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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可不准说啊……”

后来，这事很快就在日复一日的琐事中被淡忘了，没多久，我经历了一件很不爽的事情。

一个星期天，主人们一早就去做祷告礼拜，我把茶炊生上火，就去收拾屋子，这时，那个大孩子跑到厨房，把茶炊上的龙头拔下来，拿到桌子底下玩。茶炊里有很多炭火，水一漏完，茶炊就开焊了。我还在房间里，听到茶炊响声非同寻常，就跑到厨房，天啊，整个茶炊都变青了，在颤抖，就像要从桌子上蹦起来。龙头的套筒已经脱焊，软绵绵地耷拉下来；盖子已经歪向一边，把手下方滴着锡液，—这个浅紫带青的茶炊就像一个烂醉的酒鬼似的。我拿水泼过去，它吱地响了一声，就凄凉地瘫倒在地板上。

外面门铃响了，我打开门，老太婆迎面就问茶炊准备好没，我简短回答：

“准备好了。”

这句话是在尴尬害怕时脱口而出的，但被当成嘲笑而加重了惩罚。我被狠狠揍了一顿，老太婆扎了一小把松木柴打我，倒不是很痛，但是在背上皮肤下面深深留下了不少木刺。到了傍晚，我的背肿得跟枕头似的，第二天中午男主人不得不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一个个子高高、身材单薄得有些滑稽的医生验了我的伤，用浑厚的低音淡定地说：

“这是虐待，得写一份验伤报告！”

男主人脸红了，双脚沙沙蹭刮着地板，轻声对医生说了句什么，那医生越过他的脑袋望着一边，然后简短答道：

“不行，我不能这样做。”

但后来又问我：

“你要告发吗？”

我很痛，但还是说：

“不，快给我治吧……”

我被送到另一间房，放到手术台上，医生一边用冷冰冰的感觉很舒服的小镊子夹着刺，一边插科打诨：

“他们把你的皮折腾得够厚实，朋友，现在你是不会透水的了……”

这个叫人痒得受不了的手术一完，他说道：

“拔出来四十二根小木片，朋友，记住，你可以吹牛皮了！明天这个时候来换药。你常常挨打吗？”

我想了想，答道：

“以前，还要挨得多些……”

医生低沉着嗓子哈哈大笑起来：

“一切都会好的，朋友，都会好起来的！”

他把我带到男主人面前，对他说：

“包好了，领回去吧！明天带过来换纱布。算你走运—这孩子很搞笑……”

坐在马车上，男主人对我说：

“我也挨过打，彼什科夫，—那有什么办法？我也挨过打，老弟！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同情你，可是谁又该来同情我呢？没有人同情我！到处都是人—挤得很，可是，说到同情—连个狗崽子都没有！哎，畜生……”

他一路上都在骂，我同情他，也很感激他跟我说了这么多人话。

这家人像寿星一样迎接我，女人们打破砂锅问到底，要我说医生是怎么治疗的，他说了些什么，—她们听着，惊叹着，甜甜地咂巴着嘴，皱起眉头。我很惊讶她们对于疾病、痛苦和一切不快的事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我看出来，他们对我拒绝告发他们相当满意，趁着这事，我请求他们准许我找裁缝妻子借书看。他们不敢拒绝我，只有老太婆叫了起来：

“是个机灵鬼！”

过了一天，我站在裁缝妻子面前，她亲切地说：

“听说你生病了，送到医院去了，看来，全是瞎说吧？”

我默不作声，不好意思告诉她实情—干吗要她知道这残暴的伤心事呢，她跟其他人不一样，这就很好了。

于是，我又读起大部头的书来：大仲马、庞逊·德·泰尔莱利[　庞逊·德·泰尔莱利（1829—1871），法国作家，著有多卷的《罗坎博尔历险记》等惊险小说。]、蒙特潘、扎孔纳[　皮埃尔·扎孔纳（1817—1895），法国惊险小说家，著有《一个警察局密探的手记》等小说。]、加博里奥[　埃米尔·加博里奥（1832—1873），法国侦探小说创始人之一。]、埃马尔[　格卢·埃马尔（1818—1883），法国作家，写过一些以印第安人反对白人征服者为主题的惊险小说。]、布阿果贝[　布阿果贝（1821—1891），法国惊险小说家。]等人的厚厚的书，我都一本接一本地囫囵吞枣地迅速吞下去，我是多么愉快啊。我感觉自己也过起这非同寻常的生活了，这种生活激励着我，使我浑身充满活力。我那自己做的烛台又冒出了黑烟，我通宵达旦地读书，眼睛有点不给力了，老太婆亲昵地对我说：

“书呆子，等着瞧，你那眼珠子会爆的，你会瞎的！”

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在所有的这些情节精彩、错综复杂的书里，尽管事件不同、国家和城市不同，但讲的都是一回事：好人都走霉运，被坏人欺负；坏人总是比善人走运、聪明，但是最终总有个不可捉摸的东西打败了坏人，善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爱情”令人厌倦，所有的男人女人都用同样的话语谈情说爱。这种千篇一律的话语不仅无聊空洞，而且也容易引起猜疑。

有时，从头几页开始，我就能猜到谁胜谁败，故事线索一弄明白，我就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想象来解读它。放下书，我就思考，就像解算术教科书上的习题，越来越能算准，谁将进入万事如意的天堂，谁将坠入牢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