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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喜欢阴雨天，当然，这不是指星期六生火洗澡遇到的阴雨天。

外面下着雨，谁也不会出来，谁也不会往我们这幽暗角落张望。柳德米拉很害怕“被人撞见”。

“你知道到那时人们会怎么想呢？”她悄悄问道。

我知道，我也怕“被人撞见”。我们坐了好几个钟头，谈着什么，有时候，我会讲外婆讲过的童话故事，柳德米拉就讲讲熊河[　顿河的一条支流。]哥萨克人的生活。

“哎呀，那里可真好啊！”她叹口气，“这里嘛，算什么呢？只能算叫花子住的地方吧……”

我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去看看那条熊河。

不久，我们就再也不用去澡堂更衣间了：柳德米拉的妈妈在一个毛皮匠那里找到一份工作，清早就要出门，她妹妹上学了，她哥哥在瓷砖厂打工。阴雨天，我就去她家，帮她做饭，收拾屋子和厨房，她笑着说：

“我们两个就像夫妻一样，就是没有睡在一起。我们其实比那些夫妻过得还好—那些丈夫还不帮老婆干活儿呢……”

我若是有了钱，就去买些糖果点心来和她一起喝茶。为了不让爱唠叨的她妈知道，还得将烧过的茶炊放到冷水里浸冷。有时候，外婆来看我们，坐着编花边或者刺绣，讲些精彩的童话故事，要是外公进城了，柳德米拉就过来我们家，我们两个就毫无顾忌地大吃一顿。

外婆说：

“瞧，我们日子过得多好！自己挣的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她看好我们的友谊。

“男孩子跟小姑娘要好，这是好事！只是不要乱来……”

接着她用最简洁的话语给我们解释什么是“乱来”。她说话既漂亮又能打动人，使我深刻明白花儿没有开放是不能摘的，否则它们既没有香味也没有果实。

我们不想“乱来”，这并不妨碍我和柳德米拉讲那些人们都不说的事情。当然是必要的时候才讲，那些粗野的两性关系实在是太多太碍眼了，让我们非常难受。

柳德米拉的父亲，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帅哥，鬈发，留着小胡子，两道浓眉动起来英气逼人。他出奇地不爱说话，—记忆中他没有说过一句话。爱抚孩子的时候，他只是低沉地哞哞直叫，像个哑巴，甚至打老婆也是一声不吭。

每到傍晚和节假日，他就穿上天蓝色衬衣、绒布灯笼裤和擦得铮亮的皮靴，带着一个手风琴走到大门口，手风琴的皮带扣到背上，活像一个“站岗”的士兵。立刻，我们大门旁就开始了“游园会”，姑娘少妇们一个接一个地走来，有的半遮半掩地瞟他，有的大胆公开地用贪婪的眼神看着他，而他，鼓着下嘴唇，站在那里，用挑选的眼神看着女人们。在经过男人身边的这种缓慢的注定一无所获的举动中，在无声的眼睛相对的交谈中，有某种畜生的令人不爽的东西，—好像每个女人，只要男人向她们吩咐式地眨眨眼，她们就顺从地瘫倒在满是垃圾的街道沙土中，就像被打死了一样。

“公羊出来秀了，不要脸的丑八怪！”柳德米拉的妈妈埋怨道。她瘦高个子，脏兮兮的长脸，得过伤寒，头发剪短了，就像一把用旧了的扫帚。

柳德米拉坐在她旁边，一边徒劳地想把她的注意力从街上吸引过来，一边不厌其烦地问这问那。

“别烦我，讨厌鬼，不走运的丑丫头！”她母亲嘟囔着，不安地眨着眼睛；她那狭小的蒙古式的眼睛放出奇怪的光芒，一动不动，—就像触碰到什么并一直盯在那里。

“妈妈，你别生气，反正都这样了，”柳德米拉说道，“你看，那个席匠的老婆多漂亮啊！”

