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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这个你可要记住！”

他所讲的许多事我都不想记住，但这些事，即使没有外公的命令，也像令人疼痛的针一样，扎进记忆中。他从来不讲童话，只讲往事。我还发现他不喜欢别人提问，但我还是要不依不饶地问他：

“那谁更好些：法国人，还是俄国人？”

“这个怎么说呢，我又没看见过法国人在自家屋里怎么生活的。”他气愤地嘟囔着，又补充道，“在自己洞里连黄鼠狼都是好的……”

“俄国人好吗？”

“什么人都有，地主时期要好些，那时的人们都上了镣铐，现在大家都自由了，但却没有面包，也没盐！老爷们，当然不是慈善家，但他们足智多谋；这不是指所有的老爷，要是老爷人不错，你也会喜欢的！

“也有老爷是傻瓜，像个口袋，人家往里装什么，他就兜着什么！我们有许多硬壳子，乍一看，是个人，一了解，一个壳子而已，没有内核，内核被吃掉了。我们应当好好汲取教训，好好打磨自己的智慧，但又没有好的磨刀石……”

“俄国人力气大吗？”

“俄国人有些是大力士，但关键不在力气，而在灵活敏捷；不管你力量多大，总大不过马。”

“那为什么法国人打我们？”

“啊，战争是沙皇的事情，我们没法搞懂这个！”

我问拿破仑是个什么样的人，外公的回答令人难忘：

“他是个勇猛彪悍的人，想要征服全世界，想让大家过一样的日子，没有贵族先生，也没有官老爷，很简单—没有等级制度！只是名字各种各样，但人人权利都是一样的。信仰只有一个。这当然是胡扯：只有龙虾才没法分清楚，鱼就有各式各样的，鲟鱼跟鲇鱼不能合伙，小体鲟鱼不能跟鲱鱼成为朋友。我们这里也有过拿破仑这样的人：拉辛·斯捷潘·季莫菲耶夫和布加奇·叶米里扬·伊万洛夫[　此处指俄国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斯捷潘·季莫菲耶维奇·拉辛和叶米里扬·伊万诺维奇·普加乔夫，他们其实不属于拿破仑派。]，我以后再讲他们……”

有时他长时间默默不语地打量着我，眼睛睁得圆圆的，仿佛才发现我，这令人很不爽。

他从来没跟我谈到我的父亲和母亲。

谈话的时候，外婆不时走过来，长久地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仿佛不存在似的，她会忽然用柔和得要拥抱的语调问：

“老爷子，还记得不，我们到木罗姆朝圣，那是多美好的事啊？那是哪一年呢？……”

外公想了想，详细地回答道：

“说不准，是霍乱流行之前[　1848年之前。]，是在森林里抓奥洛涅茨人[　当时俄国北部奥洛涅茨省是旧式教派教徒聚集之处，那里的农民曾经为拒绝到工厂当工人而躲进了森林。]那年。”

“那就对了，我们还怕他们呢……”

“就是。”

我问谁是奥洛涅茨人，他们干吗要跑到森林里去，外公不太情愿地解释道：

“奥洛涅茨人就是些庄稼汉，他们从官府、工厂、工作岗位逃跑了。”

“怎么抓他们？”

“怎么抓？就像小孩子捉迷藏：一些人跑，一些人抓、找。抓到就用树条打，鞭子抽；还要穿鼻孔，在额头烙印做标记，以示惩罚。”

“这是为什么？”

“为审讯。这个不是那么清楚，谁有罪，是逃跑的人，还是去抓的人，—我们弄不明白……”

“记得不，老爷子？”外婆又开始说，“大火刚过之后……”

外公凡事都认真，严厉地问道：

“哪一次大火？”

他们一回忆往事，就忘了我的存在。他们说话的声音不高，很平和，有时感觉像在唱歌，唱的是不快乐的歌，唱疾病、火灾、杀人、暴卒和巧取豪夺，歌唱疯癫乞丐和暴怒的贵族先生。

“经历了多少事，看到了多少事啊！”外公声音低沉地嘟囔。

“我们过得很差吗？”外婆说，“你想想，我生了瓦利娅后的那年春天多美啊！”

“那是在1848年，就是远征匈牙利那年[　沙皇尼古拉一世镇压匈牙利的1848年革命。]；教父吉洪在孩子洗礼后的第二天就被拉去打仗……”

“然后就没下落了。”外婆叹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