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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吗瞎胡闹？清醒些吧!……”

外公一下落到窗户下的长凳子上，号叫着：

“杀死你们！所有这些跟我对着干的人，啊，啊……”

“您可真不害臊？”母亲的声音很浑厚，“您就一直装蒜吗？”

外公喊叫着，脚踢打着长凳，胡子滑稽地朝着天花板，双眼紧闭着。我也觉得他在母亲面前很丢脸，他确实在装蒜，所以才闭着眼睛。

“我给你把这些纸片粘到白棉布上，这样会更好更结实。”母亲说着，一边打量着那些碎片和纸张，“您看，全揉坏了，压扁了，散开了……”

她和他讲话，就像上课时跟我讲话，不知所云。外公忽然站起来，熟练地整理好衬衣、马甲，咳了一下，说道：

“现在就开始贴，我给你剩下的纸页……”

走到门口，他在门槛旁转过头来，一个手指勾起来指着我说：

“他该挨揍！”

“那是当然，”母亲附和着，一边俯下身子靠近我，“你干吗要这样做？”

“我，故意的。要是他打外婆，我就把他胡子扯下来……”

外婆脱下扯破了的短上衣，摇着头说道：

“不是保证不说的吗？”

她往地板啐了一口痰：

“要让你舌头发肿，让你没法动它，没法转它！”

母亲看了她一眼，在厨房里走了走，然后又来到我跟前。

“他什么时候打的她？”

“你呀，瓦尔瓦拉，真不害臊，还问这个，这关你什么事？”外婆生气地说道。

母亲拥抱了她。

“哎呀，妈妈，你可真是我的好妈妈……”

“好妈妈啊！快走开……”

她们互相看了一眼，就不吭声了，散开了。外公在过道里来回走动。

母亲刚来的日子就和一个女房客—一个军人的妻子交上了朋友，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到前屋去，别特连格家族的人们—那些漂亮的太太和军官也到那里去。外公对此十分不爽，在厨房里坐着吃晚饭的时候，他不止一次拿起勺子威胁，气鼓鼓地唠叨：

“该死的，又聚在一起了！从现在到早上就别想睡觉！”

不久，他要求房客们把房子腾出来，他们搬走后，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两大车各式家具，摆放到前屋里，用一个大挂锁把门锁上：

“我们不需要房客了，以后的客人我亲自接待！”

于是，每逢节日，客人们就来了。常来的有外婆的妹妹马特连娜·伊万诺夫娜，一个大鼻子的爱叫嚷的洗衣女工，她穿一件条纹绸衣，头戴金色头巾。同她一起来的是两个儿子：瓦西里—一个绘图员，长头发，善良、快乐，一身灰色衣服；一身五彩斑斓的维克多，天生一个马头，狭窄的脸上满是雀斑。还在过道里，他就一边脱掉套鞋，一边像彼得鲁什卡那样尖声尖气地唱起来：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这让我吃惊不小，吓了一跳。

雅科夫舅舅带着吉他来了，还带来一个独眼秃顶的钟表匠，这个钟表匠穿一件黑色长礼服，安静，像个修道士。他总是坐在角落，往一侧歪着头，微笑着，用一根手指戳进剃得溜光的双重下巴，古怪地撑着头。他的脸有些发黑，他那只独眼看所有人都是那么地仔细。这个人很少说话，老是重复那句话：

“别折腾了，反正都一样……”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忽然想起很早以前的一件事。那时我们还住在新街，有一天，大门外响起沉闷而恐惧的鼓声，一辆又高又黑的大车被士兵和人们簇拥着驶过从监狱通向广场的街道。车上长条凳上坐着一个瘦小身材、戴着圆毡帽和镣铐的人，他胸前挂着一个黑牌子，上面写着很大的白色的字。他低垂着头，像在读题字，整个身子都在摇晃，镣铐发出了声响。

母亲告诉钟表匠：“那是我儿子。”—我吓得后退，想避开他，把两只手藏起来。

“别费神了。”他说道，整个嘴巴可怕地扭到右耳根。他抓住我的腰带，拉到面前，轻快地把我转个圈，然后放开，夸赞道：“不错，这小孩还挺结实……”

我爬到角落里的皮圈椅上，这个皮圈椅很大，可以躺在里面，外公老是夸赞它，说这是格鲁吉亚王公的宝座。我爬上去看大人们无聊地欢笑，那个钟表匠的脸如何古怪而可疑地变化着。他那油腻、液态的脸在融化、漂流。他一笑，肥厚的嘴唇就移到了右腮，那个小鼻子也在滑动，就像盘子里的饺子。两只招风耳在奇怪地移动，时而跟那只好眼睛上的眉毛一起抬起，时而集中到两颊的颧骨上。看来，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用两只耳朵像两只手掌一样来捂住鼻子。有时，他叹口气，伸出像捣杵一样又长又黑的舌头来，灵活地画个正圆形，舔舔那个厚厚的油腻腻的嘴唇。所有这一切并不滑稽，只是让人惊讶，使得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他们喝着掺有朗姆酒的茶，这酒有股烧焦的葱皮味道。喝外婆酿的果子酒，黄黄的，像黄金，黑黑的，像焦油，绿绿的；吃浓烈的酸牛奶、罂粟籽奶油蜂糖饼，大伙儿流着汗，喘着气，直夸外婆能干。吃饱喝足后，人们满面红光，挺着肚子，一本正经地坐到各自的椅子上，懒洋洋地请雅科夫舅舅弹首曲子。

他向吉他俯下身弹奏，伴着音乐令人厌烦地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