“要是没有你们三个，我还要打扮得漂亮些，我都让你几个吃光喝光了。”她恶狠狠地恍恍惚惚地答道，眼睛死死盯着那个肥大的席匠寡妇。

她像一幢小房子，胸部像个门廊，红红的脸蛋包裹在一条绿头巾里，就像是反射着阳光的天窗。

叶夫谢延科把手风琴横挂在胸前演奏着。手风琴上有很多按键，那令人倾倒的琴声传到很远，整条街上的孩子们都跑过来，扑到手风琴手脚下的沙地上，屏声静气地、出神地听。

“等着瞧，会有人拧下你的脑袋的。”叶夫谢延科的老婆诅咒自己的丈夫。

他一声不吭，斜眼瞟着她。

席匠的老婆在不远处的“马鞭子”店铺旁的长凳子上一屁股坐下，脑袋歪到肩头上，红着脸，倾听着。

田野上，墓地后面，晚霞映红了天空，沿着街道，就像沿着河流漂浮着一块块装扮得鲜艳的躯体部分，孩子们旋风似的汇入其中，温暖的空气温柔得令人陶醉。

白天里烤烫的沙土发出某种刺鼻的味道，特别是屠宰场飘来的那略甜的油腻味道—血腥味；那个毛皮匠住的院子，散发着臭烘烘的皮革咸味。女人们的闲聊、男人们的醉号、孩子们的尖叫、手风琴的低唱—这一切融合成一种低沉有力的喧闹，不断造物的大地发出沉重的叹息。一切都是那么粗野、露骨，让人们对这类无耻的动物般的黑暗生活产生极大的、牢不可破的信心。这种生活一边夸耀着自己的力量，一边忧虑而紧张地找着发泄力量的地方。

不时有某种特别可怕的话语穿过喧闹进入心里，并且永远牢牢地固定在记忆里：

“大家不要同时打一个人—要挨个来……”

“要是大家连自己都不爱惜，那谁还来爱惜我们呢……”

“或许，上帝生女人出来，就是用来搞笑的吧？……”

深夜已经来临，空气清新了一些，喧闹声安静了下来；被黑影装扮的木头房子膨胀着、长大着。孩子们被拉回各自的院子睡觉，有的直接就在篱笆墙前、母亲的脚边或膝盖上睡着了。孩子们一到深夜就变得比较温顺、听话。叶夫谢延科不知不觉消失了，就像融化了，席匠女人也不见了，沉闷的风琴声在远处响起，在墓地后面。柳德米拉的妈妈，弓着背，缩成一团，像只猫一样坐在长凳子上。我的外婆到隔壁一个女邻居—一个接生婆兼撮合男女之事的皮条客家里喝茶去了。她是一个高大而骨瘦如柴的女人，有着一个鸭嘴似的鼻子，平坦的男人似的胸脯上挂着一枚“救生奖”[　火灾中抢救居民的金质奖章。]金质奖章。整条街的人都说她是巫婆，都怕她；说是有一次火灾中，她从火里救出了某个上校的三个孩子和他生病的妻子。

外婆跟她很要好，两人在街上碰见，老远就微笑着打招呼，好像特别好似的。

科斯特罗马、柳德米拉和我坐在门口长凳子上，丘尔卡叫柳德米拉的哥哥出来比试一下。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在沙地上来回扭打，扬起了灰尘。

“别打了！”柳德米拉恐惧地央求。

科斯特罗马的黑眼珠斜瞟了她一眼，就讲起猎人加里宁的故事，这是一个花白头发、眼睛狡猾的老头儿，出名的坏蛋，全镇的人都认识他。他不久前去世了，但没埋进墓地的沙土里，而是把他的棺材放在离其他坟墓不算远的地面上。棺材是黑色的，带高脚架，封盖用白漆涂鸦—画了一个十字架、一个矛、一根拐杖和两根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