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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一切后面，我隐约看到了活生生的对我很有意义的真理之光、另一种生活的场景和不同的人际关系。我搞清楚了，在巴黎，那些马车夫、工人、士兵及整个“下等人”都跟尼日尼、喀山、彼尔姆等地方的不一样，—在那边，“下等人”更敢于跟贵族老爷说话，跟他们的关系更简单更随意。比如—那里一个士兵，他不像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士兵，—无论西多洛夫、轮船上的维亚特士兵，乃至叶尔莫辛；他比他们所有人更像一个人。他身上有某种跟斯穆雷共同的东西，但又不像斯穆雷那样凶狠和粗野。又比如—那里一个店铺老板，可是他也比我知道的所有店主都要好。就算是书里的神父，也不是我所知道的那样，—他们对人更真诚更有同情心。总之，按书上说的，国外的所有生活要比我所知道的生活有趣得多、轻松得多、好得多。在国外，打架也没这样频繁和粗野，不会像捉弄维亚特士兵那样虐待似的捉弄人，不会像老太婆那样，愤怒地向上帝祈祷。

尤其明显的是，书里讲到了恶棍、吝啬鬼和下流坯，但他们身上没有那种我所熟悉的常常见到的难以言说的残酷、那种捉弄人的嗜好。书里的恶棍凶残得有道理，基本上总能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凶残，而我所看到的凶残都是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人们多是以此为乐，并没期待有什么好处。

每读一本新书，俄国生活跟其他国家生活的差异愈加明显，同时也让我产生一种茫然的苦恼，愈加怀疑这些边角肮脏、读旧了的泛黄纸页的真实性。

一次，我忽然得到一本龚古尔[　爱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法国作家。]的长篇小说《桑加诺兄弟》，我一晚上就读完了，我很惊讶，这里有种我从未体验过的东西，于是又读了一遍这平淡伤感的故事。这书里没什么错综复杂的情节，表面上没什么有趣的东西，最初几页这书给人的感觉就是严肃、枯燥，跟圣徒传一样。其语言用词准确，没有一丝夸张，起初令我有些吃惊和不快，但精练的语言、严谨的造句很好地留在我心里，这样富有感染力地讲述马戏师两兄弟的悲剧，弄得我双手因为读到此书而兴奋得发起抖来。读到那不幸的演员拖着折断的双腿爬到阁楼上去，而他的兄弟正在阁楼上悄悄地研究心爱的艺术，我不禁哭了起来。

把这本好书还给裁缝妻子的时候，我请求她再给我一本这样的书。

“哪种叫这样的书呢？”她笑着问道。

她这一笑把我弄得有些尴尬，一时说不出我想要什么书。她说：

“这本书枯燥乏味，等等，我给你本更有趣的……”

几天后，她给了我一本格林武德[　格林武德（1833—1929），英国作家。]的《一个流浪儿的真实故事》。这本书的书名多少有点刺痛我，但第一页就唤起了我心里狂喜的微笑，—我一直带着这微笑把全书读完，有很多页还重复读了两三遍。

原来，在国外，有时也有过着这样艰苦日子的小孩子啊！看来，我的日子还不算太坏—不必悲观！

格林武德给了我极大的勇气，这本书之后，很快，我就得到一本真正的“正经书”—《欧也妮·葛朗台》。

葛朗台老头儿让我清楚地想起了外公，遗憾的是，这本书太小，但让人吃惊的是，这里面有那么多的真实。这是我很熟悉又是生活中令人厌烦的真实，这本书以一种全新的、没有恶意的、平和的手法展现了出来。所有以前看过的书，除了龚古尔，评价起人来都是那样声色俱厉，就像我的主人们，常常唤起人们对罪犯的好感和对好人的恼怒，人们总是遗憾地看到，虽然消耗了很多脑力和意志，人还是没法达到自己的愿望—善良的人在他面前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一动不动，跟石头柱子似的。虽然所有的恶毒伎俩碰上这些石柱都会不可避免地破碎，但这些石头柱子并不能唤起同情。一堵墙不管多美多坚固，当你想去这堵墙后面的苹果树上摘苹果时，—就不会欣赏这堵墙了。因此我觉得，最珍贵最生动的就是藏在善行后面的……

