，当时精《易》的人显然不多，王衍虽“自以为论《易》略尽”，但并无事迹或著作流传下来，那么他对《周易》的修养恐怕还是有限，决赶不上正始间王弼、管辂、钟会等人的水平。

东晋时谈《易》之风又复兴起来。《世说新语·文学》二九条：

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

“名胜”即名人、名士[104]，桓温以主人的身份邀集当时的清谈家们来讨论《周易》，足见其时对《周易》的热情。桓温、简文（即司马昱）是东晋中期的军政领袖，又是名士首领，因此又可推见这次讨论的层次之高、规模之大和态度之郑重。

东晋永和初年（345），在司马昱的主持下，曾经举行过一次以《周易》为主题的清谈辩论盛会。辩论的主方为孙盛，他作了一篇《易象妙于见形论》，大意是说《周易》卦象能够涵盖宇宙间一切变化，故为任何现有之具体事物或形象所不及，例如乾坤二卦虽表天地，但不限于天地，它比天地所含更广；巽坎二卦虽表风雨，但不限于风雨，它比风雨之变更多等等[105]。辩论的客方先是殷浩，后是刘惔，其他著名清谈家，如王濛、谢尚也都在场。辩论极为热烈，孙先胜殷浩，后屈于刘惔，《世说新语·文学》五七条有生动的记载。

孙盛之论《易》较为保守，他反对王弼论《易》时不注重卦象而着重探讨玄理的态度（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三节），这有点像正始间管辂对何晏的批评。正始间关于《周易》的一些争论似乎在东晋时又重新被提出来，例如荀俣与荀粲辩论过的《易》象能否尽圣人之意的问题，在东晋时显然又有过颇热烈的争论。除上述孙盛《易象妙于见形论》与此有关外，还有一条旁证，见《世说新语·文学》七四条刘注引《中兴书》：

殷融字洪远，陈郡人，桓彝有人伦鉴，见融，甚叹美之。著《象不尽意论》《大贤须易论》，理义精微，谈者称焉。

殷融著《象不尽意论》显然是因为清谈中涉及了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兴书》接着说：“兄子浩，亦能清言，每与浩谈，有时而屈。退而著论，融更居长。”可见殷融之论的确是清谈的产物。

东晋清谈中对于《周易》的讨论还涉及哪些问题呢？《世说新语·文学》六一条云：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

首先我要指出，这段记载虽只一问一答，却是典型的清谈。它发生在两个著名的清谈家之间，谈的是学术哲理，绝非一般的聊天。当时的过程也一定不止于这一问一答，不过记录者只取了这两句精华而已。《世说新语》中这样的记事法屡见，读时要特别留心。从这条记载看来，“《易》以何为体”一定是当时清谈中讨论的题目之一。

又《世说新语·文学》八三条云：

王敬仁年十三作《贤人论》，长史送示真长，真长答云：“见敬仁所作论，便足参微言。”

该条刘注云：

修[106]集载其论曰：“或问：《易》称贤人黄裳元吉，苟未能暗与理会，何得不求通？求通则有损，有损则元吉将虚设乎？答曰：贤人诚未能暗与理会，当居然人从，比之理尽，犹一豪之领一梁。一豪之领一栗，虽于理有损，不足以挠梁。贤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挠梁，于贤人何有损之者哉！”

王修是著名清谈家王濛的儿子，从小就喜欢听父辈清谈（见《世说新语·品藻》四八条、《赏誉》七六条），他十三岁所作的《贤人论》无疑是听父辈清谈的结果。从刘注中的摘要看来，《贤人论》的内容是讨论《周易》中某一具体卦象的。这说明东晋清谈家论《易》时既讨论总体性的问题，诸如《易》以何为体、易象能否尽圣人之意、易象是否妙于见形等等，也讨论到对卦义的理解这样具体细致的问题。

2。《老子》

《老子》是道家最根本的经典，魏晋清谈家对《老子》的重视可说与《周易》等，《易》《老》每并题，而“善《易》《老》”“好《老》《易》”“善言《易》《老》”等就成为对魏晋清谈家常见的考语。清谈早期，《庄子》的地位并不高，“三玄”以《易》《老》为主。到东晋时，《庄子》非常盛行，但反对的也有，例如王坦之。值得注意的是，王坦之虽主张“废《庄》”，却不排《老》（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五节），于此可见《老子》在魏晋人心目中地位之崇高。

魏晋清谈的早期代表何晏、王弼都精《老子》，而且都注过《老子》，但王注较何注更好，何晏自以为不及，便将原注改为《道》《德》二论。此事见《世说新语·文学》七条与一〇条：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二说略有出入，但基本一致。《道德论》与《道》《德》二论应是一书无疑。汉代《老子》原分“道经”与“德经”两部分，何晏书名《道论》《德论》，不过是沿袭旧例，合称之则为《道德论》，正如“道经”与“德经”合称为《道德经》一样。何晏此论久佚，东晋张湛注《列子》，于《天瑞》曾引《道论》一段。王弼的注则一直流传下来，成为魏晋玄学的理论基础，是清谈家的必修教材，至今仍是《老子》一书最有价值的注本。

正始时另一著名清谈家，王弼的朋友钟会也注过《老子》。《三国志·二八·魏书·钟会传》云：

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107]

这《道论》二十篇很可能就是后来《隋书·经籍志》中所载的钟会《老子道德经注》二卷。钟会的父亲锺繇也有《老子训》一书，见《世说新语·言语》一一条注引《魏志》。

西晋时谈《老》的风气特盛，《世说新语·文学》一二条注引《晋诸公赞》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