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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曾经的司炉雅科夫，奥西普在我眼中变得高大起来，挡住了所有人。他身上有某种非常接近司炉的东西，但同时，他也让我想起外公、鉴定家彼得·瓦西里耶夫、厨师斯穆雷，以及所有牢牢植入记忆中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就像铜钟上锈蚀的铜绿。很明显，他有两种思维模式：白天，上班的时候，他的思维比较简单明了、务实；而在休息时间，当他和我一起去找自己的干女儿，那个卖油煎饼的女小贩时，常常彻夜难眠。他有一些特别的夜间思维，像路灯一样，有多个方向，发着耀眼的光芒，但不知道哪一面是它们的真面目，也搞不清思想的哪一面更接近奥西普，对他来说更宝贵。

我觉得他比我以前遇见的所有人都聪明，我怀着那种围着司炉雅科夫转悠的紧张心情围着他转起来，—想弄明白、想看透这个人，可是他滑头、躲避、难以捉摸。真实的他藏在哪里呢？他身上哪一点可信呢？

我想起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你自己找找看，看我藏在哪里，去找啊！”

我的自尊心受伤了，但还有比自尊心更受伤的东西，—搞明白这个老头儿显得非常迫切了。

他总是难以捉摸，但又坚忍不拔。好像即使他再活一百年，还是会这样，在一群令人惊异的没有定性的人中间牢牢地守住自己。鉴定家就给了我这种坚定不移的印象，但那让我难受。奥西普的坚定不移则是另外一种，要舒服得多。

众人的摇摆不定总是强烈地夺人眼球，他们变戏法似的跳跃着换姿势，令我头晕目眩，我已经对这些难以解释的跳跃麻木了，它们熄灭了我对人们的兴趣，约束了我对他们的爱。

七月初的一天，一辆快散架的四轮轻便马车向我们工地飞驰而来。驭座上坐着一个面色阴沉不断打着嗝的大胡子马车夫，没戴帽子，嘴唇打破了。马车里，喝醉了的希什林软瘫着，一个胖乎乎的红脸女人挽住他的胳膊，她头戴一顶草帽，上面缀着红色蝴蝶结和玻璃樱桃，一只手拿着一顶小伞，赤脚穿着橡胶皮套鞋。她狂舞着小伞，身子乱摇着，哈哈大笑着嚷嚷：

“嗨，见鬼！集市还没开门呢，没有开张，可他们还把我叫来！”

格里戈里一身衣服皱巴巴地、撕得乱七八糟地从马车里爬出来，坐到地上，眼泪汪汪地对我们这些观众解释：

“我跪下，我罪孽深重啊！我想了想，就犯罪了，就这样了！叶菲穆什卡说：格里沙！格里沙……他确实这样说过，你们大家原谅我吧！我请你们大家吃饭。他说得对：人生苦短，潇洒走一回……”

那个女人大笑着跺着脚，套鞋都跺掉了，马车夫沉着脸叫起来：

“抓紧赶路！一群大嗓门，快走，马站不住了！”

那是匹年老体衰的劣马，满身大汗，就像埋在地里一样站在那里，这些放一起就令人忍俊不禁、十分滑稽。格里戈里手下的伙计们看着工头、他那漂亮的太太和那呆傻的马车夫，笑得前仰后合。

没有笑的只有福马，他跟我一起站在铺子门里，喃喃说道：

“把这猪扒了……他家有老婆呢，挺漂亮的娘们儿！”

马车夫一直在催着走，那女人从马车上下来，搀起格里戈里，放到自己脚边，挥了一下伞，大叫一声：

“走吧！”

伙计们善意地取笑着工头，羡慕他，随着福马一声吆喝，大家干起活儿来。看来，他看到格里戈里那种滑稽样，心里不好受。

“这也叫工头！”他嘟囔着，“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快回乡下去了……耐不住了……”

我替格里戈里感到难过，—这个戴玻璃樱桃草帽的女子跟他在一起真是荒唐至极！

我常常想，为什么格里戈里·希什林是工头，而福马·图奇科夫是伙计呢？

福马是个白净、鬈发的壮小伙，圆圆的脸上一个鹰钩鼻、一双灰色的眼睛，不像个乡下人，要是好好打扮一番，准被当成家境良好的纨绔子弟。他愁眉不展，很少说话，一说话就很实在。他识字，就负责工头的账目，造预算，善于督促同伴好好干活儿，但自己干活儿倒是不大乐意。

“工作，你是一辈子也做不完的啊。”他平静地说。说到书，他轻蔑地回答：

“什么都可以印出来，你想要什么，我就可以给你杜撰一个，这小菜一碟……”

但他对一切都认真倾听，如果有什么让他感兴趣，他就会打破砂锅问到底，老是在想着自己的什么事，总是用自己的尺度去度量。

有次我跟福马说，他该去当个工头，他懒懒地回答：

“要是一转手能挣几千那还差不多，但还是得东跑西颠的，要是为着几个小钱整天跟一帮人周旋—这就太无聊了。我还是想瞅准机会上奥兰基修道院去，我人长得帅，又壮实有力，说不定会有个寡妇老板娘看上我！还真有这样的事，—一个谢尔加茨城的小伙子两年之内就撞上大运娶了个城里的本地姑娘。他是去送圣像，被她一眼看上的……”

这都是他想好了的，—他知道很多在修道院出家然后走了捷径的故事。我不喜欢他的这些故事，也不喜欢他的歪脑筋，但我坚信他一定会去修道院。

集市开市了，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福马跑到小餐馆当了跑堂。我不好说这让他的伙伴们感到震惊，但他们都把他当笑话看。一到节假日，相约喝茶。就互相开着玩笑说：

“走，找咱们的跑堂去！”

一进小餐馆，众人就主人似的嚷嚷起来：

“喂，跑堂的！那个鬈发，过来！”

他走过来，略略抬起头问：

“点什么呢？”