龚古尔、格林武德、巴尔扎克的小说里没有恶人，也没有善人，有的只是一些普通人，一些活生生的人。他们是不容怀疑的，他们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而不会是其他什么样子。

这样，我终于明白了，“好的，正经的”书能带给人多么大的欢喜。可是这种书哪里能找得到呢？在这方面，裁缝妻子不大可能帮得上我。

“这是本好书。”她说着，递给我阿尔桑·古塞[　阿尔桑·古塞（1815—1896），法国作家与文学评论家。]的《满是玫瑰、黄金和鲜血的双手》，还有贝洛[　阿·贝洛（1829—1890），法国小说家，其作品曾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俄国的译本有《一个女凶手的情夫们》《社交界的秘密》等。]、保罗·德·科克[　保罗·德·科克（1794—1871），法国小说家，其作品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于俄国的译本有《林荫道上的儿童》《男男女女》《巴黎浪**子》等。]、保罗·费瓦尔[　保罗·费瓦尔（1817—1887），法国小说家，其作品于19世纪50至70年代流行于俄国的译本有《一妇二夫》《伦敦的秘密》《皇后的宠幸》等。]的长篇小说，可我读这些书的时候有些紧张。

她很喜欢马里耶特[　弗雷德里克·马里耶特（1792—1848），英国作家，写过很多关于海员生活的作品。]和韦尔纳[　伊丽莎白·韦尔纳（1838—1918），德国女作家，著有《一路平安》《意志的力量》等小说。]的长篇小说，—但我觉得这些书都很无聊空洞。我也不喜欢施皮尔哈根[　弗里德里希·施皮尔哈根（1829—1911），德国作家，其作品在俄国十分流行，代表作《两头受气》和《战场上一人不成军》。]，但很喜欢奥尔巴赫[　贝托尔德·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作家，擅长写反映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的短篇小说。苏[　拜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代表作《巴黎的秘密》《永久的犹太人》。]和雨果也一般，比之他们，我更喜欢司各特。我想要的书是那种令人兴奋和愉悦的、类似巴尔扎克那样美妙的书。我也越来越不喜欢这位瓷美人了。

每次去她那里，我都要穿上整洁的衬衣，发型也要梳理一番，尽可能打扮得仪表堂堂，我未必能做到，但我总在期待她发现我的光鲜仪表，跟我交谈更随和更友善，不要在那张干净的、总是喜气洋洋的脸上露出呆滞的微笑。但是她微笑着，用倦怠而甜蜜的嗓音问我：

“读完了？喜欢吗？”

“不喜欢。”

她略略抬起细细的眉毛，看着我，叹口气，用熟悉的鼻音说道：

“那是为什么呢？”

“这事我看过了。”

“这件事是什么事？”

“关于爱情……”

她眯缝起眼睛，甜蜜地笑起来：

“呵呵，所有的书都有写爱情啊！”

她坐在一个大圈椅里，穿着一双毛皮便鞋的小脚在轻轻动着，时不时打个哈欠，身子裹在浅蓝色长罩衫里，粉红色的手指敲着膝上的书皮。

我想问她：“您为什么不搬走呢？军官们还在不停给您写信，嘲笑您……”

可我没勇气对她说这些，我抱着那本关于“爱情”的厚书走了，心里一阵悲凉的失望。

院子里关于这个女人的八卦越来越离谱、越来越恶毒、越来越有嘲弄的味道，我听了这些肮脏的无稽之谈很难受；背地里，我同情这个女人，为她担心，可每次去找她，见到她那锐利的小眼睛、猫似的灵巧身体和那张总是喜气洋洋的脸，同情和担心便像烟一般消散了。

春天，她忽然离开去了某个地方，过了几天，她丈夫也搬走了。

那些房子还是空着，等新房客的时候，我跑去看了看，看到光秃秃的墙上，留着挂过画的正方形痕迹、一些弯曲的钉子和钉子钉过的伤痕。刷过漆的地板上，到处散落着五颜六色的碎布头、纸片、破药盒子、香水玻璃瓶，一枚大大的铜质胸针闪着光。

我一下子难过起来，很想再见到这位娇小的裁缝妻子，对她说，我是多么感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